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贞观长歌》中李世民形象分析

第1页（共8页）小说《贞观长歌》中李世民形象分析摘要：小说《贞观长歌》中的贞观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拥有独特魅力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浪漫与激情的时代。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伟大的封建政治家李世民的形象,表现出李世民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思想追求和精神风貌。他那鉴古知今的历史意识，坚持以人为本，克己纳谏的治国方略，最终开创了贞观盛世，并且他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原则，“夷汉一家”的民族团结政策也影响至今。关键词：《贞观长歌》；李世民；形象由周志方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是一部中华民族励精图治的宏伟诗篇；是一副气象万千的壮丽画卷；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激越长歌；是一部中国人和平崛起的灿烂篇章。[1]它以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题材，在充分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形象地再现了唐太宗——李世民经历“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主政后唐朝初期二十三年的历史，塑造出一代英主的光辉形象。一、迥异的思想追求和精神风貌小说《贞观长歌》的作者成功地借鉴并吸收了古代中国传统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经验，将历史史实与艺术性创造相统一。虽然取材于历史史实，但是它对“贞观之治”所做的并非是历史的如实诠释，而是主体化的艺术创作。虽然呈现出一些特别能打动人的浪漫主义特质，但我认为它实质上是一部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作品，或者说是一部浪漫主义外壳包裹下的写实主义作品。小说《贞观长歌》的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大群丰富多采、栩栩如生地历史人物形象，他们有北方草原上的可汗、领军的统帅与将领、普通的侍卫、商人，又有皇帝、后妃、藩王、朝臣以及刺史等大批的地方官吏等。而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作品中的主要中心人物。在作品中集中展现了初唐李世民及其大臣们克服困难、励精图治使国家由乱到治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处处表现了李世民不同于其他帝王的治国方略与性格特点，将一代雄主、伟大的封建政治家李世民积极向上的一面充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李世民作为一个皇帝，他面临的主要对象，无非是对民、对下、对自第2页（共8页）己。对民，以民为本，重视民意，重视民众利益；对臣，能够用其所长，听从他们的正确意见，让他们的付出有所回报；对自己，尤其要克制私欲，以身后名声为重。[2]评判一个皇帝的好坏，需要看很多方面。就武功而言，很多时候要看历史是否给这样的机会。不是生逢乱世，再高的军事才能也没有用武之地，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更需要的是文治上的功夫，毕竟战乱的时间属于少数。小说《贞观长歌》中的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地历史功绩，其原因首先就是李世民能够作到克己纳谏善始善终，其次就是李世民能够坚持以人为本，抚民以静，偃武修文，提倡“夷汉一家”的民族政策，做到以史为鉴，鉴古知今。而这些也更多的是融入在李世民治理国家中所贯彻的正确理念与立场，所推行的主要政策和方略。(一)克己纳谏的明主风范在小说《贞观长歌》中，我们可以处处看到李世民鼓励群臣进谏，自己乐于纳谏，勇于改过的情节。将克己纳谏做到了真正的从善如流，这既是李世民身上最大的优点，也是李世民一生美德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点李世民的充其量不过和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等人一样，是一名开国之君而已。[3]李世民的克己纳谏，大都集中表现在魏征的进谏，李世民的纳谏上，而魏征一生进谏二百余次都能使李世民接受，就在于魏征善于“一礼制主之情”，促使纳谏制度化。小说《贞观长歌》的第四章“苍狼”节中，李世民在长孙无忌押着魏征、韦挺、王硅等人赴刑场的路上碰时，李世民问魏征“汝离间我兄弟，何也？”征曰：“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4]李世民认为魏征是个敢言的忠臣，便释放了他们，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便进谏说；“改礼葬隐太子。”李世民沉思片刻，便下诏：“追封建成为息王，元吉为海陵王，按礼制厚葬。”[4]并亲自扶起魏征说：“只有礼葬隐太子，才能安天下百姓之心，全朕仁悌之义，你的劝谏，可抵十万精兵。”接着，又任命其出京宣慰山东，从而稳定了山东二十州的局势。为李世民刚登基，稳定山东局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还有在小说《贞观长歌》的第三十一章“谏风”节中，魏征劝谏李世民不要大兴土木，超规制修建乾元殿。认为“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残创之人，袭亡国之弊，臣恐陛下之过，甚于炀帝矣。”以桀、纣喻皇帝李世民。李世民听说大怒。回到内宫吃饭时，皇后问是谁顶撞了第3页（共8页）陛下，李世民说：“一定要杀了这个田舍翁。”于是皇后便回宫穿上朝服，向太宗祝贺说：“臣妾听说主明而臣直，如今魏征刚直，是因为陛下贤明的缘故。自古进谏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之。”李世民听后便原谅了魏征的无礼，因为魏征的无礼恰恰显示出李世民的贤明。虽然既是没有皇后的巧妙解围，魏征也不会有掉脑袋的危险，但这件事说明李世民以有初期的重金求谏，乐于纳谏，变成了勉强纳谏。但终其一生，李世民在克己纳谏上还是作到了善始善终。[3]李世民还下诏命让五品以上官员三人以后都上一道奏章议论朝政得失，以后每半年上书一次。在多数奏章都充满赞扬之声声，李世民发现常何有门客起草的奏章将二十多项朝政评论的项项切中要害，还纵论古今兴亡下事。将马周由庶人升为监察御史，要求大臣们要向其学习，鼓励进谏，最终使进谏制度化。贞观十七年，一代诤臣——魏征去逝，李世民站在凌烟阁魏征的巨幅画像旁，流着泪自言自语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4]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不正说明了李世民克己纳谏吗？同时也成就了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纳谏与进谏的美谈。(二)民本思想和“依法治国”理念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我们所说的“以民为本”。也就是以前“民为邦本”的一种新的说法。“以民为本”的思想并不是李世民发明的，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已经存在了，比如孟子就特别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也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后人就把它们简单地概括为“民贵君轻”思想，而这种思想也成为了儒家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民贵君轻”思想，在小说《贞观长歌》中李世民也多有阐发，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都建立在治国应先养民的前提下，李世民也成为了“民贵君轻”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小说《贞观长歌》中李世民“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主要集中在李世民无论是对待各族百姓，还是对待朝廷的官吏，都能一律平等。在治国中，坚持“抚民以静”“偃武修文”的策略，以史为鉴，为百姓计，重视百姓在国家中的地位，认真地实践着儒家的“民贵君轻”思想。在小说《贞观长歌》的第三十五、三十六章“血狱”“雾散”两节中，集中给我们讲述了因刺史赵士达贪污腐败被人检举出来，有长孙顺德、侯第4页（共8页）君集等人为了维护个人以及太子集团利益而勾结赵士达构陷裴氏父子为“隐太子党”企图密谋叛乱的“泽州冤狱”。李世民给群臣讲：“隋于士澄捕了两个盗贼，牵连了两千多人，让人人都恨隋的暴政，长孙顺德去泽州才几天，就把七百多人打成谋反之贼，无辜冤死百姓，让多少人妻离子散。”当赵士达被杀之后，泽州百姓走出恐惧的阴影，开始翻供，使泽州冤狱真相大白，最终为“泽州冤狱”中的百姓平反，以律从轻处罚了长孙顺德、侯君集、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着力褒奖了在“泽州冤狱”中殉职的泽州别驾郑仁基、司马闵国器，依律处罚了杀害泽州司马闵国器的裴加鼎，告戒群臣不要忘记隋亡的教训，对百姓要怀着一种敬畏之意、怜悯之心。要以古为镜，以史为鉴，避免这样的冤狱以后再次发生，维护好百姓的自身利益。在小说《贞观长歌》的第四十章“曲终”一节中。李世民晚年，教太子李治如何爱惜民力：在吃饭之时，他便指着饭食对李治说：“耕种田地，春种秋获，都要经过辛勤劳动。只有爱惜民力，不夺农时，才能常有饭吃”；见其乘马，便说：“马能代人步行，节省体力，如果使用得当，不尽其力，才可以常有马骑”；见其乘舟，便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百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你将来就会成为君主，想想水与舟的关系，能不畏惧吗？凡是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治国的时候，一定要心里存着天下苍生，如临深而以朽，善始慎终才是。”[2]还有李世民提拔了范兴、马周、闵国器等一大批寒门士子为官，在并省官员中优先留用经过科举考试而做官的人等。李世民的这些举措就蕴含着民本思想和依法治国理念，处处为百姓着想，处处为百姓计，将儒家的“民贵君轻”的思想运用和阐发的恰到好处，使“民贵君轻”“依法治国”的思想理念在贞观一代得到了真正的实践，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同时也将抚民以静、依法治国思想表现的淋漓尽致。(三)鉴古知今的历史意识一个皇帝的好坏，取决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创造，取决于他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李世民作为一个皇帝，他的言行每时每刻都可能对国家的未来产生影响，如果整天都只知道吃喝玩乐，那么国家的治理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这就要求李世民要清醒地知道国家的现状，知道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种鉴古知今的历史意识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不断的交流和学习获得的。第5页（共8页）在小说《贞观长歌》的第二十九章“暗潮”节中。在魏王李泰与李世民对“汉朝最了不起的君主是谁？”的讨论中。李世民深刻地认识到武帝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国家版图无限地扩展，他只善战，而不懂得战的目的是止战，而他的功业又是建立在汉文帝、汉景帝开创的“文景之治”基础之上的，兵戈不止又岂是国家之福，百姓之福。而武帝之后，汉之基业日渐衰微。李世民认为武帝是个了不起的君王，但他天天沉浸于战争狂飙，不顾百姓疾苦，打胜了战争，打弱了国家，打贫了百姓。他要向汉文帝、汉景帝学习，使百姓富足，国家富强，打好坚实的经济基础，最终弃募兵制，使从定襄前线归来的府兵解甲归田，发展农业生产，储富于民，既是百姓富足，有巩固了皇权的地位。还有李世民同长孙无忌之间对秦始皇的讨论等，将其偃武修文的国策表现地十分突出。在小说《贞观长歌》的第二十章“大徙”一节中。在赢得定襄大战的胜利后，李世民在处理二十多万草原饥民的问题上，力排众议，坚持各民族平等，摒弃中原王朝历代封建统治者“自古皆贵华夏而贱夷狄”的传统，实行“夷汉一家”的民族团结政策，大胆地将处于荒灾中的数十万颉利部众迁徙到内地，将良田、草场划给他们耕种、放牧，使这些草原灾民绝地逢生，使因多年兵戈相见而积淀下来的矛盾得到化解，各族百姓在唐朝广阔疆域内和睦相处，共同开拓建设强盛国家，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共同繁华富强的赞歌。李世民因此而被各草原民族共同尊奉为“天可汗”，使多民族国家日趋稳固。李世民自己不断的向历史学习，坚持以史为鉴，争取成为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封建君主。李世民的种种举措都蕴含着鉴古知今的历史意识，通过这些讨论李世民充分地认识到了古之君主的优点与不足，然后对照自己，取长补短，避其不足。只有更好地向历史学习，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创造未来，取得辉煌的成就。二、李世民的性格魅力有一段记载，弥足珍贵，“太宗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6]简要地概括了李世民的性格特点。聪明那就不用说了，关键是“玄鉴深远”，就是说李世民的见识很远，能够为自己或国家长远计；第6页（共8页）“临机果断”则说明李世民在处理突发事件上有很强地应变能力；而“不拘小节”则是说李世民精神高尚，待人平和。这些性格特点，对于一个人的长远发展而言，特别是对李世民成就帝王事业而言，的确是非常必要的品质。（一）玄鉴深远李世民“玄鉴深远”的性格特点，集中表现在李世民处理二十多万草原饥民的问题上以及自己死后对国家稳定的考虑。在小说《贞观长歌》的第二十章“大徙”一节中。在赢得与颉利可汗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之后，面对草原大旱，如何安置几十万草原饥民的问题摆在了李世民的面前。在处理民族关系上，魏征提出历史上：“晋永嘉五年，内迁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直接导致了西晋走向败亡。为防止再发生这类事件，从那时起，历代汉政权都没有大臣向皇帝提出让胡人内迁的主张。”但李世民更知道“饿虎伤人”的道理。他认为魏征对“永嘉之乱”怀有戒心没错，但是却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会有这场动乱，李世民认为晋怀帝内迁胡民并不是乱源，真正的乱源在于边吏对胡人的百般虐待，使他们“怨恨之气，毒欲骨髓。”若大唐反晋之道而行之，对胡人真正的爱之如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