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断裂中国社会结构演变新趋势

第1036期孙立平：断裂——中国社会结构演变新趋势（下）来源：华中科技大学演讲作者：孙立平发布时间：2005-04-1909:28:50编辑：点击次数：1083演讲人简介孙立平，1955年5月出生。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3年获学士学位。1983--1999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转到清华大学工作，任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和口述社会史。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国内社会学界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理论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现已为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普遍引用。《社会现代化》一书获北京大学优秀学术成果奖。90年代初，学术兴趣逐步转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以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宏观上的描述和具体的研究。其中代表性论文《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从90年代中期开始，开始口述社会史的研究工作。《“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不仅成为口述社会史研究群体的理论指导，而且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出现断裂二、供求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趋势性变化三、强势精英群体左右政策制定，国家（政府）的自主性日益下降四、底层社会的形成及其独特性五、社会结构显现出种种断裂的迹象六、「断裂的社会」之演变前景五、社会结构显现出种种断裂的迹象1.社会结构的断裂以及与「国际接轨」产生的「拉断效应」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结构里，弱势群体或底层社会的存在还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它意味著社会结构的断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nTouraine）在谈到法国近年来的社会结构变迁时用过一个比喻，即法国社会从过去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他的意思是，在以往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中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现在这种「金字塔式」结构正在消失，今天法国的社会变迁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位于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社会结构之外。他认为，现在法国还在继续「跑」下去的只有400至500万人，他们就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就业者，而其馀的人都是「掉队者」。图海纳所说的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近年来中国的失业下岗现象大量增加，但对这种现象的认知被掩盖在经济低迷或国有企业不景气等表面性理由之下。不少学者往往从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的成因。其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其二是连年的经济不景气及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其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认知把失业下岗现象视为暂时性因素的结果，并造成人们（包括政府在内）的一种幻觉，似乎一旦这些暂时性因素消失或改善了，比如经济恢复景气状态、国有企业的效率提高了或产业结构的转换完成了，那些失业下岗人员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幻觉，人们总是对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寄予厚望。当然，上述这三个因素确实存在；但即便这三个因素消失了，庞大的失业下岗群体的再就业恐怕仍然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变成现实的幻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虽然会出现一些新的职业，但新的工作位置并不会给失业下岗者提供多少再就业的机会。目前的下岗失业者大多具有如下一些特徵：年龄基本在35岁或40岁以上，大多数只受过中学教育，过去所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工作。而今后新的就业机会却往往需要相当高的教育程度，这些工作岗位主要是提供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年青人。所以，即使中国再度出现经济高增长或国有企业的改革一举成功，下岗失业者的状况也难有根本的改变。他们中的绝大部份人已不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这就意味著目前规模庞大的下岗和失业者事实上是社会中的被淘汰者，他们已经成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如果将现在的失业下岗者仅仅视为因暂时性因素而失去工作，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创造再就业机会；如果承认这些人将永远不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甚至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那么就需要在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做出某些制度性安排，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经济社会需求。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具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说下岗失业群体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还有一层含义。由于过去中国的社会保障措施大都与单位制度联系在一起，因而下岗失业不仅仅意味著失去工作和收入，同时也意味著失去许多福利和社会保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职工下岗之后最担心的是「失去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占回答者的83.4%）。其他的调查也表明，下岗失业群体生活上遇到主要困难是：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如果患了较严重的疾病，其基本生活将无法维持；难以支付住房、子女教育等大宗费用；如果生活中遇到突发性事件将难以应对。中国加入WTO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影响因素。虽然已有很多讨论涉及加入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但人们很少关注这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在加入世贸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影响中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入世」会使中国社会中发展水平最高的部份日益与国际市场或国际社会结为一体；而在社会的这一部份变得「更为先进」的同时，社会的其他部份却变得与这个「先进」的部份越来越没有关系；整个社会将变成一个断裂的社会，与「国际接轨」会产生对社会结构的「拉断效应」。从以下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现象可以看出「拉断效应」的表现：一方面，粮食减产，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乡镇企业不景气，农民收入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则是信息技术产业（IT业）、特别是软件行业人员薪酬的大幅度攀升。「入世」后国外企业将大举登陆，雇佣更多的中国雇员，外企的增加将会拉大外企员工与本国企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国内的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也会逐步向国际标准靠拢。在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相当大的情况下，这种「与国际接轨」的过程显然会加剧社会结构的断裂。「拉断效应」的另一后果是将促成「被甩出去的失业群体」的「固化」。2.开始出现断裂的城乡结构中国社会结构出现断裂的另一特徵是农村社会城市化过程的中断，从而出现城乡之间的永久性隔离。任何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整个社会必然要从一个以农村社会为主的结构转变为一个以城市社会为主的结构。而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今后有可能无法顺利实现这种转变，因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结构。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盖尔.约翰逊指出：随著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总产出和就业中的比例必然下降。这首先是由于真实收入增加而导致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要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就中国的情形而言，2000年对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至多只及非农产品的三分之一。同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不可能高于其他经济部门，无论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是如此。日本经济起飞时期（1950年－1980年）的农业人口下降了65％。这并不是个别现象，美国经济起飞时期的农业人口也下降了72％。而在中国，由于种种限制国内移民的政策，如户籍制度等，1985年至1990年只有1.5％的农村人口转移出去。在一个工业化时代，大量人口继续被束缚在土地上，其必然结果就是：由于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农民从出售农产品中获得的收入，在人均的意义上越来越微不足道；农业越来越成为一个不能赢利的产业，甚至越来越不能成为一个产业，而成为农民自我消费、自我维持生存的一种自然经济活动。如果说在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农民还可以用农业收入换来品种和数量有限的工业品的话，今天许多农民反而无法做到这一点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民不从事其他产业的经营，他们反倒比过去更像小农。学者们经常将改革前中国的城乡关系称为「二元结构」。实际上当时的「二元结构」主要是由一系列制度安排造成的，可被称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换言之，当时的体制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将城乡人口和城乡的经济社会生活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互相隔离的部份，构筑了人为的制度壁垒；城乡之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城乡居民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完全不同，农村的资源被大量抽取到城市，以支撑城市中的工业化。但是在这些制度的背后，城乡之间通过资源的流动仍然保持著相当紧密的联系，彼此是不可能相互隔绝的。当时整个社会仍然保留著那种「生活必需品时代」的特徵，城市居民所消费的主要是农产品，尽管存在「剪刀差」、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不合理，但城市对农村实际上是高度依赖的，城市居民的大部份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又基本上回流到农村。现在中国社会已进入了「耐用消费品时代」，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市居民的收入中只有一小部份用于购买农副产品，而其馀的支出，如住房、汽车或其他交通费用、电器、医疗、子女教育、旅游及其他服务等，与农村或农民几乎没有关系；此外，许多原来由农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改成进口了。这样，城市居民支出的大部份很难再流入农村。这意味著城市居民的生活与农民和农村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城市社会不再对农村有高度依赖；相反，城市社会日益进入一种自我发展的形态。这时在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之间就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断裂，甚至可把它视为一种更深刻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规定造成的，而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出现的。由这种断裂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或许可被称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3.「断裂的社会」并非「多元社会」所谓「断裂的社会」是指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分别与经济社会发展截然不同的阶段相对应，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讨论社会的断裂以及由此造成的「断裂社会」时，必须注意将这种「断裂社会」与一般所说的「多元社会」加以区分，否则会造成种种认识混乱。「多元社会」是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概念，后来被广泛用于指称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徵。它大体上有如下三种含义：第一，在社会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承认每个群体的利益都是正当的。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这意味著对「少数群体」利益的承认和尊重，少数人的利益也是正当的。这种利益的多元性表现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压力群体」的存在。第二，在政治制度上形成了一种以自主而多元的政治力量为基础的政治框架，不同政治力量的组织形式即政党。其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一个政党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和要求。第三，多样性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唯一正确」或「唯一正当」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断裂的社会」也是一种「多元」的社会。其实，「断裂的社会」与「多元社会」有著根本的不同。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出现分化、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观念甚至互相对立，但社会结构的不同部份基本上是处于同一个时代，仍能在整体上相互结合。但在「断裂的社会」中，情况却截然不同，其社会结构的不同部份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彼此之间也无法结合成一个整体性社会；换言之，整个社会是分裂的（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的意义上）。如果借用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提出的「三个浪潮」的概念，可以形像地说明这个问题。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书曾在80年代风靡了整个世界。作者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观点：农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文明浪潮」；而当时就已初露端倪的以信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则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文明浪潮」。笔者以为，可以借用托夫勒的「三个浪潮」的概念来思考这场「新技术革命」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可能影响。今天的中国究竟属于哪个「浪潮」呢？如果观察北京的中关村以及全国许多大城市中的「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所见到的尽是计算机、网络、软件、基因、生物技术、电子商务、白领，连总裁都改称CEO了，这大概可以被视为名副其实的「第三次浪潮」。然而，从北京的中关村往西南走十几公里，那里的石景山区有全国著名的「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