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中哲教案

目录中国哲学史课教案节选之一导论中国哲学的特点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第一节哲学与中国哲学第二节中国哲学的特点第三节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国哲学史课教案节选之二第一编先秦时期的哲学发展第二章儒家、墨家与道家哲学的产生第一节孔子的哲学思想一、孔子的生平二、“为仁由己”的人文精神三、重视实践的理性态度四、“执两用中”的方法论第二节墨子的哲学思想一、墨子与墨家二、“兼以易别”的社会理想三、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四、墨子思想的历史影响第三节老子的哲学思想一、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二、“道”的形上世界的开辟三、“反者道之动”的辩证矛盾观四、“小国寡民”的社会历史观五、“静观”、“玄览”的直觉认识论六、老子思想的历史影响中国哲学史课教案节选之三第二编汉唐时期的哲学发展第一章秦汉时期的哲学发展第一节秦汉之际的哲学思潮一、新道家思潮二、新法家思潮三、新儒家思潮四、思维模式的转变第二节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一、董仲舒其人其学及其著述二、“天人感应”理论三、“天道不变”思想四、董仲舒哲学的历史影响第三节王充的哲学思想一、王充其人其学及其著述二、反对“天人感应”的元气论三、坚持“实事疾妄”的认识论四、王充哲学中的矛盾中国哲学史课教案节选之四第三编宋明时期的哲学发展第三章张载的哲学思想第一节张载其人其学第二节气论：“太虚即气”与“一物两体”一、“太虚即气”的宇宙论二、“一物两体”的辩证法第三节性论：“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一、“气”与“性”二、“天地之性”三、“气质之性”第四节知论：“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一、“性”与“知觉”二、“见闻之知”三、“德性所知第五节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中国哲学史课教案节选之五第四编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哲学第五章王夫之的哲学思想第一节王夫之：他的时代和他的精神第二节“太虚一实”的本体论一、“气”与“实”二、“气”与“理”三、“器”与“道”第三节“絪缊化生”的辩证法一、“絪缊”二、“一”与“两”三、“动”与“静”四、“变化日新”五、“乐观其反”与“趋时更新”第四节“理势相成”的历史观一、“古”与“今”二、“理”与“势”三、“天”与“人”第五节“能必副所”的认识论一、“己”与“物”二、“能”与“所”三、“形”与“神”四、“格物”与“致知”五、“知”与“行”六、“实践”第六节王夫之的历史影响中国哲学史课教案节选之六第四编近代中国的哲学发展第四章新文化运动与中西古今哲学的融会第一节新文化运动中的哲学论争一、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二、问题与主义论战三、科学与玄学论战第二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一、熊十力与“新唯识论”二、科学与哲学的划界三、“体用不二”四、“翕辟成变”五、“新唯识论”的意义第三节冯友兰的“新理学”一、冯友兰与“新理学”二、“真际”与“实际”三、“新理学”的基本结构四、人生境界论五、“新理学”的意义第四节金岳霖的“道论”一、金岳霖与“道论”二、“道是式－能”三、“无极而太极是为道”四、“道论”的忧患意识五、“道论”的意义中国哲学史课教案节选之一李维武撰写导论中国哲学的特点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在中国历史上所出现过的实际的哲学运动，另一层则是指哲学史家们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的实际的哲学运动进行研究、反思与概括，而对这一运动所作的自己的叙述与书写。前一层含义上的“中国哲学史”是不可能重复的，后一层含义上的“中国哲学史”是不断重写的。我们这门“中国哲学史”课程，正是在后一层含义上讲的，即是将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的实际的哲学运动所作的自己的叙述与书写，向同学们进行介绍和说明。我们介绍和说明的内容，涉及中国哲学发生发展的全过程，着重讲授从先秦到近代的中国哲学历史的基本线索、主要人物及其基本思想。为了对我们这门课程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了解，我们首先讲导论。在导论中，我们着重从方法论上谈三个问题：一是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二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三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节点列表第一节哲学与中国哲学1第二节中国哲学的特点3第三节中国哲学史的研究7第一节哲学与中国哲学“哲学”这个词在中国出现，是近百年的事。在19世纪时，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使用汉字的“哲学”二字表述源于古代希腊的西方哲学学说（philosophy）。中国晚清的外交家兼学者黄遵宪，将这一词由日本介绍到中国来。进入20世纪后，中国学术界逐渐接受并开始用“哲学”一词表述中外古今的哲学学说，从而开始出现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建立了“中国哲学”学科，开启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问和这门课程。但是，“哲学”一词晚近才在中国出现，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的哲学发生发展的实际进程，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反思和研究自己哲学历史的传统，应当说，中国很早就产生了自己的哲学，并形成了反思和研究自己哲学的传统。“中国哲学”这门学科，“中国哲学史”这门学问和这门课程，在形成中无疑受到了西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影响，但并不是用西方哲学史的框架对中国思想历史加以主观裁割而臆造出来的，而是有着自己实际的研究对象和自己悠久的研究传统。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作一探讨。哲学是什么？这是一个看来很容易回答、但实际上却很难回答的问题。几千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没有一个一致的答案。但对于大多数哲学家来说，他们都把哲学看作是爱智慧、求智慧的学问。所谓智慧，它不是知识，不是科学，不是技能，不是某种可以学会、背熟、运用的现成的东西，而是理解和希望，是人们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与世界联系的思想框架，是人们进行文化创造的想像力和批判力。智慧同知识相比，可以说更难获得、更加宝贵。它是在人的世世代代的追求中获得的、积累的、发展的。对知识的不断的追求，是各门实证科学的任务和科学家的事业；而对智慧的无穷的追求，则是哲学家的任务和哲学家的事业。哲学所追求的不是实际的知识，而是人类的智慧。哲学史上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各种各样的体系，就是历史上的哲学家对智慧进行艰苦追求的结晶。这一点，西方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早在春秋晚期，老子就自觉区分了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智慧的追求。在老子看来，人们的认识活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学”，另一种是“为道”。“为学”是对知识的追求，“为道”则是对智慧的追求。他认为这两种追求是不同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如果专注于知识，就会妨碍对智慧的追求；如果专注于实际的科学，就会妨碍思辨的哲学。近百年来，人们以汉字的“哲学”一词来翻译英语的“philosophy”一词，也正是在于“哲”字的古意中含有智慧之意。因此，中国与西方一样有自己的哲学。那种认为只有西方有哲学而中国没有哲学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哲学对智慧的追求，归根到底，也就是寻求人的生存智慧，使人能够在世界上更好地生存。因此，哲学所探讨、所思考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人的生存的最基本的关系。在人尚未脱离动物界之前，人与动物界、与整个自然界是混然一体的，人只是动物界、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当人通过自己的生命创造活动建构起自己的最初的文化世界的时候，人就开始脱离了动物界，同自然界区别开来、对立起来，这也就提出了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种人与世界的关系，当然有自然关系的成份，但本质上却是一种文化关系。在这个文化世界中，人建立了社会，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通过这个文化世界，人同自然界建立了联系，并不断扩大着这种联系。随着人的文化世界的不断扩大、逐渐复杂，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就不断扩大、逐渐复杂，包括了越来越多的方面与内容。但总的来说，人与世界的关系最基本的有三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三是前两种关系在人自身的反映（如身与心、理与欲、善与恶、知与行、理想与现实等等）。几千年的哲学史，主要就是环绕这些方面而展开的，从而形成了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人生观等哲学问题。对于这些哲学问题，千百年来哲学家们反复进行思考和探讨，形成了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因。当然在哲学史上，并不是所有时代的所有哲学家都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他们或者只对其中的某些问题感兴趣，或者超出这些问题的范围进行思考与探讨，但总的来说，哲学发展大致是环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哲学也与西方哲学相近似，都离不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讨。正如张岱年所说：“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序论第2页）也正是这样，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可以运用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对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加以揭示和阐释。但是，中国哲学毕竟是在与西方哲学完全不同的文化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有自己的文化的背景，有自己的独立的源流，有自己的发展的线索，有自己回答哲学问题的话语系统与致思方式，有自己的一以贯之的传统，因而在许多方面显示出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质。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不仅要重视它与西方哲学相似相通的地方，而且更要重视它与西方哲学相异相别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真正领会、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第二节中国哲学的特点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条件，而在近代以前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亦无机缘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因此，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具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点。在世界哲学发展中，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中国哲学有哪些自己的特点呢？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一、立足现实的态度中国哲学家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总是立足于现实世界。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中华民族在自己哲学史的开端，也曾出现过天命神权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状况。但与其他民族不同之点，就在于早在殷周之际，天命神权思想即开始动摇，发生了“天的人文化”过程；而春秋战国时期所产生的中国人文精神（包括儒家的入世的人文精神和道家的超越的人文精神），自身又具有消解宗教因素的作用，这就使得春秋末期以来的中国哲学家发展，都立足于现实世界，很少有彼岸世界的成份。即使在中国古代宗教哲学中，最终所追求的也往往不是彼岸世界。土生土长的道教讲长生久视，希望人们永远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中国化的禅宗讲顿悟成佛，反对追求辽远的天国。道教讲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禅宗讲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实反映了中国哲学的这一特点。正是这样，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普遍存在着把本体界与现象界割裂开来、对置起来的情况。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重视“百姓日用”，主张“极高明而道中庸”，“即世间而出世间”，认为理想的追求、精神的超越是一种现实的追求和内在的超越。即便是主张超越的人文精神的道家，也是如此。如庄子认为，人的精神上的自由追求，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而在西方哲学中，自巴门尼德以来就明确地将世界二分，认为只有本体界才是真实的存在，而现象界则不是真实的存在；至于“上帝”的概念，更是在从中世纪至近代的西方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直到尼采喊出“上帝死了”，才真正使西方哲学出现大转向。二、非实体性的思维中国哲学家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不是从分析对象世界入手，而是从考察对象世界的联系入手；不是追求决定这种关系的最终实体，而是探讨这种关系的各因素的联结及其功能。这一特点，从根本上说，是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相联系的。中国古代文化的最根本的特征，是悠久而不衰的农业文明。中华民族所处的亚洲东部的地理环境，使我们的先人没有像地中海沿岸的古代希腊人那样走向蓝色的海洋，也没有像一些游牧民族那样长久地骑在马背上，而是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广阔土地上发展起农业经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兴起与繁荣，促成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首先发展起来的是与农业生产联系最密切的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这些自然科学学科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从整体中各元素的分析入手，而是从整体中各元素的联系入手，来把握对象世界。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古代中国比古代希腊更早进入文明时代，产生了最初的奴隶制国家政权。与农业经济相适应，中国奴隶制保持了氏族公社的血缘纽带，并由此建立了一整套金字塔式的世袭等级特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