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与中国文学

巴尔扎克与中国文学我们这组对巴尔扎克与中国文学的探讨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概况近一个世纪以来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简况19141949197920C末21C初始段发展期繁荣期深化从上面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出，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从1914年到现在整体趋势是逐步扩大的，但在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9年建国的这一段时期以及十年文革期间出现了停滞现象，这两段时期文学基本上成为了政治的工具。改革开放以后，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又出现了新的飞跃。在中国新旧文学交替的时代,巴尔扎克来到了中国。在新文学初期,这位西方文学巨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和他的弟子左拉相比,他的影响微乎其微。五四运动前，国外传入中国的小说中，政治小说、教育小说和科学故事最多,这是传播者作政治宣传与科学启蒙的需要;侦探小说与言情小说影响最大,因为它投合了一般市民阅读公案武侠小说的习惯及对异域艳情的兴趣；20世纪初,国内留学生深受自然主义影响，左拉、福楼拜、莫泊桑等人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巴尔扎克。1、初始阶段：巴尔扎克正式在中国的传播是以1914年林纾以文言意译《人间喜剧》“哲理研究”中的四个短篇为标志。从1914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以来，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一直处于初始阶段。其传播重心也是先对巴尔扎克本人作评介，包括其生平、思想、创作等，慢慢才转移到在作品的译介上。在传播方式上，以1936年为界，前期多半是移植国外对巴尔扎克的研究成果，后期则在这些成果上作延伸与渗透。1937年抗战爆发，对巴氏的传播停滞下来，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人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的巴尔扎克被有选择地接受了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拉法格曾回忆：《人间喜剧》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之一，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称赞《人间喜剧》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恩格斯在1883年12月写给拉法格的信中说“在我卧床这段时间里，除了巴尔扎克的作品外，别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读，我从这个卓越的老头子那里得到了极大的足。”）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帮助中国国内接受巴尔扎克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阶段成果表现为涉及到巴氏的译者、评介者近50人，介绍、评介巴氏文章40多篇，翻译（含重译）80余篇。2、发展阶段：建国后的三十年，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呈逐浪走高之势。接受主体的扩大、译介者如傅雷、穆木天、高名凯等人的大量译介、巴尔扎克作品本身的吸引力都极大地促进了其在中国的传播。1949——1957：对国外的巴学成果借鉴独领风骚；1958——1959：集中关注的是作品的“金钱”问题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映；1960——1961：是对巴氏“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热论；1964——1965：通过“高老头的父爱”问题来证明作者世界观对创作影响的直接性。1966——1976：十年文革，中断了巴尔扎克的传播。十七年间，国内学者将思考重心定格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而这一阶段的局限则在于批评界较多地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审视作者，而忽视了作品的审美功能。3、繁荣阶段：到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繁荣期，译作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译介面拓宽,译介者逐渐出新,出版机构急遽增多等。除书信及1828年前未以“巴尔扎克”署名的小说外,其它作品尽展人前。第二、译本全，包含了全译本、缩写本、改写本等，不在局限于单行本。第三就是在历经几十年的巴尔扎克研究在走出“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视域后,健康的学术空气正逐步形成。20多年来,研究巴尔扎克的各种专著有30余部,全国各类主要报刊杂志登载的研析文章近400篇,涉研人员近300个。《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仅此两项论文占研究总数的三分之一,达150余篇。近十年来，对巴尔扎克的关注已成普遍性趋势，巴尔扎克其人其作遍布中学、大学课堂，过去近90年的蓄积和研究的深厚成果，将直接拓展新时期的研究道路。二、巴尔扎克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分为两部分：一是他独特的创作方法，而是受影响的具体作家。马克思、恩格斯称巴尔扎克为“现实主义大师”，这一评价迅速被国内作家、评论家和译介者接受。巴尔扎克精力极其充沛，他一生创作了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人间喜剧》被恩格斯誉为“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它再现了1816-1848年，也就是“王政复辟”到七月王朝期间广阔的社会图景。由于“享乐气息”在巴尔扎克的艺术世界里表现得相当充分，这使得许多新文学的代表作家，例如鲁迅就难以从巴尔扎克艺术世界中提取思想滋养来构建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所以巴尔扎克最初被中国作家所接受的是他独特的创作手法。第一部分：首先是人物的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巴尔扎克“典型”的定义：“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这句话通俗来讲就比如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肩，然后重新整合。）鲁迅在塑造人物也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典型综合的方法。例如我们熟悉的“阿Q”的形象，许多人都能从阿Q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就涉及到巴尔扎克对典型的提炼。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典型人物产生于典型的时代环境，典型的人物又辛辣的讽刺了社会的虚伪性，这成为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特色。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塑造的典型人物被我们烂熟于心的就有“高老头”“拉斯蒂涅”等。如拉斯蒂涅，他那种不择手段向上爬的经历，是十九世纪法国社会中大批野心家的集中写照!而他从外省来到巴黎这个染缸中，逐渐抛弃了自己仅有的一点纯朴气，直到埋葬了自己年青人最后一滴眼泪，则又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成千上万个青年人在腐朽的社会环境里被污染、被腐蚀的悲剧……其次就是巴尔扎克创作的总体风格——即主张真实反映生活，严格摹写现实，创造伟大的典型，重视详细而逼真的环境描写。关于巴尔扎克非常重视详细而逼真的环境描写，一方面是为了再现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巴尔扎克笔下的环境是个性化的，是为活动于其中人物服务的。《高老头》的环境描写颇具代表性。他对伏盖公寓的描写，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篇章，这个寒伧，俗气，酸腐，发出霉烂味道的公寓，不仅是它的主人伏盖太太的特点与格调的象征，而且也最能表现出栖身在这里的其他人物，如往上爬的穷大学生，被遗弃的小姐，在逃的苦役犯，过清贫日子的商人，低贱的小职员与老板娘。第二部分：上述两点是巴尔扎克在创作上对中国作家的主要影响所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受巴尔扎克影响的作家众多，但在此我只挑选三位影响较深的作家浅谈。受巴尔扎克影响最深的无疑是茅盾。茅盾——生于1896年，是五四新文化先驱之一。与一般作家以创作登上文坛不同，茅盾是以文艺评论家、外国文学译介工作者及《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编辑三种身份集于一身的面孔亮相现代文坛的。这种特殊的身份，为茅盾全面了解欧美文学与中国文坛的最新动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条件。据茅盾晚年回忆，在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思潮的作家作品中，他“当时读了许多巴尔扎克的作品，也甚喜莫泊桑。”（庄钟庆《茅盾的创作道路》）从茅盾整个的创作历程上讲，他是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中国的工业文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资本家形象系列的有意识创造上来了。茅盾不仅在创作方法上，而且在创作主旨和总体风格上都和巴尔扎克有相通的地方，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巴尔扎克“金钱”的创作主题被茅盾所吸收。“金钱”是巴尔扎克最得意的题目，也是他塑造最成功的主题。所以,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深刻地揭露了“金钱决定一切”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在《欧也妮·葛朗台》里,他说过:“金钱控制法律,控制政治,控制风俗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茅盾则充分具有别的作家所不具备的产业意识和金融意识，他赞赏巴尔扎克“大胆地把这新支配阶级——金钱”引进了他的小说,而在他自己的创作中如《子夜》也是如此呈现的。茅盾与巴尔扎克在创作上都是以经济作为切入点的，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从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在经济上的得势与衰落,来描写这两个阶级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状态的,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茅盾也以经济变动为中轴来观察社会政治的变化,表现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一种社会力量与另一种社会力量的对立。具体来讲，无论从创作意识、思维、表现方式及艺术风格上，茅盾与巴尔扎克都有许多相通之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次茅盾跟巴尔扎克一样,在创作上表现了浓厚的历史趣味和自觉的历史意识。茅盾的小说具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编年史的方式”。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创作曾做了这样的评价:“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而茅盾的小说着意从社会的广度和历史的长度两个方面追求巴尔扎克式的恢宏的气势。从纵的方面(历史的长度)看,茅盾的小说通过对时代精神风貌和历史发展趋向的深刻描绘,为我们留下了一幅中国现代史的恢宏的画卷。把茅盾小说所反映的年代加以排列,就不难看出,他几乎象巴尔扎克一样“逐年描写了”从“五四”前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历史。茅盾小说的这一编年体的特征曾为法国汉学家多次指出过,读茅盾的小说,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从标志着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化涎生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全国解放这一时期中国所发生的一幼重大历史事件”（《中国文学在法国》）。从横的方面看(历史的广度),茅盾也象巴尔扎克一样重视社会全貌和历史全景的再现，在创作《子夜》时,不只要描写大都市,还有“农村的经济洁形,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子夜》主要侧重都市生活描写，为了突出中国三十年代社会的全貌和三十年代历史的全景,他写了《农村三部曲》等中短篇小说,增添了农村经济破产的画面；写了《林家铺子》等,增添了小市镇各式居民生活的历史。茅盾这种对宏大叙事的操纵显然从巴尔扎克那里汲取了养分。第三,茅盾在小说中对社会的解析也与巴尔扎克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将《子夜》与《人间喜剧》作对比，巴尔扎克把《人间喜剧》的三大部分（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总称为三大研究。他象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剖析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对于茅盾，他重视创作中的科学的观察分析精神,也主张创作的真正动力应该是一种在对社会生活作细密观察的基础上产生的分析的渴望,带有深沉的理性思考和社会分析的特色,对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国外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都有深入的观察，一般作家是很难驾驭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周立波也是受巴尔扎克影响较深的一位作家。周立波——当代作家，生于1908年。周立波的探讨,涉及的是巴尔扎克的创作思想、创作态度、创作方法、创作效果以及对他人的接受、工作的方式和精神等,思考的是文学创作的因素，他以对巴尔扎克创作的纵向思考为宗旨。在他的文集《亭子间里》和《文学浅论》里,巴尔扎克的名字及作品内容和相关言论常常出现。周立波对巴尔扎克是在接受上的创新，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艺术真实观。他一再声称他的作品“既非虚构,亦非小说,而是真实的故事。”他觉得,“小说如果在细节上不真实,那它就没有任何价值，”“普遍的、永恒的成功的秘密,就在于真实”周立波虽不否定巴尔扎克所关注的细节真实性,可他看重的是生活的广泛性和丰富性。（二）艺术典型化。对巴尔扎克的“典型”论,周立波持赞同意见。他以为,作家要刻划一个人物,必须要把很多同一类型的人物的性格加以仔细的观察和研究,然后集中写成一个典型。巴尔扎克“典型”的类型化、广泛性、时代性、深刻性等特征被周立波继承下来,并以“复杂性”所代替。(三)写实与写史从周立波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在再现历史上的作为。《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方面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