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与“世界新秩序”神话的破灭

恐怖主义与“世界新秩序”神话的破灭作者：殷之光国当地时间6月12日凌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同性恋酒吧发生枪击事件，迄今已造成50人死亡，另有五十余人受伤。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枪击事件，也是9.11事件以来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恐怖袭击。本文作者殷之光认为，“9·11”之后的世界秩序似乎走向了一个困境。一方面，以政治伊斯兰为代表的对新自由主义世界霸权的反抗，以反现代的暴力方式建立一种以“伊斯兰”为中心的新霸权秩序。另一方面，在“反恐战争”的语境下进行的战争行动，则从一开始便继承了老布什时代美国在全球推行的“世界新秩序”霸权。恐怖主义：“边缘地带”的狂热？2016年4月25日，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AshrafGhanī）在国民议会发表的演讲。演讲中，加尼将塔利班武装称为谋杀犯。加尼表示，他不再希望能够通过巴基斯坦斡旋与塔利班进行谈判。阿富汗国民安全部队将会直接着手打击包括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在内的军事组织。加尼的演讲是近些年来阿富汗政府对塔利班等伊斯兰军事武装势力最强硬的一次表态。这也引起了来自塔利班方面的强烈反应。4月26日，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即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政权）发言人卡里·约瑟夫·艾赫迈迪（QārīMuhammadYusufAhmadī）在塔利班官方新闻网站Shahamat上发表了一篇讲话稿，回应加尼。正如几乎所有“政治伊斯兰”（PoliticalIslam）话语一样，讲话中，艾赫迈迪采用了二元论修辞方式，将阿富汗联合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对立视为穆斯林与“异教徒”之间的本质冲突。然而，更有趣的是，在其讲话开头，他将这种身份政治的冲突放在了两种世界秩序的历史对抗线索下。他认为，美国对阿富汗的入侵是一条漫长世界历史线索中的第三阶段。在他看来，相互冲突的世界历史开始于11世纪中期，即十字军东征时期。这条线索的主轴是西方对“伊斯兰世界乌玛（Ummah）秩序的不断攻击”。其目的是为了“压制、奴役”穆斯林世界，并对穆斯林黄金时代所取得的势力影响进行反扑。从艾赫迈迪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乌玛不但被理解为一种超世的道德理想，也是一种现世的政治秩序。它与其他诸种普遍主义世界观之间，通过政治与军事冲突，争夺对世界政治秩序合法性以及世界历史叙述的解释权利。这种秩序冲突被称为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waragainstIslam）。而由于伊斯兰乌玛是一种终极性的普遍性秩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终点，因此这条对抗性的主线可以被用来理解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艾赫迈迪将这种对抗的历史分为三个不连续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1世纪中期到13世纪末期，这段时期的历史被十字军东征所主导。第二阶段开始于18世纪，这一到20世纪中期结束的阶段被“帝国主义战争”所主导。有趣的是，艾赫迈迪将冷战时期“东方阵营”视为阻挡西方直接入侵的堡垒。随着苏联的解体，老布什政府开始推行“世界新秩序”（NewWorldOrder），穆斯林与西方冲突的历史随着美国2001年入侵阿富汗，开始了其第三阶段。这种建立在穆斯林身份认同上的历史主义叙事，构成了“政治伊斯兰”号召力的基础之一。它用“我们”对抗“他们”这种身份政治的逻辑去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用这种二元论的框架去重述世界的历史、现在以及未来。在今天的讨论中，“恐怖主义”被视为一种癌症。是与这个现代世界格格不入的反现代者。但同时，它仿佛又是一个当代历史的创造物，它伴随着2001年9月11日世贸大厦倒塌的灰烬“产生”于世界媒体面前。这一极具标志性的诞生故事又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确，“9·11事件”在当代世界里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象征意义。无论是在袭击者还是被袭击者眼里，世贸大厦都象征着21世纪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金融核心。2004年1月4日半岛电视台阿语频道中披露的奥萨马·本·拉登的著名“教令”则更加确认了这种象征意义。本·拉登将这场针对西方世界的“圣战”称为一场“我们对抗他们”的“宗教－经济战争”（areligious-economicwar）。而他本人，也变成了21世纪这种对抗中，来自世界资本主义秩序边缘地带人们最无奈的象征性符号。本·拉登的头像被制成文化衫、招贴画、甚至手机屏保，肆无忌惮地出现在蒙巴萨、尼亚美、泗水、白沙瓦、里约热内卢、卡拉卡斯的街头。他所代表的这股粗暴的力量，甚至被当作对抗美国霸权的另一种“超级大国”（superpower），在那些被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遗忘的边缘野蛮生长。与世界“边缘地带”出现的这种狂热相对的，是在今天世界秩序“中心”对“恐怖主义”以及“政治伊斯兰”徒劳的规训。“9·11”之后开始的“反恐战争”（waronterrorism）时至今天已经进行了15年。本·拉登也在2011年被正式宣告击毙。然而，受到这一政策直接影响的西亚与北非地区却并未因此而平静。相反，随着“反恐战争”从阿富汗蔓延到伊拉克之后，一股被称为“伊斯兰国”的力量却悄然兴起。在几乎被清缴殆尽的伊拉克复兴党与基地组织的基础上，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破碎的领土上，建立起了一个试图实践“伊斯兰”政治理想的政权。这当然并非是“政治伊斯兰”力量第一次展现他们的建国理想。本文开头谈到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则早在上世纪末，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便开始尝试建立起一个民族政府。然而，在面对这两种挑战的时候，美国作为“反恐战争”的发起者与主导者，却并没能提供一种前后一致的可靠判断。“反恐战争”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保守主义者从国家利益出发，对双重标准的运用。最近的一次案例是美国白宫发言人舒尔茨（EricShultz）在2015年1月28日答记者问时，将塔利班定性为“armedinsurgency”（武装叛乱）。与之相对的是被定性为“terroristgroup”（恐怖组织）的“伊斯兰国”。虽然与“伊斯兰国”所设想的世界帝国不同，但塔利班这种建国理想以及同西方“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对抗的强烈态度，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在穆斯林世界中从19世纪末便开始的一场连续性变革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对“政治伊斯兰”的叙述却试图将其历史描述为一种特殊的、少数的情况。除了“政治伊斯兰”这一概念之外，西方知识体系还创造出了诸如“伊斯兰主义”（Islamism）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fundamentalism）等一系列词语，试图将这种穆斯林的政治参与和激进的对抗情绪规训到某种特殊范畴内。由此希望表明其与“正统”宗教信仰的差异。而在“政治伊斯兰”话语内部，这种行动却像是一种“西方帝国主义的宣传”策略，旨在消磨穆斯林坚定的“斗争意识”。同样，今天对“反恐战争”的批评也被一种相对主义所笼罩。体现这种态度最著名的表述就是“你的恐怖分子是我的自由斗士”（yourterroristismyfreedomfighter）。这句起源于西方流行文化中的虚无主义自白有许多变种。在公众对“反恐战争”的讨论中，许多美国左翼中间对里根时代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几乎都陷入了这种道德相对主义的立场之中。与来自伊斯兰话语内部那种简单粗暴，但却充满全球野心的历史主义叙述相比，无论是左翼自由主义者，还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保守主义者们的陈述都显得苍白无力。于是，“9·11”之后的世界秩序似乎走向了一个困境。一方面，以政治伊斯兰为代表的对新自由主义世界霸权的反抗，以反现代的暴力方式建立一种以“伊斯兰”为中心的新霸权秩序。另一方面，在“反恐战争”的语境下进行的战争行动，则从一开始便继承了老布什时代美国在全球推行的“世界新秩序”霸权。冷战与共产主义世界秩序论述的衰落正如其理论家与吹鼓手们阐述的一样，“政治伊斯兰”——或者更确切说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敌人的圣战观念——的确产生于19世纪中晚期殖民主义世界扩张的政治现场中。然而，我们也同样需要注意，与这种以穆斯林认同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叙述同时产生的，还有一种以阶级认同为基础的国际主义理想。而在这种理想基础上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则对包括大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今天也译作泛伊斯兰主义）在内的20世纪世界政治格局的许多普遍主义政治话语都进行了积极的批判。在20世纪，这种理论批判也建立在共产国际从支持去殖民独立与民族平等运动，到反法西斯的世界革命实践基础上。也正是在这种变动中的世界革命现实需要下，共产国际对“政治伊斯兰”的反帝行动做出了基本批判。从这种以阶级联合为基础的普遍主义理想出发，列宁将俄国与土耳其境内兴起的“大伊斯兰主义”定义为“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政治活动。在阶级认同基础上对大伊斯兰主义进行的批判并不是孤立的两种认同话语的冲突。它还伴随着一系列重要的政治行动。首先，在一个反对阶级压迫、殖民与财政奴役的政治前提下，对世界范围内民族平等的强调和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构成了列宁对大伊斯兰主义批判的基础。大伊斯兰主义被视为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相似物。同时，这种批判的前提还包括“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资源追求联盟和统一的愿望”。此外，在这个世界阶级联盟中，平等是以“消灭阶级”为最终目标的政治实践。列宁这种在阶级平等理想下对民族自决的强调和对狭隘民族主义/大伊斯兰主义等的批判，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虽然，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下，大伊斯兰主义并未成为一个显著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穆斯林这一宗教身份认同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缺席。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中，对穆斯林群众的争取很大程度上被包含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两个互通的线索内，并建立在国际层面的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国内层面的统一与分裂，以及民族身份层面的大汉族民族主义和狭隘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这三组辩证关系基础上。而这些都离不开共产主义世界理想中，对建设未来世界平等秩序的追求，以及相应的以阶级话语阐释世界过去与当代秩序的雄心。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冷战的缓和伴随着阶级话语的退潮，以及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理想的衰落。而与之相伴的，则是“政治伊斯兰”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第三世界内的复苏。一些冷战末期的西方学者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工具主义的阐释。“政治伊斯兰”在第三世界地区的复兴被看作是在苏联强权萎缩后，地缘政治权力真空里“弱国家”（weakstate）治理的必然结果。还有一些学者用“文化碎片化”（culturalfragmentation）和权力日渐分散（diffusionofpower）来描述后冷战甚至是冷战后期的世界政治格局特色。显然，在苏联解体之后，老布什所描述的那种“世界新秩序”（NewWorldOrder）并未出现。相反，当时在第三世界中早已开始出现了一系列以伊斯兰为意识形态基础的反西方行动。这种以反帝与反金融霸权为口号的行动，随着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海湾地区的军事霸权扩张，而日渐具有了鲜明的反美和反西方特色。这种“失序”在2001年9月11日直接影响到了美国本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老布什发表著名的“世界新秩序”演讲之后11年。而今天，随着越来越多来自西方世界内部的年轻人也参与到了这种反西方、反资本霸权的对抗活动中，甚至加入“伊斯兰国”并对欧洲本土发动恐怖袭击后，那种将“政治伊斯兰”视为“弱国家”治理结果的逻辑则显得无比脆弱。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体系内部逐渐形成的当代国际关系话语，以及在西方政治语境下形成的对当代世界秩序的普遍主义叙述，在今天的“恐怖主义”威胁面前显得十分无力。而那种在话语层面对“恐怖主义”和“政治伊斯兰”概念规训的失败，也体现了后冷战时期以美国政治霸权为开端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政治秩序的衰落。事实上，与其站在“反恐战争”语境内部，试图总结出一个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不如尝试从历史的动态过程中去理解“政治伊斯兰”作为一种世界秩序的兴起与蔓延。行文至此，阿富汗则再次出现，成为我们理解这一变动过程的象征性事件。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到1989年2月15日，当地时间上午11:55分。阿姆河上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友谊桥苏联境内的那一侧插满了红旗。最后一任苏军驻阿富汗司令鲍里斯·格罗莫夫（BorisGromov）中将从阿富汗一侧过桥，回到乌兹别克斯坦。在桥中央，格罗莫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