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措施研究

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措施研究历史与社会学院历史学专业2013级秦文博摘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企图以轰炸中国的抗战大后方基地重庆，达到摧毁中国抗战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的目的。为粉碎日军的狂妄企图，重庆人民在国民政府和防空当局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且成效显著的防空斗争。本文对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工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建设防空工程、实施人口疏散和空袭后的救护工作三方面入手，阐述和分析了以上防空措施的实施、管理状况，从积极意义和主要缺陷两方面对其在抗战时期重庆防空中的作用作出评价。关键词：抗战时期；重庆防空；大轰炸；日机空袭抗战时期的重庆大轰炸自1938年至1944年结束，在长达6年零10个月间，日机对重庆的军事目标、政府机关、居民区投放大量爆炸弹、燃烧弹，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重庆官民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反轰炸斗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积极防空（空军作战、地面高射炮部队作战）能力有限、制空权丧失殆尽，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更主要的是采取了构筑防空工程、实施人口疏散、开展空袭救护等消极防空措施，以躲避日机轰炸、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因此，笔者主要从消极防空措施角度对抗战时期的重庆防空状况作出研究分析，以此引起人们对抗战史上防空建设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一、重庆防空工程的建设与管理重庆是易守难攻的山城，岩石坚硬、地形复杂成为了重庆人民抵抗日机狂轰滥炸的有力武器。挖地下防空洞是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的创造，被誉为“当时世界各国伟大的都市防空工程”[2]。（一）防空工程的建设为保障战时重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稳定战时首都正常的工作、生产与生活秩序，重庆人民充分利用重庆的地形地质特征，在坚硬的岩石上开挖、建造防空洞、沟、壕、室，它的建设分为发端和兴筑两个阶段。-1-1.防空避难设备的发端早在日机还未轰炸重庆的1937年9月1日，重庆市便成立了防空司令部，组织防空演习，呼吁重庆进行防空设备建设并宣传防空知识。由此分析，重庆社会各界还是较有预见的。10月上旬，防空司令部在中央公园构筑防空壕样板，供市民、机关、学校等团体参观，并发动其挖凿防空壕、洞，重庆市构筑防空工程自此开始。12月，重庆市政府等机关开始勘踏重庆公共防空大隧道，并对干线经过地点进行测量选择。截止1937年年底，南岸区共建成简易防空壕260余个，可容纳3000余人，至1938年2月中旬，重庆市已建成的12处大型防空壕可容纳12000-13000余人[3]。在这一阶段，尽管已取得一些成果，但大多数市民仍处于观望、彷徨状态，以至防空经费筹措迟缓,计划迟迟不能实现。2.防空避难的兴筑1938年2月，日机首次袭渝，催化了重庆防空避难设备的建设。8月，随着国府迁渝及重庆公共防空大隧道的破土动工，防空壕的建设工作全面启动[4]。大隧道横贯老城区的南北东西，全长预计3722米，是全市最大的公共防空隧道，完工后可容纳4万。尤其，1939年的“五三”、“五四”轰炸，两天内共炸死、炸伤市民6314人，毁灭房屋3686栋又1185间，市民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数[5]。重庆官民从惨痛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防空洞、壕的作用。一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经费，加快公共防空洞的施工进度；另一方面，发动市民自建或合建防空洞，除在工程设计、技术要求、质量检验等方面提供服务外，还在经费上予以补助。截止1941年底，全市各类防空工程容量达46.17万人，当时重庆市常住人口为68-79万，防空洞壕的最大总容量已基本满足市民需求，且之后的两年中还在逐年增加[6]。（二）防空工程的工程质量与管理在战争的背景下，修建防空避难设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伟大的工程，而怎样去管理、利用好这些防空避难设施，则是一件比修建更为复杂、困难的事。在防空避难设施本身的内部设备方面，主要有建设中的通风防毒等技术性难题、建成后的保洁卫生问题；在对防空洞管理上又存在着市民入洞办法与洞内秩序等难题。1.避难设施内部设备方面的难题1939年的“五•三”、“五•四”轰炸，严重考验了重庆的消极防空状况，针对暴露的种种问题，重庆市成立联合检查组对公有防空洞壕进行检查，发现各防空洞壕普遍存在着工程-2-和卫生两方面的问题。工程方面，在防空洞壕的建设中，洞口距离太近、洞顶石质不坚、部分洞壕的倒塌口封塞，及建筑中官商贪污经费，造成的修建速度缓慢、设施简陋等安全隐患。卫生方面，洞内存有石渣和积水，均无木栅坐凳、厕所，缺乏通风及防毒设备，洞外有粪便、死鼠，垃圾成堆，洞口洞内污秽不洁[7]。2.市民入洞办法与洞内秩序问题防空洞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政府和国民党高官、财界人士，有个人专用的防空洞。第二类是政府机关、公司专用的防空设施。最后是普通市民公用的防空洞。当然，前两类防空洞条件要优越的多，于是出现了一种“空袭买卖”，个人和公司专用的防空洞向市民出售入洞证敛财等[8]。此外，还存在着民众向市民自建防空壕趋避时，有的被拒绝或被勒索避难费等现象，以至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洞内秩序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公共防空大隧道由于拥挤、混乱及洞内照明不佳，可能会导致一些踩踏事件；由于防空洞设计不合理，洞内闷热，空气不畅，在警报未解除前，洞中一些市民会向洞口挤以通风换气，洞口的人为了安全又向里挤，而洞门是向里开得，会造成洞口堵塞、缺氧问题。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以致酿成了1941年6月5日震惊中外的“大隧道窒息惨案”，造成1008人窒息死亡，165人受伤[9]。（三）防空工程的改进与评价“大隧道窒息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在查办失职人员的同时，成立了“防空洞管理委员会”、“防空洞工程技术改进委员会”。通过召开会议就防空洞本身的设备未周及防空洞管理过程中的管理不完善等种种问题逐一反复商计，最终形成了《陪都防空洞管理改进方案》、《陪都私有防空洞管理规则》等一系列法规法令，改变了过去管理机构重叠互相推诿的状况。1.防空工程的设备及管理改进在防空洞内部设施的改进方面，明确要求凡是大隧道及千人以上的防空洞，要配有电灯（同时备有油灯），有线电、无线电通讯及军用电话等设施。其他小型防空洞壕也要有人力通风设备、油灯和通讯设施。在防空洞的管理方面，专门成立“重庆市防空洞管理处”，在管理处之下设有电力、通风、照明、排水设备管理队及清洁队负责相应事务，对防空洞设洞长、副洞长管理全洞人员的出入，处理洞内一切事务，同时还禁止私有防空壕勒索避难费，-3-视各防空洞之容量多少，严格凭证入洞制度[10]。2.防空工程在反轰炸中的作用抗战时期的重庆不但是“大后方”，也是战争的最前沿；重庆不但是灾难深重的城市，也是高举民族复兴伟大旗帜的英雄城市，曾受到各国广泛赞誉的“都市防空工程”，是重庆人民在反轰炸斗争中创造的一大奇观[11]。总体而言，这张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空工程网，是数以万计的重庆人民，以最原始的工具、最笨拙的方法，一锤一撬地打挖出来的，防空设施虽然较为简陋，却为躲避轰炸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藏身之处，在重庆大轰炸的岁月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2]。防空工程建设构筑了坚实的防空基石，相当一部分工业生产都是在防空洞内进行的，保障了后方拥有持续抗战的物资、力量，有效的支援了前方抗战，挫败了日军的战略、政略企图，它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功绩是主要的。但不容否认，防空工程也存在着一些弊端，由于国民政府和重庆人民自身的原因，防空洞的设计不够合理、完善，官商贪污腐败、偷工减料，在通风、防毒、照明等方面缺乏应有设备，加之防空洞管理的混乱，制约了其功能的发挥，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二、空袭期间人口疏散的实施及其效果重庆市民当时躲避轰炸有“岩洞派”和“乡下派”两类群体。岩洞派就是人们在空袭前准备好贵重物品，一旦警报响起，连人带东西立即钻洞；另一种是当雾季过后，老百姓直接疏散到附近的乡下，这种方式被称作乡下派[13]。重庆有“雾都”之称，冬春季节是重庆的雾季，日机看不到轰炸目标，雾便起到了天然防空作用，但雾季过后，城区便暴露在日机的空袭目标下，过度集中的人口、政府机关、商业区，无疑会造成惨重的损失，于是人口疏散应运而生。（一）未雨绸缪——提出疏散人口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市区主要是指渝中半岛中区（旧城区，今渝中区），还不包括南岸、江北县等近郊，沙磁、北碚、大渡口，则是乡下，当时的郊外疏散目的地。1936年，重-4-庆市区人口只有33万人，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机关，东部工厂、学校等团体迁至重庆后，1938年重庆实际人口便达到六七十万。重庆战时首都的重要地位，加之有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不设防城市的前车之鉴，所以无论是防空专家还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早在1938年初即有将重庆市区人口及重要物资、设备移设四郊的构想。1938年7月，政府各机关的代表举行“疏散本市人口”为主题的专门会议，决定：统一规划入川难民，将城区市民移驻近郊、各乡镇或附近各县。1938年10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颁布了《重庆市疏散人口办法》，规定将应疏散之人口，限期迁出本市[14]，各有关负责机关纷纷行动起来：市政府集中各方交通力量，如私人汽车、沿江各县的大小木船等以备随时疏散市民，并规定力夫搬运不准抬价敲诈；市警察局则一周内完成户口调查，以作好各户何种职业应否疏散等准备，巴县县政府决定开辟歌乐山、磁器口等乡镇为市民疏散地并负责集资建房，供疏散市民居住；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则制定出《市民防空须知》广泛张贴在全市的大街小巷，告知市民。在大规模的空袭轰炸到来之前，重庆地方当局便已未雨绸缪，作了疏散城区人口的准备。（二）人口疏散的实施如前所述，重庆市的人口疏散始于1938年10月，但在日机大规模空袭重庆之前，执行的范围也是较小的，整个1938年，共疏散市民仅12211人[15]。人口疏散政策和其他消极防空措施一样，是在残酷的大轰炸中不断完善的，根据其执行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1.前期人口疏散随着1939年1月，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重庆，尤其是1月15日因轰炸而死亡的市民多达119人、受伤166人，重庆市“一般民众，鉴于被难者之惨状，为避免无谓牺牲起见，均纷纷自动疏散，迁徙下乡，连日不下数万人”,经过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到1939年3月15日止，重庆市历次劝导疏散的人口已多达16万余人[16]，4月10日，重庆市疏建委员会正式成立，随后制定了《重庆市疏建委员会疏建方案》，在疏的方面，将80%的人口向近郊、川黔公路两侧及各县较大乡镇，限于5月31日前陆续实行疏散，号召学校、工厂、金融业及其他各机关团体迁往乡间；建的方面，由政府负责建造新村，征集乡镇房屋，同时对疏建地的治安维护、教育设施卫生设备、人民借贷所的组设等作了十分详细的规定。-5-正当疏建工作分步实施推进之际，1939年的“五•三”、“五•四”轰炸打乱了疏散的方针和计划，但同时也迅速加快了市民自动疏散的步伐，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开会决定集中一切交通力量负责疏散。从5月5日到7日的三天之内，重庆城内统计可查的疏散市民就多达25万余人[17]，这次轰炸不仅使广大市民向城外大规模自动疏散，还是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机关向外疏散的开始，中央各机关有的在城市设立一个简易的办事处，有的全部迁往乡下，疏散的十分顺畅和彻底，既保证了自身安全与其职能的有效运转，同时也为地方各机关的疏散树立了榜样。2.后期人口疏散1940年以后，随着日机轰炸的加剧，重庆卫戍司令部在加强人口疏散和限制已疏散人口再返回城市的同时，加大了重庆市各地方机关、团体的疏散力度，颁布了《驻在重庆市各地方机关疏散实施办法》，内容详细、具体。然而，从研究者掌握的资料来看，驻重庆各地方机关远不如中央机关疏散得彻底，而且各机关团体还凭借手中的特权，在居住证、防空证的发放方面，对普通百姓限制严格，而对自己及其员工眷属则放的很松，不仅造成各地方机关团体的疏散收效甚微，而且还影响了普通市民的疏散积极性。（三）人口疏散的评价抗战时期的人口疏散是随着日机轰炸重庆的频度、剧烈程度而周而复始地进行的。就具体执行效果而言，在前期疏散中，成效明显。1939年年底，重庆市区人口由疏散前的超过70万人，降为疏散后的396445人，疏散人口超过30万，国民党中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