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堤防管理制度

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堤防管理制度二清代对于汉水下游堤防管理的空间规划二清代对于汉水下游堤防管理的空间规划由于钟祥、京山县境内的汉江干堤以及沙洋堤处于汉水下游三角洲的上游，关系到整个地区的基本安全，且堤防易溃，修筑不易，因此钟京境内的汉江干堤堤防以及沙洋堤是着意维护的堤防。沙洋以下各州县境内河流众多，垸田密布，汉江干堤是垸堤的一部分，这一区域排水与垸堤管理是其主要的问题。因此汉水下游的堤防修筑与管理的空间规划，明显形成了两个区域：钟样、京山、沙洋堤堤防的管理与天门、潜江、沔阳、汉川堤防的管理呈现出明显的差异。首先在资金筹集与管理官员的重视程度二方面，前者受到明显的重视。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官为经营的“皇当”业大量存在，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国家对汉水下游的堤防修筑的资金筹集亦采取了基金生息的方式。沙洋堤、钟祥、京山县境内的汉江干堤在这一时期皆设立了生息资金⑤。在所有堤段中，沙洋堤最早以基金生息的方式筹措资金。自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至乾隆年间，修筑沙洋关庙堤段，多次得到官帑资助。乾隆二年(1737年)，修筑沙洋郑家潭溃口，动用司库公捐银一千两交荆门知州修筑⑥，乾隆八年(1743年)朝廷发帑银一万两交荆州、安陆二府商人营运生息，乾隆九年(1744年)又发帑银四万两生息，与武昌金沙洲荞麦湾堤共同使用⑦。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修筑钟祥铁牛关、许家祠、京山杨堤湾溃口，请帑修筑⑧；乾隆后期，钟、京汉堤亦设立基金生息。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将钟祥知县赔款一万四千两发安陆府典商生息⑨；五十年(1785年)，在潜江、钟祥应征还所借修堤银内核减一万九千六百两交商营运生息⑩。乾隆末年，政府经营的皇当业趋于衰弱，基金生息随之趋于解体。嘉庆十一年，凑发钟堤息银只有三千两，数额远少于康乾时期，表明嘉庆、道光年间基金生息已经入不敷出⑾。咸丰初年，生息基金被提作军费，基金生息完全解体。故嘉道年间，府州县官赔款修筑日益普遍。在此形势之下，这一时期捐输资金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遇险要大工，地方官员需捐养廉银办理，然后再向业民摊征还款。道光七年修筑京山、钟祥二县堤工，需款十八万八千三百六十四两，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⑤韦庆远：《清代康熙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初创和运用》、《清代雍正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辙”》，载韦庆远著《明清史辨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⑥《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卷上录《孙制宪奏修沙洋下十里内堤》。⑦乾隆《荆门州志》卷12《水利》录《筑沙洋临江大堤并修复仙人古堤纪略》。⑧鲁西奇、潘晟：《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7—268页。⑨《襄堤成案》卷2《县主饶拱辰详请饬令钟祥修筑二三工等堤溃口，并恳查钟堤本工息银有无存项禀》，咸丰二年九月二十三日。⑩民国《湖北通志》卷42《堤防》，“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丙戌谕”。⑾《襄堤成案》卷1《县主饶拱辰详请饬令钟祥修筑二三工等堤溃口，并恳查钟堤本工息银有无存项禀》，成丰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该处积年被淹，按粮派修，民力实有未逮。又筑拦水柴坝例不报销，应由督抚、司道及安陆、汉阳、德安三府捐廉办理，”各官捐廉银共二万六百四十三两零，分作两年扣还①。道光十八年(1838年)，修筑京山张壁口，因业民所集之费不敷，林则徐与司道官员等设法筹借银六千两，由京山县摊征还款②。道光十六年(1836年)修筑钟祥刘公庵堤溃口，“襄阳道杨某捐银五千五百两，湖广总督纳尔经额捐银二万两”。除地方官员捐款之外，商捐银的数额较大。嘉庆十二年(1807年)，总督汪志伊将天门诸通、竹台等团应帮潜江杨湖垸堤修筑资金归入商捐③。道光七年(1827年)修筑京山王家营溃口，需经费十八万八千三百六十四两，除拨贵州铅银十万两外，也动用商捐堤河生息银④。咸丰年间钟祥、京山堤防的资助资金以厘金提供。咸丰七年(1857年)，钟祥设立新河口船厘，所得厘金用于钟祥、京山堤的维修经费⑤。在管理官员安排上，主要表现在督抚以及钦差等高层官员干预这三段堤防的修筑事宜。乾隆七年(1742年)，沙洋郑家潭堤决，时任总督孙家淦亲临查勘，拟修仙人古堤下十里堤防；乾隆八年(1743年)，总督阿尔塞复勘沙洋堤工，决定将仙人古堤上下十里通身加修，并设立基金生息作为岁修经费；乾隆九年(1744)，总督鄂弥达亲自勘查，再次奏请设立生息基金。乾隆十四年(1749)、十五年(1750年)、十七年(1752年)，历任总督均亲勘沙洋堤，组织维修⑥。道光年间，钟祥、京山县堤溃决频繁，总督或亲临组织维修，或亲自查勘，安排维修事宜，朝廷甚至派钦差组织修筑。道光二年(1822年)，王家营堤工溃数里，河道改形，舟楫改道，总督纳尔经额亲自驻工督修，亦无法堵筑溃口，道光皇帝派钦差陈若霖、姚祖同督修，筑石坝三道⑦。道光十六年(1836年)，纳尔经额将该石坝加宽加厚。道光十七年(1837年)，湖广总督林则徐，亲自勘估京山县张壁口与钟祥万佛寺两处堤工，令府县作护坝，并亲自验收钟祥县刘公庵、何家潭两处堤工⑧。督抚亲临督修堤防于咸丰初年基本结束。自咸丰初年始，长江中下游流域先后成为太平天国战争、捻军战争的主要战场，随之而来的游勇、会匪等社会问题成为督抚亟需处理的问题，自此之后，咸丰、同治、光绪初年，督抚甚少亲自督修堤防的修筑。光绪元年(1875)，长江水涨，荆州万城大堤理应由督抚赴堤督防，但时任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翁同爵均忙于筹措军饷，解决游勇、会匪等问题，因此由荆州知府倪文蔚代为督防⑨。万城大堤为荆州城的重要屏障，万城大堤尚且如此，遑论汉水堤防了。光绪十六年(1890年)，江汉水涨，张之洞五月二十四日由武昌起程，先勘验万城堤，然后顺道勘验钟祥、潜江等县堤工，因事务繁忙，于六月六日回省，将万城堤委由荆州知府舒惠负责监督，其余堤防则委员监督⑩。其次，在岁修维护的官员安排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安陆府同知在乾隆(1746年)以后，后改驻沙洋⑾。荆门州州同于乾隆初年移驻沙洋镇，专责加帮关庙堤⑿。康熙《潜江县志》卷10《河防志》所载《吏科给事中王又旦请禁协济堤工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清宣宗实录》卷131，道光七年十二月丁丑，“谕内阁嵩孚等奏勘估王家营堤工应需经费银两请借项修办折”。②《楚北各属堤工培修完竣折》，道光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见《林则徐全集》第3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页。③《襄堤成案》卷1《县主何簿奉札免派潜江杨湖垸堤币费告示》，嘉庆十二年八月初三日。④《清宣宗实录》卷131，道光七年十二月丁丑，“谕内阁嵩孚等奏勘估王家营堤工应需经费银两请借项修办折”。⑤《襄堤成案》1l《府宪陈详请推广经费赶办钟堤二三工溃口恳示遵行禀》，咸丰八年七月初八日。⑥乾隆《荆门州志》卷12《水利》录《筑沙洋临江大堤并修复仙人古堤纪略》。⑦光绪《京山县志》卷10《河防志》。⑧林则徐：《筹防襄河新旧堤工折》，道光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见《林则徐全集》第2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10页。⑨“湖北巡抚翁同爵跪奏为代防万城大堤，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光绪元年六月十四日京报全录，《申报》，光绪乙亥六月念九日。⑩“会奏委员代防堤工折”，光绪十六年六月，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65页。⑾民国《湖北通志》卷42《堤防四》“成案章程”。⑿乾隆《荆门州志》卷8《官廨》。疏》内云：“惟荆门州属地堤工才十余里耳，该州向有水利州同一员，关庙一堤年年加帮是其专责。”京山县县丞设于乾隆元年(1736年)，驻扎多宝湾。自乾隆五十年(1785年)起，由于县丞邵嗣桂升任知县，堤工遂由京山县督办，每遇汛涨，县丞只是报告水势。康熙二年(1663年)至乾隆元年(1736年)之间，以及乾隆五十年(1785年)至嘉庆十九年，关于县丞的记载不明①。光绪年间，县丞移驻多宝湾下一里之黄傅口②。关于钟祥县县丞，方志记载缺乏，据民国《湖北通志》卷42《堤防四》“成案章程”载：“乾隆十一年议准安陆府黄蓬山同知改驻荆门州沙洋地方，建阳司巡检改驻潜江县，与主簿分地管理，天门县县丞改驻岳家口，钟祥县县丞改驻石牌，沔阳州东西南三方大堤，州东令沙镇巡检，州南令锅镇巡检，州西令州同分管，天门之牛蹄河令乾镇巡检专管，以重责成。”乾隆年间对沔阳州判驻地和负责堤段作了较大范围的调整。乾隆元年(1736年)，在邑民段仁发的建议下，沔阳州州判分驻仙桃镇，汉水北岸，州北一带，上自天门县界潭湾北院，下至汉川县界北枝沟两岸堤堘，共长一万七千五百四十七丈，拨归其辖修。其中汉水南岸堤防，自新泊垸起至芳洲垸止，包括新泊垸、童潭垸、大石垸、小石垸、仙桃南镇、新淤垸、杨家垸、莲花垸、恩隆垸、高字垸、严字垸、泗字垸、芳洲垸，共十三垸，长九千五百零一尺，潭湾垸、西毛垸、杨林垸、马骨垸、陶北渡三号、上陶垸、中南垸、下南湃字号、长字号、团字号，共十垸，长八千零七十八丈；北岸汉堤自与天门县交界之马脑垸起，下至汉川界之脉望嘴止，共长一千四百九十丈，包括下新字号、湾字号、内白字号、外白字号、中白字号、凉字号、南字号、金字号、八字号、上新字号、张娄字号、马字号，共十二垸，以上汉水南北两岸垸皆归州判管辖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31《工部·水利》“各省江防”载：“乾隆二年，议准沔阳州南北两大堤计三万一千九百三十余丈，东西南三方堤工归水利州同管理，北堤令州判分驻仙桃镇就近管理，凡有应修工程按期督修”，又据光绪《沔阳州志》卷3《建置·堤防》“堤段附”的记载，乾隆元年议定的结果，江堤上至监利界牌，下至汉阳界牌止，共堤长一万五千四百四十八丈五尺，其中西流垸、龙阳垸、上花垸、下花垸、预备河堤垸、史家垸、茅埠垸、楚屯垸、叶王胡花洲垸，共九垸，长七千二百五十二丈五尺由州同管辖；乌林垸、李牛鲁垸、一总垸、二总垸、三总垸、四总垸、五总垸、六总垸、七总垸、八总垸、九总垸、十总垸、十一总垸、十二总垸，共十四垸，长八千一百九十六丈由锅底巡检管理。康熙十三年(1674年)，天门县县丞正式负责督修天门所属堤防。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移驻岳家口，牛蹄河堤防令乾镇巡检专管④。后县丞专门负责襄河堤防，支河堤与护城堤委巡检负责⑤。潜江县主簿于“顺治元年裁，顺治十三年以典史不能兼摄水利，复置主簿。按主簿之设，专司堤防，邑之民命系焉。”⑥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筑棠林垸堤二十余里，增筑新丰月堤二百四十二丈”，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增筑黄獐郑浦堤，又于南城外元真观旁接泰丰垸至通会门筑御水堤一百三十八丈，修木剅二，以卸绕城积水。”⑦乾隆十一年(1746年)，将荆门建阳司巡检改驻潜江县，与主簿分地管理，此举显然是为了加强对潜江泽口、芦洑口的管理与控制，所谓“如潜江一县受五湖诸水，四面皆堤，他如泽口、芦洑等处在在紧要，该县仅有主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光绪《京山县志》卷4《堤防》。②光绪《京山县志》卷4《堤防》“查京邑堤长九十里”条。③光绪《沔阳州志》卷3《建置志》堤防“堤段附”。④前述民国《湖北通志》卷42《堤防四》“成案章程”“乾隆十一年议准”条。又乾隆《天门县志》卷2《建置·署廨》云：“县丞廨在邑南岳镇木屐街，四进门堂，科室如制，康熙己丑移镇岳口，暂住护国寺，乾隆十三年，知县李泰来领帑建修”，因此天门县县丞实在康熙四十八年即已驻扎岳口。⑤《襄堤成案》卷1《县主邵遵查境内堤段丈尺界址开具清折所有修防事宜呈请鉴核通禀》，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六日。⑥康熙《潜江县志》卷11《秩官志上·官制》“主簿”条。⑦康熙《潜江县志》卷10《河防志》。簿一员，实不足供派遣。”①上述，沙洋堤共二十余里，而修筑事宜由安陆府同知、荆门州州同共同负责，显示了官府对沙洋堤修筑的重视。对京山县丞、钟祥县县丞驻地的固定以及记载的相对忽视，主要是因为这两县境内的汉江干堤的修筑多由督抚、知府、知县等地方官员负责修筑的。而对沔阳、天门、潜江负有水利职责的佐贰官员的驻地调整的记载甚为详细，则说明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