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人政治

摘要：两宋处于我国传统社会的变革期。在此阶段，我国的物质文明达到了顶峰，同时，较之中国传统社会时期的其他王朝，赵宋政治也比较清明。出现这种政治清明的局面，一大原因是宋朝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政治文化。关键词：宋代；政治文化；文人政治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4-0166-01宋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处于一个划时代的坐标点。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是一座顶峰，史学大师陈寅恪就曾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宋之世。”①两宋处于我国传统社会的变革时期，是古史研究的一大重点，当前学界对宋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学界对于宋代政治状况的研究，比较多的集中于宋代外患迭起、国富兵弱、冗官冗兵冗费突出等历史现象，忽略了宋代相较于前朝政治的相对清明。有宋一代，政治相对清明，形成了相对比较成熟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直接相关的政治文化，是一定政治关系作用于社会所形成的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现象。“政治文化是政治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心理在极高层次上的精神升华。”②每一种较为巩固的社会政治制度，不仅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会具备与该政治制度相一致的政治文化。作为一个能维持较长时期的稳定统治的封建王朝，北宋社会也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政治文化。经过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和动荡，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宋初最高统治者将兵权、政权、财权集于中央，各路监司、各州的长官，大多重用文人，并以文人掌兵权，根除藩镇跋扈之祸。同时，宋初统治者又提倡文教，复兴儒学，扭转五代颓风；激励士大夫的忠义节气，养好士风。“兴文教，抑武事”③，崇尚文治，奖励儒术是宋代基本国策。“重文”政策与“文人主政”举措促进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与中央政权、地主阶级内部以及社会各阶级之间关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形成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又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的和精神的基础，从而引起整个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各种典章制度乃至风俗习惯都出现了深刻的变化。经过赵宋君臣的长期努力，宋王朝巩固皇权的基本思想和措施、加强终于集权的一整套政策措施和施政方针、适应专制统治的一整套政治活动和方式，逐渐为广大士人所认同与接受，并潜移默化为士人的政治心理倾向。随着政治社会化的发展，北宋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政治意识形态也逐渐得到全社会的认同与接受。到北宋中期，较为成熟的北宋政治文化已基本形成。“在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中，需要对相应的政治思想进行论证与阐述，需要对政治意识进行广泛的传播与宣扬，需要在政治主体之间进行政治思想的交流与沟通，需要社会各个层次上多种方式的传播与影响，才有可能使一定的政治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心理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精神升华。”④显然两宋时期极为活跃的学术文化、获得巨大发展的教育和全面繁荣的文学艺术，对于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宋人在整理总结前代丰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造了宋代新文化。宋人很重视前代文化遗产，政府组织力量对宋以前的儒、道、佛文化都进行过大规模的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宋代士人对前人著述做了大了的搜求、校勘、注释、编年工作，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人的作品能够流传直接，宋人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宋人学古而不泥古，极富创造性。例如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儒学——宋学及其后理学的创立和发展。“北宋学术文化的活跃，表现为宋学的兴起，儒学得到复兴，这使北宋的政治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和理性化。”⑤北宋学术研究中疑古惑经风气盛行，对以唐太宗贞观年间钦定的《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旧说产生怀疑，群儒奋起，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北宋士人根据政治发展的需要，对儒家学说原有内容进行全面反思与批判，并大胆地从佛、道学说中吸取思想精华，使儒学进入到思辨化、哲理化的新高度。儒学的复兴，是北宋王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皇权的政治措施有了更好的政治思想理论证明。以三纲五常为律条的儒家伦理道德得到恢复与发展，促进了官僚士大夫的道德自律。在宋代学术文化中，史学的繁荣对政治文化的作用相当突出。宋太祖在开国重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时，就非常注意总结以为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唐末和五代十国天下动乱的历史教训，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因此，后来北宋的史学研究非常活跃，欧阳修、宋祁主持重修了《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司马光主持编纂了“穷究治乱之源、上助圣明之鉴”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宋初最高统治者就在总结了这些历史经验之后，制定了一系列立国的方针政策，以根除藩镇割据之患，保证赵宋江山的长治久安。这些史学研究紧紧围绕北宋王朝治乱的政治需要，在其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分析与阐释中，实际上肯定与宣扬了北宋“祖宗之法”的正确与必要。而这些祖宗之法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科举制的扩大改革以及教育的大发展，也有利于政治文化的发展。北宋时期发展了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严格考试程序，扩大取士名额，提高登科及第士人的待遇，广泛吸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加政权。科举考试是两宋选官的最主要途径，也即通过科举考试而实行文官政治。北宋时期先后几次对科举制进行改革，逐步确立了以经义、论策为科考的主要形式，以义理之学为主要内容。北宋中期后，科考重策论轻诗赋，策论优劣成为考评的重要依据。而策论试题又多与国家大政相关，这就必然促使文人士大夫热衷国事。考取科举的进士，一般不必要唐朝那样守选，“释褐即授官”，且今后在仕途上的升迁，也比恩荫等其他出身的人要快。科举制的实行有众多积极作用，它扩大了政权的基础，吸收了一大批地主阶级的下层知识分子，给掌权阶层输入了新鲜血液，这一切都促使宋代政治呈现一种蓬勃向上的氛围。与此同时，北宋先后出现四次兴学热潮，不仅各类官办学校在各地纷纷兴建，书院与私学也大量出现，这不仅为广大学子特别是贫寒之士提供了投师受业的途径，也为他们进行政治思想理论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了多种渠道。宋代统治者尊重读书人，知识分子在宋代所受的礼遇和重用，地位之高，为历代所不及。宋太祖曾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⑥他还立下“祖宗家法”，告诫后代子孙不得轻杀大臣和言官⑦。这种优厚政策使宋代统治者获得了士人的忠心拥戴，而且文人士大夫的政治自觉性也成倍增长，为历代所不及。范仲淹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可以看作宋代一大批优秀文人士大夫的真实写照。北宋文学艺术的繁荣，也为政治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潜移默化提供了有力的手段。北宋时古文运动达到了顶峰，宋词的创作进入全盛时期，宋诗的创作也取得相当的成就。书法、雕刻、绘画也都取得很大发展。在文人主政的条件下，各位古文大家，著名诗人、词人，大多是政府官员，他们往往把自己的政治感受贯穿到文学的创作中，创作出大批“言必中当世之过”的佳作，同时也有大量歌颂当朝君主，肯定或批判当时政策措施和施政方针的文学作品。人们在欣赏这些作品的同时，也就同时接受了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熏陶。一篇优秀文学作品对政治思想意识的传播效果，显然远胜于直接的说教。特别是北宋时话本的出现，更增加了对下层百姓的政治思想影响。在这种逐渐形成的比较成熟的政治文化以及宽松优厚的政治环境下，文人士大夫都深受熏陶，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自觉性，他们也努力维持这种政治文化，这也就使得宋代的政治局面与前代或者后代相比，要清明的多。注释：①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②张康之.政治文化：功能与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③司马光.《辑古录》卷1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点校本1988年版,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条，中华书局点校本（三）第394页.④王荣科.北宋政治得失与政治文化.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第48页.⑤王荣科.北宋政治得失与政治文化.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第48页.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乾德四年五月条，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十七）第12997页.⑦杨渭生等著.两宋文化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