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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中国特色政府绩效审计的战略思考摘要:政府绩效审计是政府审计的发展方向。历史发展表明,政府绩效审计的演进与政府行政发展改革密不可分。伴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掀起,有力地推进了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目前,政府绩效审计方兴未艾,预计这种发展趋势将日趋增强并主导、引领整个政府的审计活动。政府绩效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是根源于公共资源有限性与政府需求无限性的矛盾,直接动因是公共受托责任,内在动力是政府财务审计失灵。尽管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有力促进了政府绩效的提高,然而它在发展进程中,仍然还受一些瓶颈要素的制约。面对新的形势和机遇,政府审计机关应当打破旧的观念束缚,创新理念,在新的平台上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绩效审计。关键词:政府绩效审计公共受托责任民主政治新公共管理中国特色一、引言实践已经证明,政府绩效审计弥补了传统财务审计仅对财务报表是否真实与公允发表意见的缺陷,为政府提高公共管理的效果、明确公共管理责任以及加强公众对社会的监督、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和工具。绩效审计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成为西方国家政府审计的主流。西方审计学者认为,在政府审计史上,能否不失时机地选择并接受绩效审计,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政府审计是否具有活力的标志之一①。美国是较早将绩效审计注入政府审计的国家,早在1972年,美国政府审计师用于绩效审计工作量就已占其总工作量的86%②。但在我国,绩效审计还仅仅开始,确切地说,是沿着西方国家走过的路径亦步亦趋,与《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③提出的“到2012年,每年所有的审计项目都开展绩效审计”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为此,我们必须积极应对,研究先进国家政府绩效①邢俊芳,接轨国际效益审计谋求中国审计发展机遇(代序),《最新国外效益审计(上)》,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7页。②张继勋,国外政府绩效审计及其启示,《审计研究》2000年第1期,第55页。③中国审计报,2008年7月14日,第3版。—2—审计的发展经验,分析制约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的瓶颈要素,打破旧的观念束缚,创新理念,在新的平台上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绩效审计。二、美英等国家政府绩效审计发展考察20世纪40年代后,美英等国家公共开支大幅度增长,公共资源与需求矛盾日益尖锐,公众对政府承担公共责任的要求日趋高涨,对政府使用公共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关注迫切,在蓬勃高涨的民主意识压力下,美英等国家纷纷建立了适应各自国情的政府绩效审计模式。政府绩效审计的演进与政府行政发展改革密不可分,伴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掀起,20世纪70年代后,美英等国家政府绩效审计得到长足发展。目前,这些国家的政府绩效审计方兴未艾,预计这种发展趋势将日趋增强并主导、引领整个政府的审计活动。(一)美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考察美国是政府绩效审计的先驱。早在1945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联邦公司控制法案》(theGovernmentCorporationControlAct),要求美国审计总署(GAO)不仅直接评价公营企业的合规性,而且应对管理效率和内部控制的效率加以评价,并向国会报告。到了20世纪60年代,审计总署率先把注意力转向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审计。1972年,审计总署出版了《政府组织、计划项目、活动和职责的审计准则》(StandardsforAuditof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Programs,ActivitiesandFunctions.俗称“黄皮书”),首次将绩效审计列作政府审计的类型之一,并加以规范,从此使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步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这一时期,审计总署以项目评估为中心,开展了反贫困、能源等多个重大项目的绩效审计,为绩效审计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审计总署又于1981、1988、1994、2003和2007年5次对“黄皮书”进行了修订,并在其再版时改称为《政府审计准则》。修订后的准则对绩效审计定义、目标、现场实施、报告等的规定更加具体、明确。随之审计范围不断扩展,日益广泛,包括能源供应、国民健康、国家防务、交通安全、军费开支、税收政策、人力资源、平等就业、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均被纳入绩效审计视野。此时的绩效审计已经日趋成熟,方法多样,成效显著(陈宋生等,—3—2006)。2004月7月7日,审计总署将其使用了83年之久的机构名称“GeneralAccountingOffice”改为“GovernmentAccountabilityOffice”。尽管更名事小,但预示着美国审计未来的发展方向,正如时任美国审计长戴维M·沃克所说的,“新名称将会更明确地表明,审计总署的首要任务是提高联邦政府的绩效,保证联邦政府尽到对议会和美国公众的责任”①。(二)英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考察据考证,英国是最早开展政府绩效审计的国家。在英国,绩效审计被称为“ValueforMoneyAudit”,一般翻译为货币价值审计。早在1314年,英国就在财政部内任命了第一位审计长。1861年,下议院根据财政大臣建议,建立了公共账目委员会(PublicAccountsCommittee)。随后,根据1866年《国库和审计部门法》设立了主计审计长。由于主计审计长必须向议会报告政府账目的审计情况,有机会思考公共资金的有效使用问题,并在审计中付诸实施,具有绩效性质的审计随之浮出水面。尽管主计审计长开展绩效审计没有得到法律授权,但得到了公共账目委员会的支持和充分肯定,绩效审计发挥的作用随之更加明显。随着审计职能的不断加强,议会和政府都意识到有必要对政府审计的法律环境进行改革。1980年3月,政府发表了《主计审计长作用》的“绿皮书”。“绿皮书”认为应通过新的审计立法,明确主计审计长开展绩效审计的权限。在这种情况下,议会于1983年通过了《国家审计法》(NationalAuditAct)。该法规定主计审计长为下议院官员,要求通过建立审计署(NAO)协助主计审计长开展审计工作;主计审计长可以对任何部门、机构和其他团体进行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检查。1997年,审计署发布了绩效审计手册,初步确立了绩效审计准则体系。随后审计署不断对该手册进行修订完善,并于2003年发布了新版绩效审计手册。依据这些法律和手册,审计署不断开拓绩效审计新领域。2000年后,审计署有50%左右的审计业务属于绩效审计,每年完成约60个绩效审计项目,涉及国防、教育、环境、卫生、养老、文化、体育、法律、议会、财政、外事、农业、交通,以及公共服务与私营合作等几乎所有主要的政府部门、①美国审计总署更名预示美国审计未来发展方向,《中国内部审计》2005年第3期,第73页。—4—行政和公共机构,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①。政府绩效审计在英国无疑正在走向成熟。除美英等国外,其他国家的政府绩效审计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日本、巴西、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政府绩效审计已成为世界政府审计的潮流和发展方向,成为一个国家社会民主发展和公共管理科学水平的象征(王素梅,2011)。美英等国家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情况表明,政府审计机关全面开展绩效审计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发展绩效审计,要不断完善绩效审计法规和准则体系,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要注重人才资源建设,优化人才结构,培养和引进适应绩效审计工作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要扩大绩效审计范围,扩展绩效审计领域,涵盖政府涉足或准备涉足的各个方面。要提高绩效审计的透明度,主动公开绩效审计的过程和结果。美英等先进国家政府绩效审计的上述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在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政府绩效审计时借鉴。三、政府绩效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政府绩效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内在根源。刘家义(2004)认为,绩效审计的产生,归纳起来主要是受托责任、经济发展、政治制衡和技术方法4个因素;卓越(2007)认为,政府绩效审计的兴起动因包括政府部门支出的不断增加、公民民主意识的日益增强、新公共管理的强力推动、相关技术方法的发展铺垫、各种学科知识的理论基础、传统财务审计的失败或失灵;蔡春和刘学华等(2006)认为,绩效审计的产生根源于政府公共支出不断膨胀和国家经济资源有限的矛盾,公共受托责任是推动绩效审计发展的直接动因,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促使绩效审计事业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最重要原因;《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研究》课题组(2007)认为,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的产生和发展受到社会、政治、法律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取决于审计职业界自身的胜任能力。我们认为,公共资源的有限性与政府需求的无限性矛盾是绩效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公众民主意识增强和公共受托责任是绩①罗美富,李季泽,章轲:《英国绩效审计》,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0页。—5—效审计发展的直接动因,新公共管理运动是绩效审计兴起的最重要原因,财务审计失灵是绩效审计产生的内在动力。(一)公共资源的有限性与政府需求的无限性矛盾是绩效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源众所周知,国家权力的本源在于公众。公众将公共资源交给政府,由政府按照公众的意志治理国家公共事务,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公众个人或市场做不了、做不好或不愿做的事情。但是,公共资源是有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主张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随之而来政府机构的规模不断扩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范围日益扩展,政府机构对公共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公共资源供给有限性与需求无限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公众作为公共资源的拥有者希望获得政府使用和管理公共资源效率和效果方面的信息越来越强烈,绩效审计正好满足了公众这方面的需要。可见,绩效审计的产生根源于政府公共支出不断膨胀和国家经济资源有限的矛盾发展中,公众和立法机关要求政府加强对所使用和管理的公共资源提高“3E”,从而更好地履行对公众和立法机关所承担的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需要,而立法机关的权力及其实施是将这种需要变成现实的必须保障条件(蔡春和刘学华等,2006)。(二)公众民主意识增强和公共受托责任是绩效审计发展的直接动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国公共资源应属于该国公众所有,政府只是受公众委托管理和使用这些公共资源,所以政府必须就其行动、失职行为、决策、政策与支出对公众负责,如实报告公共资源的使用及其后果。如果政府不如实提供公共资源管理和使用的信息,将极大损害公众的利益,而且导致政府的权力失去监督,容易滋生政府腐败。为了保证信息的真实完整,政府要向公众报告,而且该报告还需经过政府审计。在民主发展初期,公众只要求“一切取之于民的,必须用之于民”,不按照公众意志管理和使用公共资源,政府就应负责任,应接受审计。此时的审计属于财务审计。“随着公共意识的增强,对管理公共资源的个人或实体应负公共责任—6—的要求日益明显,因此,需要确立责任程序并使其行之有效”①。即“一切取之于民的,必须经济有效地用之于民”。用于民而不经济,用于民而没有达到公众预期的效果,政府仍要负责,仍要接受审计。此时的审计属于绩效审计。这说明,随着公众民主意识的增强,公共受托责任的内容和要求随之拓展,从而促使政府审计重心从财务审计转移至绩效审计。(三)新公共管理运动是绩效审计兴起的最重要原因新公共管理运动(NewPublicManagement)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一场声势浩大且旷日持久的政府改革和再造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借鉴企业管理的理念、方法和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用市场的力量改造政府,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明确政府责任,增强政府的服务意识。其核心特征是对政府绩效和责任的高度关注。建设一个优质、高效、经济和负责任的政府成为理论研究者、政治改革家及公众的共识。公众对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果和明确政府履行责任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使政府承担社会和经济的义务日趋扩大。新公共管理运动又主要体现为以“3E”为标准的、市场化的绩效评价,从而将绩效审计与其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极大地推动了绩效审计的发展。正如李璐(2009)所说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提供
本文标题:构建中国特色政府绩效审计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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