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经典和文艺之霾

大众、经典和文艺之霾陶林最近，我受邀主持了编译了一套西方经典的文丛。该丛书所选编的，都是些人类历史颇有影响的现代文化经典，有故事、小说、随笔、随想、回忆录、哲学思想论著。在编整这些文化经典作品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着，将来它们陆续出版后的某一天，会是哪些读者将从丰富得迷人眼目的图书商品世界里选中它们，阅读它们，内心又会产生怎样的情愫和感想。我非常憧憬那一刻的情境：一位美丽、知性的女子，在书店投影灯的光晕之中，取出了诸如卢梭的《漫步沉思录》之类的著作，看得不觉入迷。然后这部书被她带到了家中，卧室内，书房里，坐着、躺着，入神或者慵懒，慢慢地品读，用心之程度，犹如在阅读一封我替无数经典作家们匿名寄出的情书……当然，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在自我催眠，也是在自我“媚俗”，白日梦般幻想一个大众与文化经典卿卿我我、甜蜜无间的景象。而罔顾大众与经典，以及经典背后的人文精神越走越远的事实。比之想象“长发美女”、“情书”这样的广告性的意象，不如更清醒地去辨清当下时代里大众与经典的关系。这点，对于我这样一个长久以来习惯于奔跑着文艺经典道路上的人，跑进当下文化的“寂静岭”，如同在浓雾重霾中辨别前行的路那样迫切。一、经典的多普勒效应我们知道，不管一个人在意与否。人类财富的积累，分为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两种。这两者都是财富，无论有形或者无形，对于本来两手空空发展族群文明进化的人类来说，它们都同等重要，并寄托着“财富”概念下的相同属性，即需要挖掘创造、需要积累、需要流通、消费与增值发展等等。甚至，就连“争夺”，也是财富守则的一部分，否则也无以解释人类历史上战争何以如此之多。财富关乎着利益。在人类进入所谓“历史的轴心期”以后，“利益”二字成为历史的主角，成为万物的尺度。事实上，人类历史、特别是越接近晚近历史的绝大多数争端，既不为美女之爱、也不为荣誉、更不会为道义，仅仅是“利益”的暴力分割仪式。所以，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古希腊人号称为美女海伦打一仗是如何说得通的，但深谙“夺人的宁式床、抢人的钱粮”之道。然而，历史的诡秘在于，人们善于计算物质财富，却从来没用心计算过精神财富的多寡得失，更不善于计算精神财富付之阙如的代价。我们对之的态度，始终是模糊性的、隐喻化的。事实上，精神之为财富，并不是什么神秘事件，也没有任何超凡的魅力可言。精神财富，来自于人对自我的内在挖掘，但更与“物世界”有着严丝合缝的对称关系。精神财富，与矿产、消费品、新技术新发明的流通一样，依然可以表现物质财富一切的“物性论”。我之所谓“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象征，就是人类历年累积下来的经典作品。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那些书，各类经典的著作。对于这些经典的消费，其实代表着精神财富的丰裕程度。当一个民族较少去消费那些经典的时候，等于他们漠视了一大块的公共资源和人类财富。这里对精神财富的“消费”不仅仅是“占有”、“拥有”这么简单，还要被阅读，被理解，被内心化，移风易俗等等。如果我们用心感受一下物理学的“多普勒效应”在文化世界的表现，将毫无疑问地发现这一点：当经典与大众越来越近时，经典的声音越发尖锐、强度就会放大，它距离大众越来越远的时候，经典的音频就越发低沉、强度变弱。这一经典的多普勒效应，尤其从文艺复兴时代到21世纪初的这段文艺历史演变，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由经典所构建的那个世界一度离我们很近，但现在正在慢慢离我们远去。在文艺复兴时代，所谓“大众文化”与“经典文化”实质上完全混合在一起：莎士比亚只是为养家糊口编写那些剧本，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也只是为了好玩逗趣……这些看来现在是标准经典的作品，在当时看来是纯粹通俗的东西，却能够在大众当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影响并塑造了很多人的内心。这种状况，在以后的时代发展中不断强化。后来者，无论是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契诃夫，还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今天看来的“文化巨人”，也只是当时的流行作家，甚至其流行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所谓专业的畅销书作家们。他们身上多少有点离经叛道的味道，比当时代尊为“正统”的作家们，更丰富、更有争议、也更有影响力，也更有冲击性地拓宽了经典的航道。在人类为利益分割而暴力时代，经典作家往往代表着人类理想的那一部分，对未来美好的期盼、向往、良知的呼声、对新道德、新人的期许等等。他们写作、出版文化经典的时代，并非刻意要立足多么高远，但往往能够极大地影响整个时代的精神。在他们成为“巨人”时代，经典与大众之间的距离达到无与伦比的贴近的地步，人类生活也面临着古典—现代的巨大转变。相比较公元一世纪前后的“历史轴心期”，我以为十九到二十世纪前后才是人类整体精神变化最大的轴心期。这整个时期，从物质形态到意识形态，不同于过往时代自然式的发展，完全是人类创造与设计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经典作家因为与大众上靠的如此之近，实际上他们参与设计了现代人新精神、新伦理、新语言、新风貌……称呼他们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倒也并非过誉之词。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开始，文化经典的音频开始变得低沉、强度也开始变弱。正是这一时代，是尼采所预言的“偶像黄昏”的时代，是艾略特称为“荒原”的时代，是曼海姆称为“漫漫长夜”的时代，是卡夫卡惊恐的“城堡”统治的时代，是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我们确凿可知的，这种鲜明的多普勒效应表明：经典在现代距离大众越来越远了，因为在当代，确认一个有“经典气质”的作家实在太难了，一个能为大众广泛认可又能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家也太难出现了。而那些能够掌握大众阅读风向的作家，往往仅仅是古老的“讲故事的人”的现代翻版——他们本身就是现代大众的一部分，用大众的无聊来装点自己的成功。经典时代的作家，就这样与大众越走越远，好似慢慢去了另一个世界里。而其实，文化的精英和大众已经各自活在了两个世界里：一个是号称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云端世界，一个是现代的开心馆、美丽的新世界，中间隔着的，是层层的迷雾与浓重的理解之霾。因为这种两个世界的背离，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对于“经典”的理解也全然物是人非了，甚至传统经典世界那种“巨人般”的作家已然成了黄昏里废弃的偶像。对于当代人，他们面目模糊，也很难进入内心，他们成为一个个的“知识点”、成为一个个的风景区，他们连同他们造就的经典，一股脑地成为了历史遗迹。倘若一个现代作家意欲站在他们的巨影下成就文化抱负，他所继承的，绝不会是经典的荣光，而是无尽的孤独。目前，尽管包括有诺贝尔文学奖所造就的文化体系在竭力在维护旧有的、经典作品层出不穷的世界。似乎我们能看到优秀的作品也不少，甚至有经典的气质的作家也很多，但大众对文艺经典时代的记忆却越发显得遥远与隔阂，于是，也越是依赖于诸如诺贝尔奖之类的评价体系来感知经典。那也就越发显示，经典的颓败不可挽回之势。二、乌合之众与乌合之乐我在一篇讨论卡夫卡艺术的文章里曾经说过，卡夫卡正是经典颓败时代作家的先知性的形象：他一边用手遮挡着诸如托尔斯泰这样“巨人”时代作家们上帝般巍峨身影，一边在匆匆忙忙写下着自己的感受。他所刻画的自己，则是一个饥饿艺术家，面对着把约瑟芬的口哨当成偶像崇拜的耗子民众，饥饿到想死都死不了的程度，却依旧无人问津。毋庸置疑，现代先驱卡夫卡的隐喻与象征是极其精准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达、民主宪政制度的运行、自由市场的深入开拓，把“群众”变成了彻彻底底的“乌合之众”。恰如法国思想者勒庞在其《乌合之众》中说到的，乌合之众是绝对非理性的、缺乏高见、趣味低下的。不过，不同于勒庞的意见，我认为乌合之众的产生，是历史的进步，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因为，在类似斯巴达式的帝国时代，人只是帝国蚁群组织的奴隶;只有雅典式民主下的乌合之众，才会闹哄哄地要求杀死令人不爽、自以为聪明的苏格拉底。那种整齐划一，推崇高雅、经典、崇高、端庄的群体，只有在权力的规训下才能勉强以伪装的方式做到。远离了权力的规训，人们作为乌合之众，会本能在极权信念的巴别塔下一哄而散，且是“作鸟兽散”——如孟子坚信的，人其实和禽兽也相差无比。包括卢梭在内的启蒙思想家们，强调了个人的自然权利，也就把过度传统化了的人还原到了自然状态。也因为个人权利意识的发展，才会产生现代的乌合之众。其实质，是把人们从私有化极权政治的城堡中，解放到了现代的公共空间的广场。广场没有那么多的规矩，现代人性意识、人权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都自然而然地成为共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状态，正是经典作家所畅想并召唤出来的。如此之多的人类文化经典，充满了传统秩序的质疑、对自由的向往、对平等的追索等等，世界上先有这些优秀的人文经典，然后才有现代社会的现状的，才有现代“乌合之众”的产生。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轴心期时代，经典的产生确定了大众对于经典的顶礼膜拜。那一个时代的经典，为大众建立了“一神中心、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古典秩序。不同于那一时代，而现代“乌合之众”的诞生，对现代的经典，却有着致命的解构力和消解力。仿佛是应和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十七世纪的文化经典很快否定了十六世纪的文化经典，十八世纪的经典更快否定了十七世纪的经典;十九世纪经典几乎是全盘革命掉了之前的任何经典。到了20世纪，二十世纪的文化经典，则全部解构掉十九世纪的经典。某种程度上，文化经典的革命性代谢速度甚至远远跑在了科学技术的前列——比方“乌托邦”经典谱系：在十六世纪以前，只是一种文学的想象罢了;到了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已经开始进入严谨可能性的论述，到了十九世纪，不但宣称迅速完成了“科学化”，实质已经形成了一套指导全球社会实践的理论体系;而到了二十世纪初，铺天盖地的“反乌托邦文本”也成为人类不得不读的文化经典。通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的精英们实在是想得太多，想得太快，想得太远了。正如卡夫卡所说的，人的一个大毛病，“就是缺乏耐心”。精英们迫不及待地往更远的地方去，留下“乌合之众”的人群在广场上众生喧哗、不知所向。于是，当精英们在经典中为如何构建“美丽的新世界”吵个不休，吵得云里雾里的时候。古老的权力，通过那些“贱民”政治诡辩家和权术家们(尼采语)的巧舌如簧，纷纷换上了一副现代性的面具，用着很少的一点智慧，就完成了对乌合之众的拥有。他们熟练地掌握着现代乌合之众，并利用着他们翻江倒海，造就了晚近现代世界历史最为诡异的景象：一小伙似乎魅力超凡的政治强人，决定着几十亿人口的生死存亡与幸福。这种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影响程度，甚至超过了帝国时代蒙古人对全球的侵扰。但随着全球政治的深入现代化，到达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之境，我坚信，这一景象将一去不复返。而同时，也在如勒庞所揭示的，作为“乌合之众”的人群绝对是非理性的。他们不会比一个单独思考的个人更智慧，更能作出最优的选择。也正因为这种理性的阙如，“乌合之众”的乐趣总是取决于大多数人中的短板。于是，“乌合之乐”也谈不上什么高雅性、精神化、智慧化诸如此类精英文化自负的东西，大众的流行选择一定很炫目、很有快感的、非理性的、反智的，有类于广场上催眠的霓虹灯光。正如曾在那些超凡政治强人面前毫无抵御之力一样，乌合之众的“乌合之乐”喜欢被催眠的快感。于是，在莎士比亚时代流行的悲剧作品变得十分不可思议，因为这些作品庞大笨重，需要理性和情感的充分参与。与之相对应的、或者替代性的，大部头的现代小说经典也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它们阻止个人进入大众的广场，而力图把读者留在书斋内，让他一人独自去思考小说所力图透露的世界真谛。乌合之乐憎恨深度、力度和难度，也憎恨文化经典世界所散发的神殿气息。乌合之乐所凭借的是灵魂的轻逸感，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们很精明地发现了这一点。尽管米兰·昆德拉不无忧心地反讽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但卡尔维诺依然确信无疑地宣称“轻逸”将是未来千年文化的主旋律。然而，“轻逸”流传中很快被“轻松”所改写，轻松的美学在乌合之众中流传，仿佛是历史必然的选择一般。#p#分页标题#e#历史证明了，由于缺乏理性的控制，乌合之众最容易极端化——要么变成极权的暴力，要么就变成轻松的狂欢。当经历过如此惨重教训，把伪装成“一神代理”、“精英之首”、“真理代言”或“民族救星”的政治狂人从历史舞台上驱逐走之后，恰如前苏联思想家巴赫金所洞见的，精神世界里，狂欢成为唯一的选择，“狂欢节”成为大众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