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两种文化的看法

学号：21414114姓名：张东东两种文化的看法“两种文化”是英国人C·P·斯诺1959年在剑桥大学做的一次著名演说，为了回应论敌和扩展论题，斯诺先生后来又做过多次演说。“两种文化”说的是“科学文化”与“文学文化”。斯诺在演说中不仅对文化分裂的时代状况作了“卓越的描绘”，而且自始至终站在“科学文化”的立场上对“文学文化”施以猛烈的批判和攻击。在他看来，文学文化里“全是搔首弄姿，怨天尤人，离群索居，逃避世事那一套”；与“自恋”的文学文化不同，科学文化的基调则是“稳定的，健康的，异性恋的”，科学文化里丝毫没有“偷偷摸摸和躲躲闪闪”。斯诺确信科学家群体比“文学知识分子”群体有更多的“道德健康”，“科学文化能赋予我们的最大财富是一种道德的文化”。一般认为，“斯诺命题”指的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在思想和实践中凡涉及两个集团（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两种文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种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两种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种教育（理科教育与文科教育）的分裂与冲突，均在“斯诺命题”的涵义内。一、两个集团“科学与人文”问题的难度主要在于人们很难一开始就说清楚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人文。斯诺命题把“两种文化”问题归结为科学家群体与人文学者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非常直观。大家可能说不清楚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人文，但都知道哪些人是科学家，哪些人是人文学者。斯诺命题的确是“科学与人文”问题的一种方便的、简化的、易于理解的方式，但是，借用科学史中内部史（思想史）和外部史（社会史）的说法，它只是“科学与人文”话题的外部形式。局限于这种外部形式是不够的。比如，我们都直觉到――虽然还说不十分清楚――有许多科学家是很讲“人文”的，有许多人文学者也是很讲“科学”的，用职业和行当来划分他们的观点和立场显然是不完备的。当然，这是“外部形式”固有的缺陷。社会分工显然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是“末”而不是“本”。是某种时代“精神”导致了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接受不同的职业训练，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揭示“时代精神”这些“观念”层面的东西。比如，我们都直觉到――虽然还说不十分清楚――“科学与人文”的沟通并不是要取消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职业分工，而更多的毋宁是某种观念的交汇和融通。很显然职业分工是取消不了的，而“科学与人文”之沟通的可能性却一直深藏在人性的深处。斯诺命题给出了两军对垒的现象，没有解释它的历史由来，也没有指出解决问题的出路和方向。“两种文化”的提法反而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我们对两种文化的分裂局面毫无办法，只能靠科学家或人文学者个体的宽宏大量和高尚品德来缓解这种冲突。二、两种文化科学与人文似乎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文化，但实际上它们却有着十分相似的结构。一般说来，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大致都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形而下的，另一个是形而上的。如果说，前者属于倾向于外部世界的实证的和功利的层面的话，那么，后者则属于倾向于内心世界的思想的和精神的层面。当然，这两个层面的划分只是相对的，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相互贯通的。另一方面，人文作为一种文化，也同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我们不妨以艺术为例。尼采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海德格尔说，一切艺术“在本质上都是诗”，而“诗是真正地让我们安居的东西”。这显然都是从形而上层面来理解艺术。其实，艺术也存在着技术性很强的实证的和功利的层面。在这个形而下层面上，艺术强调的是实验、技法、技艺和功用等等，这与科学非常相似。要是没有形而下层面，艺术就不可能成为艺术。总的说来，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都有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面，前者是体，后者是魂。如果说，前者在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技术层面上的精湛和高超，那么，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精神层面上的深奥和高远。然而，这两个层面和两种价值取向又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和不可分割的。没有体的魂只是空洞而抽象的魂，因而不可能有活的生命；反之，没有魂的体则只是死亡而僵硬的体，同样没有生命。正是这种体和魂高度有机的结合，才使得科学与人文成为活生生的生命有机体，充满着丰富的人性和不竭的创造力，因而充满着蓬勃而旺盛的生命力。三、两种精神科学是人类独特的文化形式，是人类精神世界最绚丽的花朵。科学精神本质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科学实践的结晶。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求真。这是科学精神的根本要义。（2）求实。这是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3）创新。这是科学精神的内在灵魂，也是科学进步的不竭动力。（4）存疑。这也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因素，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科学是宽容的，它与独断论水火不容。人文精神是在人文文化实践中，即它的创造、传播、解释、应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特质。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科学文化寻求客观性和因果性解释，人文文化指向人自身的世界，寻求意义和价值的表达。它是通过创造一个符号世界表达人的情感和价值。在人文文化的实践中形成的人文精神具有以下特点：（1）求善、求美。（2）超越性。（3）以人为本。总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两种产物，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科学精神以物为尺度，追求真实，推崇理性至上；人文精神以人为中心，追求美好，推崇感性和多样化等等。这些特点使它们主导了人类认识和观察世界的两种基本方法和维度。它们都是认识与观察世界不可或缺的。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精神，人们对世界的把握才能更全面，人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自觉。四、两种理性工具理性的优先地位，至今在学术界不可动摇。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前提。在政治学里，民主政治必须先有形式上的民主（如投票规则），才能实现实质上的民主。如果连民主的形式都不具备，谈何实质？在法学中，必须先有程序正义，才能走向实质正义，程序法先于实体法。在经济学中，必须先有效率追求，才能为公平追求奠定基础。总体上说，只要有一种价值理性的存在，就必须有相应的工具理性来实现这种价值的预设。没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实现就是水中捞月。价值理性比工具理性更为本质。说到底，工具理性是为价值理性服务的，二者是一对不可割裂的孪生姐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在当代日益引起人们的反思。如何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至今是学界的关注热点。争吵不休的学术论争中，韦伯当年回避的困惑至今尚存。比如，在经济学中公平和效率的争论，在哲学中目的和手段的争论，在文化领域中科学与人文的争论，等等。这种讨论，从多个角度试图回答韦伯的困惑，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韦伯的贡献。一个人合目的、合规律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成功，即个人精神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转化，取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工具理性即主体在实践中为作用于客体，以达到某种实践目的所运用的具有工具效应的中介手段。工具理性是一个系统，系统内又分为物质形态的工具与精神形态的工具；前者的存在好比一个人过河必搭桥，而桥身只有作为物质载体而存在，才能体现手段的价值。否则人过河的愿望只能是人的一种从精神到精神“自身划圆”的过程，即人永远实现不了过河的目的。两种形态的工具因各自工具效应的不同，使之各自又成为相对独立的系统。物态工具具有服务于主体需要的直接效益；精神形态的工具则借助主体的逻辑思维所投入的抽象劳动，形成物态工具构成的基础，体现了精神形态工具服务于主体的间接效应。二者结合所形成的合力，体现了工具理性能实现主体客体化的手段价值；反映了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为实现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提供自身所需手段的精神能动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不断确证“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五、两种教育文科与理科的区别很多，其中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对一个人思维的影响。也就是说，文科与理科这一不同的学习经历，对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当面对同一目标的时候，理科生的思维模式是直指目标，文科生的思维模式是迂回到目标。当然这仅是就总体而言，由于个体之间的差异千差万别，不乏文科生具有理科生的思维方式，也不乏理科生具有文科生的思维方式（特别是现在的学生，有的理科很好最后选择了文科，也有文科很好最后选择了理科的）。总之，“两种文化”的分裂久已存在，斯诺只不过是将其明确地表述出来罢了。但对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我不能同意斯诺所做的分析。一些批评斯诺的人的观点并非没有合理性。比如斯诺的宿敌利维斯（F.R.Leavis）的批评，尽管尖刻，但不无道理。在利维斯看来，斯诺对两种文化的论述，概括了现代社会把文化平庸化为一种娱乐形式的趋势。这里并不是说娱乐一定就是坏事，它们有自己应属的地位，正如艺术和高雅文化有自己的位子一样。问题在于，混淆艺术与娱乐之间的区别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艺术掺假和平庸化。他认为斯诺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迎合了公众默认的低下的标准和口味。他认为斯诺的用语过于混乱。譬如说，他把“两种文化”的不可沟通，先定义为“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问题，后来又转成“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问题。这样一来，似乎整个传统文化就是“反科学的”或“非科学的”。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大了。思想史上任何一个重要人物的思想都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