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看见的《看见》

我所看见的《看见》文/赵阳柴静的《看见》。在版权页上，它是2013年1月第1版出版，事实上12年年底就开始风行全国，毫无疑问，这是一本畅销书。问题是，畅销书值得读吗？读书是有跟风的现象的，这就缺少了一点独立的味道，毕竟读书是一件自主的而且比较私密的事情。比如说王副总理一席话，《旧制度与大革命》尽数脱销，随声附和的声音此起彼伏。不是说纪委老大说的不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也的确是好书，而且是被埋没了一百五十年的好书，托克维尔指出改革的风险，这对于当下的中国不愧是振聋发聩。但是这只是指出了问题，而要解决问题就得到他的另一本书——《论美国的民主》里面去找答案。这，扯远了。畅销书畅销，不外乎这两个原因：其一，酒香不怕巷子深；其二，吹牛不上税，要不然要公关部干嘛呀。有些书，比如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感人至深，不要太多的营销手段，也能洛阳纸贵。有些书，取个吓死人的名字，搞一个花哨的书腰封面，写几句指出读罢此书必能成功之类的道理，再请上几人现身说法，当然这其中少不了“书腰王子”梁文道，是不是那个我们熟知的梁文道就真假不详了，然后文宣跟进，《中国不高兴》就在书腰上印上了“国家运程外交变局社会迷思”十二个大字，焉能不畅销乎？当然啦，宋晓军们不高兴的是中国不能施行大国沙文主义的大事情，对于血拆三公消费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就犯不着惊动他们那衰弱的神经了。畅销书嘛，不过如此。畅销书只是说明市场需求旺盛的特点，而书本身是否是优秀的，或者说是不是好书，那就要看书本身是不是言之有物，或者按照张立宪的说法，是不是“有趣、有料、有种”。市场是盲目的，市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是自由主义的阿克琉斯之踵，如果一个人根据只是是不是畅销来看书，恐怕是会读到很多的垃圾，同时也会错过很多的经典的。同样的，《看见》是本畅销书，柴静自身的名气，以及老男人帮的强力推介，出版社的有效公关，让这本书的成为了读书市场的明星，也许柴静真的可以凭借着这本书的版税在北京买房了，当然这是后话了。当然，柴静对得起读者了，因为这本畅销书是本好书。《看见》这本书，写的是柴静在央视走过的十年。书里说，柴静是个漂亮姑娘，她忘不了这一点，当她忘记了这一点时，节目就好了，算她成年了。成年，这不仅是年龄，而且是心智，要能够“看见”，而要想“看见”，正如柴静所说，“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蒙昧，康德说这是不成熟的状态，因此就有了启蒙，有了从苏格兰到法兰西再到德意志的启蒙运动；而对于柴静，她认为蒙昧就是不假思索，蒙昧就是自身。成年的过程，启蒙的过程，就是认识自我的过程。这个自我认知，很大程度上是指对于自我职业的认知。柴静是个严肃新闻记者，他们这个群体所需要关心的是，是新闻中的人。这是很普通的一句话，或许对于很多职业而言，这都只是一个常识。但是，“人”太容易被忽略了，即使不被忽略，也往往容易被扭曲。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都是一个悲剧，而后者，即对“人”认识的扭曲，对于观察者而言，更加无辜，也更加可悲。新闻对于“人”的认识，莫过于追寻新闻的真相，“让事实说话”。人是能异化的，认识也会在不经意间扭曲。梁任公在《罗朗小传》中记述了罗朗夫人这样的一句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罗伯斯庇尔等的雅各宾派对于自由、“人”等等，那是无比的热爱，将其写在《人权宣言》上，而宣言被刻在了石头上，也被后来人刻在了法国宪法上。但是，他们对于个体的人，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了。认识的扭曲，带来的，是革命恐怖。《看见》的很多篇章，讲述的就是柴静作为记者，对抗认识的扭曲。在这里，是一个记者在采访中，对于真相的理解和坚守。柴静的这本《看见》，它的章节名字很有文艺范儿，比如“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字眼间透着深邃的气息。当然，写的好，就叫深邃，写的不好，用来形容的就只有卖弄、无病呻吟、故弄玄虚云云，这是后话了。关于真相的几章，章节的名字也不错，兹摘录如下：“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只是了解与认识而已”、“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假是大敌”、“事实就是如此”、“真实自有千钧之力”。真相、真实，柴静很的看重。这个世界，或者说，在这个体制下，现实有着很多的虚假。虚假来自于两个原因，有意识的歪曲与无意识的扭曲。有意识的那种，有时候改叫宣传。比如前几天G20财长开会，电视台新闻评论里，主持人与评论员一唱一和，抨击伯南克的美联储和安倍晋三治理下的日本央行所推行的量化宽松措施。伯南克他们嘛，肯定当不了《圣经》里的那个投石者了，可是全球一大半的超发货币却诞生于那两个抨击者的国度呀。对于戈林而言，统治的技术，不过就是把消息封锁，把边境封锁，然后制造一个敌人，把反对者打成不爱国者，然后鼓动人们反对他们而已。在戈培尔部长所从事的工作中，这是占到很大比例的那一部分。这也是金家王朝正在从事的工作。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宣传”不是没有自己的正能量，只是德国纳粹和“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同志的苏东国家同事们给这个词汇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负能量。看见水果商贴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哈维尔鼓励捷克斯洛伐克人做一个真实的人，认为这是无权力者的权力，哈维尔们在消解胡萨克政权的负能量。真实的确是消解有意识歪曲的方法，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方法。真实也是消解无意识扭曲的方法。这个扭曲是无意识的，可是事实为什么会在无意识中被消解呢？或许是人性的怜悯所致，或许只是因为人性的傲慢。柴静说，她依然尊敬并学习着法拉奇和反体制的俄国记者安娜，但是对他们也开始了更多的思考，她们为了采访可以倾注生命，她们同情心极深，但是也容易将世界分为掌权者和被侮辱者，将历史的发生归功于或归罪于某一个人，容易将好恶凌驾于事实之上。真实的世界有着无限的可能，如果将看待这个世界的标准定位于自己的情绪，那么这种方式的结果，往往会使真相在我们的眼泪中迷失，因为“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如果撕下“感动”的含情脉脉的面纱，可以赋予“感动”这个词语以这样的定义：自以为是的傲慢。以自己所好为是，以自己所恶为非，自由裁量。既然反感于独裁者的“自由裁量”，那么自己也就不要急着给事物的性质下定义，尤其根据还是自己的感觉。不急着下定义，不代表不最终作出判断，当骑墙派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怎么办？柴静说，观察。在《看见》中，她引用了这样的话来定义“观察”：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不惋惜，但只求了解认识而已。这个定义，来自于斯宾诺莎。观察事物，不要给事物以自己预设的立场，还原事物本来的面貌，有必要的话，还要去打捞《人民日报》所说的那种“沉没的声音”。要做到精确，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情，只有大而化之才是简单的做法。这个精确，不讨巧，却力道十足。有人问一个登山运动员，为什么要选择登山，这个运动员回答的相当有水准：“因为山就在哪里。”那为什么要追求事实与真相呢，因为事实与真相就在那里。对于柴静这样的新闻人来说，追求真相，这是职业道德。而对于常人，或许也应该求真。巴金告诉我们，要说真话，了解到真实，我们才能说真话。有人说，一个人敢不敢说真话是勇气，一个社会敢不敢说真话是良心。勇气和良心都是必要的。事实本身也不见得是田园牧歌，它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以让人舒心的姿态露面，更何况，对有些人有利的真相，有时却是他者的悲剧。但或许，它值得去追求。如同苏东坡所写的：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看见真相，看见真实，这是困难的工作。它要求脱离掉外在的束缚与自我的局限，探寻到不为人所见的深处。《看见》是本畅销书，是一本不错的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