费尔巴哈论读书心得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读书心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恩格斯为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而写的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这部著作写于1886年，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G.W.F.黑格尔、L.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和自然科学基础，深刻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领域中革命变革的实质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实现了马克思和他本人多年的愿望。马克思主义于19世纪40年代诞生，而在70年代在西欧社会广泛传播，一方面在工人阶级中产生广泛影响；另一方面，也遭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误解和攻击，他们企图用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错误思潮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时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而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很好得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分为四章。第一章中，恩格斯通过分析黑格尔哲学，阐述辩证法的发展观，指出它的历史背景，阶级实质和“合理内核”的历史作用，指出它的体系和方法之间的矛盾，以及黑格尔学派解体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过程。文章伊始，恩格斯便列举了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如文章中所说，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显然，他们都误读了黑格尔的这个命题。我认为，这句话中的“合乎理性”二字并不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意思，而是对“在一定历史阶段内事物存在的必然性”的一种解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难道文化大革命就不合理吗？尼采说过，“不能否定它的存在，而只能否定它存在的环境。”从历史的发展和环境来看，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成事物永远符合历史的进程，或者说对于历史进程来说永远合理。恩格斯在文章中阐述了哲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阶级实质和两重性，由此表达了自己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的理解，即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德国的资产阶级总体上说具有两面性，既向往革命又害怕革命，集中体现为黑格尔哲学的两重性，既要表达革命愿望，又不敢直言革命，而是在晦涩的言辞中隐藏着革命的激情。为此恩格斯提出了“两个不可能”：人的认识不可能最终完成，人类社会也不可能停滞不前。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任何事物都具有暂时性，根本不存在最终的、绝对的和神圣的东西。因此，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唯物辩证法还认为，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应，事物的辩证法决定认识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唯物辩证法主张，静止和稳定是相对的，运动和变化以及发展是绝对的。关于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恩格斯表示这其中“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在这个矛盾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他的方法，而是他的体系。这决定了黑格尔不能从他的辩证方法中作出明确的革命结论。文章从两方面分析了产生这一矛盾的阶级根源：从黑格尔的哲学观点上来看，人的认识是永无止境得发展着的。但是，按照传统的要求，他不得不以某种绝对地真理建立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不得不给人的认识一个终点，这才导致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地真理，这与其消除一切教条主义的辩证方法相矛盾。从人类的历史发展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无穷过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不过是这一过程中的暂时阶段，而所谓完美的社会与国家是不存在的。但是，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却不得不给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终点，不得不给人们一个所谓完美的社会，一个完美的国家。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其方法却是消除一切教条主义的辩证方法。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评述。在第二章，恩格斯主要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指出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第三章是第二章的继续，主要是对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分析批判。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的哲学时，肯定了费尔巴哈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立场。指出，费尔巴哈承认“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此外，还分析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以前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批判了费尔巴哈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揭示了费尔巴哈的以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为核心的历史唯心主义及其社会根源。另外，由于费尔巴哈本人也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问题，而拒绝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因此，恩格斯为了纠正施达克和费尔巴哈的错误，在未评述费尔巴哈哲学之前，首先确立一个评判的标准，详细论述哲学基本问题，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文章中，恩格斯把哲学基本问题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思维对存在，或者说精神对自然界来说，谁是本原，谁是派生的问题，或者像我们通常所说的，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哲学家们就是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恩格斯在第三段指出，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质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除此之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恩格斯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就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也就是关于世界的可知性问题。凡是断定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承认世界是可知的，就是可知论；凡是断定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的，就是不可知论。所以承认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这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恩格斯在第三章中主要批判了费尔巴哈宗教观和伦理观，揭露其唯心史观的根源。费尔巴哈用宗教解释历史，以为历史的变化是以宗教为根据的。恩格斯指出，在历史的发展中确实伴随着宗教的演变，但是，我们不能用宗教说明历史，而只能用历史说明宗教。宗教的变迁只有在历史的发展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费尔巴哈主张，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来具有的，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平等的。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道德原则上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道德原则都是历史的产物，抽象的道德原则是根本行不通的。尽管对幸福的理解是相对的，但是，对幸福的追求，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手段，否则，追求幸福就是一句空话。恩格斯指出，只有考察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才能够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费尔巴哈没有、也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正如恩格斯所说，“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第四章，恩格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它所实现的哲学变革，论述了辨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首先是从青年黑格尔谈起的，恩格斯指出，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只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也就是说，只有他，才在批判宗教、批判唯心主义的过程中走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但是，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仍然有很多的缺点，他的哲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也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但是在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过程中，却有一个唯一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就是以马克思的名字而命名的马克思学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它的特征有以下两点：第一，恩格斯指出，与唯心主义的虚构和想象相反，它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理解世界，从事实的内在联系把握事实，除此之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其它的意义。这也就是说，它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不仅是唯物的，而且是辩证的。第二，它“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这里主要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把唯物主义观点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社会生活，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是马克思的一大发现，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彻底性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和自然科学基础，即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和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三大发现；论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在历史上，德国的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地位后，失去了对理论掌握的兴趣，而工人阶级则渴望科学的理论。所以，“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原因就在于，科学的理论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因此，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人。而作为工人阶级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和新派别”。用劳动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集中体现。坚持用劳动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就是要充分肯定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主体，人民也是改革和发展的成果的享有主体。只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活力，努力确保人民群众享有社会财富的权力，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