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当代中国的保守主义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演

当代中国的保守主义——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演■徐友渔最近10多年，保守主义在中国大陆两次形成势头：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著称；第二次发生于21世纪刚开始，2004年达到一个高潮。可以说，保守主义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最值得注意的思潮之一。2004年被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年”保守主义思潮在2004年特别活跃，特别引人注目，有人说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因而叫作“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年”。哪三件大事呢？一是蒋庆提出“读经”的口号。围绕这个口号发生了一场大争论，有人称为“读经大讨论”，还有人叫作“蒋庆读经运动”。他编撰的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读本》在2004年出版；2003年夏，在长沙举行了“全国儿童经典诵读经验交流会”；有报道说，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500万个家庭，60多个城市的少年儿童加入到诵读儒家经典的行列。二是《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9月5日，“2004文化高峰论坛”闭幕式上，发布了由著名学者许嘉璐、杨振宁、季羡林、任继愈和王蒙发起，由70位论坛成员共同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这个宣言表达的主张是：重新评估和重建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认为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个宣言是各种意见的折中产物，力图显得全面，但很多人认为它的实质是想弘扬国粹。三是《原道》创刊十周年，并举办座谈会。陈明从1994年起主编《原道》，以弘扬中国文化和提倡文化保守主义为己任，《原道》被誉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2004年4月初，陈明赴南开大学作题为“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思想版图上的位置与意义”的演讲，批评该校历史系刘泽华教授的某些观点。刘泽华认为中国古代是王权专制制度，而儒家则是这一制度的支柱，陈明不同意这种观点，他的讲演引起强烈争议，论战发展到了网上。其实，还有第四件事值得一提。2004年夏，蒋庆邀请陈明、盛洪、康晓光等著名中国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贵阳阳明精舍，这次会讲也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峰会”，亦称“龙场之会”。会后，陈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儒家思想中的王道政治也应成为中国今后政治制度的重要资源。而蒋庆说，他们最大的诉求便是政府能够认同他们所倡导的儒家价值观，并且能够予以行政支持。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一，他们是想要把孔孟的所谓“王道”运用于今日中国；第二，他们盼望并谋求官方采纳、支持他们的复古运动，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运动不但有文化含义，而且有更多的含义。他们把各种各样的学者拉在一起，可能有壮大声势和搞统一战线的意图。我个人经历中所遭遇的“保守主义”概念就像“自由主义”等概念一样，“保守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中长期遭到扭曲，现在要认真地讨论它，需要作一番梳理和澄清。我不知道同学们理解的准确性或者曲解的程度如何，我想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这个概念在我们这里曾是怎样被理解和使用的。我最早接触“保守主义”这个词大约是在1958年，那时是“大跃进”时期。报纸上每天都是“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来学习毛泽东的著作，知道反对保守主义发生得还要早。在1955年，毛泽东号召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把主张按部就班的人称为“保守派”，挖苦他们是“小脚女人”。后来从报纸上知道英国有个政党叫保守党，我大吃一惊，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保守等于落后、守旧，甚至反动。一个政党怎么可以把自己称为保守党呢？这等于说自己是反动派啊。教科书确实是这样使用“保守”一词的，比如历史书上讲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保皇派的斗争，讲革命派内部不断有人从革命转向保守，从革命者变为革命对象。又比如，书上说五四时期的辜鸿铭是保守派的典型，他居然主张三妻四妾合理，说就像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一样，是自然的；在西方哲学史上，说到黑格尔时，说他的辩证法是革命的、结论是保守的。“文化大革命”中有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它们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又叫保皇派。那时最常用的“毛主席语录”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所以造反是好的，保守是坏的。应该指出，这是革命的话语系统中的理解和用法，在世界上不是这样，在海外的中文世界也不是这样。“革命”、“进步”、“激进”绝非天然是褒义词，有时甚至是贬义词；而“保守”也不是自然而然就意味着不好，当一个人以“保守”自我标榜时，他往往指自己尊重传统、热爱家庭和社会。保守主义的本来含义“保守主义”是来自西方的词语，要正确理解它的含义，需要追根溯源，从西方的语境中、从学理上进行梳理。保守主义在西方历史上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近代的最大代表是英国的爱德蒙•伯克，他的著名著作是《法国革命论》。伯克在猛烈抨击法国大革命时鲜明地表达了一种典型的保守主义立场。最近出了一本书，是罗杰•斯克拉顿的《保守主义的含义》，作者来自保守主义的故乡英国，他不但精通保守主义的历史和理念，而且积极参加保守主义的政治活动，所以他的说法是有一定权威性的。作者说，可以给保守主义下一个粗略的定义，把它说成是一种保守的愿望。每个人都有保全可靠而亲近的事物的愿望，保守主义的出发点是，认为个人从属于已经存在的、连续不断的社会秩序，人们永远都能感觉到某种持久不断的法则。正因为能从现在看到过去，从变化中看到恒常，保守主义者不会批判现行秩序。当然，更反对以激烈手段改变现存秩序。为什么要维护秩序？这涉及保守主义的公民社会观，它包含三个重要的、有内在价值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权威”，它指使人尊敬、服从甚至作出牺牲的能力或力量，是人们从内心认可的合法性；权威和权力有关，但不是赤裸裸的外在权力，而与天然的情感、爱、尊敬联系在一起，就像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一样。第二个概念是“忠诚”，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是首先把自己认同于更重要的东西，例如社会、集团、阶级、国家或民族的一分子，从政治上来说，忠诚的纽带是超越个人的价值，某种类型的爱国主义是不可或缺的。第三个概念是“传统”，这对保守主义的社会天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终极概念，它包括形形色色的习俗、礼仪以及制度化生活的参与方式，它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展现出来的；传统必须具备成功的历史，能够博得参与者的忠诚，必须指向某种持久的事物。保守主义还有以下内容和特点。极度重视对个人财产的尊重保护，甚至有人认为财产权是个人权利的核心，其重要性不下于个人自由，财产权和生命权唇齿相依。崇尚经验，对理性持怀疑态度，尤其反对有人自以为凭借理性认识到了宇宙进化的终极目的和历史前进的方向，因此就有理由引领甚至强迫人们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崇尚国家，鄙视民主；尊重宗教，重视教会的作用；蔑视群众，甚至讨厌知识分子。按照斯克拉顿的《保守主义的含义》这本书的解释，保守主义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和最大敌人是自由主义。分歧主要是：它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自然权利观，认为社会契约论是谎言，根本没有历史和经验方面的根据。对保守主义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和解释。1998年出版的刘军宁的《保守主义》，认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同一种思潮。他的例证主要是爱德蒙•伯克。爱德蒙•伯克既可以说是保守主义者，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他反对法国大革命，但不反对自由，因为这场革命带来的不是自由，恰恰相反，是剥夺自由，是专制，他对待美国革命的态度更能说明问题，他是最早、最坚定地支持美国革命的。刘军宁的基本定义是：所谓保守，就是保守自由的传统。这个定义对英国很合适，因为英国有一种源远流长的自由传统，但用到中国就有问题，我们不能说中国也有自由的传统。不过，我在此无意评价哪一种观点更正确。20世纪90年代关于保守和激进的争论争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海外学者余英时于198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建立25周年纪念讲座上的讲演《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它在90年代初传到大陆，引起思想学术界很大的重视。在大陆，长期以来“激进”的含义是正面的，意味着革命与进步，“保守”的含义是负面的，与落后、守旧甚至反动近义，好坏分明，不存在疑问。如果不是从海外引入新的思想维度，造成新鲜感和刺激，可能大陆学人不会那么早就对激进和保守进行反思与争论。余英时在讲演中说：“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这一过程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它积累了一股越来越大的动力，好像巨石走峻坂一样，非到达平地不能停止”。他认为，虽然思想激进化在“文革”达到了顶点，但激进化过程并未结束，“如果我们以五四为起点，我们不妨说，经过七十年的激进化，中国思想史走完了第一个循环圈，现在又回到了五四的起点。西方文化主流中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个性解放的观念再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价值。全面谴责中国文化传统和全面拥抱西方现代文化似乎是当前的思想主调”。林岗在《二十一世纪》1991年2月号上发表文章《激进主义在中国》，认为激进主义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是与自由主义对立的压倒性的主流思潮，首先出现的是文化激进主义，然后迅速地发展为政治激进主义，政治激进主义又反过来加强文化激进主义。这两种主义的推波助澜，形成了现代中国的激进传统。陈来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认为“主导五四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与文化的激进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其表现为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全盘否定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对传统的反叛是五四文化运动留给知识阶层最有特色的遗产，同时也开始了激进主义横绝天下的历史”。陈来像余英时一样，感慨“文革”虽然结束，但文化激进主义居然并未消失。知识分子借助于批判儒家学说来表达他们的民主理念，科学主义大行其道，80年代的“文化热”表现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惊人的相似性。姜义华在《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中认为：“保守主义者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恐怕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保守主义势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强。”而在百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激进主义事实上不是太强，而是太弱，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变革如此之慢、如此之难。关于“文革”的性质，他的看法和余英时相反，认为不是激进和反传统，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和传统中糟粕的大泛滥。余英时在回应中说，他们讨论的问题属于不同层次，他指的是思想史上的激进现象，而姜谈的是中国社会上的保守力量有多强大。他认为，姜义华的最大问题是完全看不到激进主义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对其在1949年之后造成的灾难没有感觉。至于“文革”，如果不是那个特殊的激进理论在当时具有绝对权威的地位，那些传统成分就不可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更何况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和天才论来源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将之归为中国的“封建余毒”是说不过去的。《二十一世纪》在其后刊登多篇文章，继续讨论激进与保守问题。汪荣祖认为激进与保守难以一概而论，余英时和姜义华描述的现象同时存在，“自戊戌而辛亥而五四，激进的浪潮确实是一波高过一波，然而在惊涛骇浪之间，社会保守势力稳坐钓鱼船……近代中国思想趋向之激进，恰与社会势力之保守成正比”。他还认为，改革是保守和激进革命之间最好、最有希望的道路。许纪霖主张，谈论激进与保守，应区分文化和政治这两个不同层面，文化上的全盘反传统不一定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激进主义。20世纪中国的问题在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太强大了，以渐进社会工程为特征的自由主义又实在太弱了。李良玉说：“我们不必把中国近代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对峙，看得过于可怕。他们远非任何情况下都成生死对头。”知识分子有责任防止这两种主义极端化，使其形成互相制衡、互为补正的良性关系。余英时的观点得到了很大的认同。在80年代以激进态度提倡“新启蒙”的王元化说：“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是我这几年的反思之一。这种认识不止我一个人，大陆上还有别人也对激进主义的思潮作了新的评估。过去我并未接触这方面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