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学案例

《社会学》教学案例案例一：咖啡并不只是一种提神醒脑的东西。作为日常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喝咖啡具有象征价值。在许多欧美人看来，早上喝咖啡是新的一天开始的标志。约人一起喝咖啡则可能更希望聚会闲聊而不是对喝什么感兴趣。大多数西方人不把嗜好咖啡看做吸毒。有的社会允许消费大麻、酒精，却反对咖啡。咖啡消费可视为全球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关节点。某人一旦喝一杯咖啡就卷入了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关系中，如不平等贸易、星巴克(Starbucks)品牌。如同茶、糖一样，喝杯咖啡的行为足以推定过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讨论：喝咖啡似乎是日常生活中很简单平常甚至无趣的行为。社会学能够对它说什么、做什么?试用“社会学想象力”，进行分析和评价。案例二：2009年，春晚小品《不差钱》使东北二人转演员小沈阳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并连续参加六台春晚，被媒体称为“80后的领军人物”。同时，小沈阳曾经的演出视频、年龄、星座、兴趣爱好和家庭等个人资料都被热心网友一一搜索出来。小沈阳的个人博客在短暂的十几天中突破了500万大关。社会上出现了对“小沈阳现象”的诸多热议。流星？恒星？大雅？大俗？讨论：结合此现象，谈谈对文化、流行文化的认识？案例三：中国和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面临着相似的国内外形势和问题，但后来中国和日本在工业化的成就上却有着明显的差别。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古德认为家庭因素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中国在继承模式、家与国之间的关系、对于亲戚的态度以及商人的家庭传统等方面的特点不利于中国成功处理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讨论：家庭制度对工业化经常的影响。案例四：美国经济学家加里·斯坦利·贝克尔(CaryS．Becker)认为，人们是否结婚取决于能否从婚姻当中得到最大化的收入，如果婚姻收入超过单身的收入，那么人们便会选择结婚，否则，就宁愿独身。人们虽然在婚前极力想了解对方，但是由于时间短缺、知识片面等原因，难以完全了解对方，难以及时、准确地掌握婚姻市场上的信息，这将导致人们难以在婚姻中获得最大化的效用，这时如果一个人从新婚中得到的效用大于离婚的成本，那么，他就会选择离婚，不过通常情况下人们尽管没有在婚姻市场上得到最大化的效用，但也不愿打破已存在的家庭，因为寻求新的伴侣毕竟需要投入时间、货币等资源。讨论：人们为什么会结婚?又为什么会离婚?试从社会学角度对上述问题和贝克尔的研究进行分析和评价。案例五：安利(Amway)成立于1959年，最初是由两个年轻人在密歇根成立的面对面商品行销系统。今天，在全球80个国家中，有超过360万人在配送安利的化妆品、保健食品和保养品。直销人员通常会举办聚会，把邻居、朋友、亲戚纳入客户名单，最好能加入直销的行列，成为他们的“下线”。1995年，安利进入中国市场。该公司强调，通过亲戚朋友建立销售网络的策略，对于中国这个重视口碑和介绍的文化，特别具有说服力。两年后，安利在中国已经有了80万直销员。1998年，中国政府明令取缔一切传销活动。媒体将传销活动称为“老鼠会”，社会上将传销行为称为“杀熟”。安利经营受到冲击。如今，安利广告重新出现在大陆，经营方式也合法化。讨论：你或你身边的人有没有从安利直销商手中买过东西?描述一次安利或类似营销公司的直销经历，分析其组织特征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案例六：他者的眼光：龙应台、杨振宁眼中的中国大学和大学生学生不敢跟教授讨论期末论文成绩，他们认为那样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是怀疑他的批判能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对于成绩，学生不讨论、不询问，也不争执，否则等于向教授挑战。这样，当教授即便是做出了极端荒唐的事也不会遭到同学反对，因为学生被灌输了20年“师道尊严”的观念。老师在课堂上的提问很少得到回应：语言的问题在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学生很用功，可是当问到“为什么”时，就瞠目结舌了——不知道，没想过，没有学过，老师没有教过他，课本里没有。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错误不在学生。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抱着走”的育婴方式。大学校长做得如严父慈母：规定学生不许穿拖鞋在校内行走，上课不许迟到，周会时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8小时，熄灯前要如厕，讲话时不许口含食物，饭前便后要洗手等等。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Levy早在1943年给所谓“过度保护”所做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龙应台：“幼稚园大学”，《读者》，1999年第5期，第36—37页。杨振宁通过近30年的经验总结和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很多年来，中国留学生出去以后觉得自己不会动手，原因在于在国内没有动手的条件。杨振宁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大学校长论坛上列表分析中美两国学生的特点所反映出的文化差异，认为中国学生受到严格、坚实的训练，兴趣集中于相对较窄的领域，谦虚而循规蹈矩、小心谨慎、缺乏自信、被动；而美国学生接受的是不规范的训练，随心涉足宽阔领域，兴趣广泛、勇敢、自信、主动。——夏红卫：“梳理21世纪高等教育的关键词”，《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154～157页。讨论：中国目前的大学教育遇到了什么问题？症结在哪里？如何解决？案例七：1920年秋天，有报道说，在印度加尔各答市北部、地处内陆奥里萨邦的一个小村子里，人们曾发现森林里有鬼在跑动。令人尊敬的英国国教牧师辛格认为这只不过是个迷信，就想方设法破除它，于是就带了一拨人进入了森林。结果他们发现，原来人们所说的“鬼”是与一只狼共同生活在狼窝里的两个小孩。当他们把狼窝挖开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两只小狼崽和两个小女孩，她们都吓得抱成一团。老狼非常凶狠地看护着它的狼窝，保护着它的幼崽。这两个被“解救”的女孩头发乱糟糟地纠缠在一起，用四肢行走，呲着牙，咆哮着撕咬前来“捕捉”她们的这帮人。他们不得不把她俩放在一个竹子做的笼子里运回家，在途中，除了喝点奶之外，她俩什么也不吃。她俩小的看起来3岁左右，大的大概5岁到6岁。辛格夫妇分别给她们起了名字：阿玛拉和卡玛拉。半格夫妇两人开了一家孤儿院，他们试图在孤儿院里给这两个野孩子以人道的关怀和照顾。但这两个孩子与孤儿院里的其他孩子迥然不同，她们宁愿住在黑暗的角落里，她们更喜欢在夜里活动。她们拒绝站立起来，她们也不愿只用两条腿行走。她们吃生肉，像狗一样从骨头上把肉剔咬下来吃。如果在她们吃东西的时候有人靠近，她们就会大声咆哮。令辛格夫妇很悲伤的是，她们会吃掉她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一块腐烂的死肉，而且吃饭的时候往往把不少石块和脏东西一块吞进去。她们表现不出任何感情来，也没有与人沟通和交流的愿望。她们躲开所有的其他孩子，谁要是给她们洗澡、帮她们穿衣服，她们就会攻击谁。辛格说：“她们只想自己呆在一起，避开与人类社会有任何来往。”在发现她们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年龄小的女孩阿玛拉由于胃肠感染死去。在随后的几周内，卡玛拉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样的感情来，只是一动不动地守在阿玛拉的尸体旁，样子怪怪的。后来，卡玛拉开始对其他孩子感兴趣了。她开始从辛格夫人手中接受食物。辛格像马戏团里的驯兽师一样开始教她站立的姿势，方法是用一块肉作为奖励高举在她的头上，但她总是站立不稳，直立行走就更难了。3年之后，她跟其他孩子相处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了。在这个过程中，当别人叫“卡玛拉”时她似乎懂得了这就是她的名字，她也开始学会了叫辛格夫人为“妈”。她终于学会了几个单词，但她的发音却糟糕得很，尽管她自己用这几个词反反复复地自言自语。1929年冬天，卡玛拉死去，那时她应当有大约14岁左右的样子。关于狼收养小孩的故事，迄今为止已经有不下40个了，最早的可以从罗米拉斯和雷米斯算起，但没有一个是经过严格鉴定的。由于辛格夫妇严肃认真的工作，关于奥里萨邦狼孩的故事很快成了印度和英国新闻出版界的热门话题。1977年，查理·迈克林尽其所能地把所有关于狼孩的成文记录收集起来，其中就有辛格内容翔实的日记。他还与目击者做了访谈，最终出版了一本名叫《狼孩》的书。在奥里萨邦，有些绝望的妇女会把婴儿丢在森林里不管，狼通常会把婴儿吃掉。故事里的这只狼怎样收养两个小孩，为什么要收养两个小孩，这还是一个不解之谜。她们是在不同的时间里被收养的吗?不管怎么说，故事传达给世人这样一个信息：不断发育成长的人类大脑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接收复杂信息输入的能力，一旦这时候某个机遇之窗被封闭了，以后就很难再把它打开。讨论：社会环境对个人的社会化的影响。案例八：“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句俗语。为何三个和尚没有水吃?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话题。借用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M．01s。n)的理论，这是“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在研究中发现，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产生，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理想为什么常常无法实现?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这部分人选择了“搭便车”。例如，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们获得加薪，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但是，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的风险和成本。如何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呢?奥尔森认为：影响集体行动的因素主要有三点：群体的规模、群体的构成和选择性激励。群体规模越大，集体行动越难达成。群体的构成，即内部成员收益的不平等或异质性都会促使集体行动的产生，其逻辑是群体成员的差异性有助于在群体内产生出这样的成员，他在别人不行动的条件下也能从他的独自行动中得到超过行动成本的收益。选择性激励是实现集体行动的重要条件。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是对加入者予以奖励以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做贡献；反向激励是对搭便车的行为予以惩罚，从而激发集体成员自觉产生符合共同利益的社会行动。讨论：“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一现象。案例九：电视播放过通过记者采访一个传统牧区牧童的经过。“你为什么放羊？”“挣钱呗！”“挣钱干什么？”“长大了娶媳妇。”“为什么娶媳妇？”“生娃。”“生娃干什么？”“放羊。”讨论：用社会分层理论和社会流动理论对此加以分析。案例十：在全球化贸易中，我国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的利润是微薄的，尤其是在制衣和制鞋等方面，能够获得的利润很少，在这些行业中的农民工“虽勤劳而不富裕”。讨论：分析这种现象？案例十一：孙志刚，男，湖北黄冈人，2001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生前系广州达奇服装公司的平面设计师。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孙志刚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在广州市东圃黄村街上，孙志刚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遂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3月18日，孙志刚被黄村街派出所送往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同一天晚11点30分，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江村住院部)。3月20日上午10点25分，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7岁。4月18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尸检结果表明，孙志刚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系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4月25日之前，孙志刚的亲人已经在广州奔走了30多天，找了十几个部门，但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为何而死，谁又该为此负责。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发表文章，详细报道了孙志刚这位“有工作单位，有正常居所，有身份证，只缺一张暂住证”的中国公民被收容后被致残致死的经过。4月26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并开始追踪报道；《南方都市报》编辑部接到数十条热线电话，还有不少读者向本报发传真。在新浪网上，对于这条新闻，网友发表了两千多条评论。大家纷纷要求调查真相，呼吁有关部门应该彻底清查此事的各个环节，为无辜者伸冤。还有读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收容制度进行反思。5月4日，人民网发表网友锦绣文的文章《孙志刚案，是谁在装聋作哑》。据了解孙志刚案调查经过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