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汉一座城与长江洪水的关系史

大武汉：一座城与长江洪水的关系史2015-06-2202:37:06来源：长江商报长江商报消息江城水缘□本报记者谢方张萌武汉，又称江城。没有一座城市像武汉这样，与长江的关系如此亲密无间。一千多年前，由于长江江水的冲刷与泥沙淤积，逐渐形成陆地洲滩，诞生了武汉的雏形；而后在长江灌溉出来的沃土上，“湖广熟，天下足”，江汉平原成为天下粮仓。一百多年前，汉口藉着长江的黄金水道，大兴贸易，商贾云集，风光无限，并在清末率先开埠，成为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被称为“东方威尼斯”。也没有一座城市像武汉这样，与长江的对抗争斗不休不止，在《武汉地方志》的记载中，“大水”几乎每三年就来拜访武汉一次，武汉市民也几乎成了看天的专家。在有记忆的年份里，印象深刻的洪水多达数十次，1931年，大水在丹水池破堤而入，汉口在洪水下浸泡数月之久；1954年大水后武汉开始堤防建设；1998年，见惯了洪水的武汉人已经从容不迫，昔日的江滩成了市民的游泳池，小孩子趟着齐膝深的水去学校。大水几乎构成了这座城市的部分面貌——江汉平原从魏晋时代就开始修堤防，1635年，汉口立起了第一条长堤，正街形成了；1864年，地方政府又在长堤外的湖荡中修筑了汉口堡以挡来水，汉口面积增加了3倍；1905年，张之洞修建张公堤，真正赋予了汉口现代城市的形象；1958年时建成了东西湖围堤；1997年的武汉，沿江一带建好了防水墙，江堤种植了防浪林。今年，春夏连绵的阴雨又预示着大水的来临，近日，武汉市政府发布消息称，今年是厄尔尼诺年，且武汉市降水量超出往年，今年武汉市发生洪水的概率高达80%。本期长江地理，记者关注这座大水造就的城市，以及其近百年的洪水记忆。被洪水造就的大武汉武汉的故事，必定要由长江讲述。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江成就了武汉，武汉也在改变着长江。在距今10000年到2000年以前，长江出三峡、汉江出丹江口后，就在今江汉平原一带奔涌交汇。当时的江汉平原地势低洼，是荒无人烟的沼泽湿地，被称为“云梦大泽”。史料记载，云梦泽南连长江，北通汉水，连绵不断的湖泊和沼泽，大泽若干，总面积二万多平方公里，是长江中游区域一处江、河、湖完全沟通融合，水流进出自如的水域场所。每年汛期，长江和汉水暴戾忽现，到处洪水漫流，整个云梦泽江湖不分，呈现出大片大片水天相连的状态。同时，江水携带的大量泥沙也被带来，随着水流流速减缓，泥沙也就淤积了下来。先淤出小的洲滩，再逐渐淤出大的洲滩，云梦泽不断被分割、解体和缩小，慢慢地形成江汉内陆三角洲。洪水退去后的这些洲滩土沃草丰，人们在此围垦、修防，汉阳、武昌的雏形正是在此基础上慢慢形成的。可惜，明朝成化年间的那次洪水，没有人准确地记录它。那是对武汉最友好、也最有价值的一次洪水——它塑造了汉口。武昌和汉阳早就存在了，它们的军事价值被历代将领重视。但直到1465年以前，汉口还只是一片沙洲，里面各种水流纵横交错，当然也没有什么固定居民。在1465年至1487年间，汉水发生了一次改道，此前，它狂暴而随意地选择自己进入长江的路线；此后，它开始沿着一条固定的、与今天差不多的路线前进，汉阳和汉口由此被清晰地划分出来，从而为今天武汉三镇的形成奠定了地理基础。这次大水发生后几十年，汉口有了固定居民，盐商们首先发现了这里的便利，“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物，皆由此焉转输……”盐船过去是从产地直接运往各地销售，中途不设集散地；但从万历年间开始，两淮盐商对湖广的运销，便是到汉口为止。汉口以远的销售，则是由另一批商人来接替。这样，汉口便成为淮盐在其境外的一个最大的周转码头。淮盐之后是漕粮，一个繁荣的商业城镇就此诞生。三镇之中，地势最低的是汉口。汉口的街市都是沿长江而建，前面是港口码头，后面是湖泊洼地。受长江流域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武汉每年六七月份都会迎来梅雨季节，长江水丰，汉口便汪洋肆虐，陆地行舟，这使得汉口一直人口稀少发展缓慢。为了对抗肆虐的洪水，1635年，汉阳府通判袁焻主持修建了汉口第一条长堤——袁公堤。该堤修好之后，使得汉口街市得以向纵深发展，堤内的湖泊洼地也逐渐被街市取代，并形成了汉口第一条正街。少了水患之忧，又坐拥码头便利，江汉平原上的稻米便顺着长江的“黄金水道”运送到汉口，汉口迅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一跃成为湖广漕粮的储存与转运中心，跻身明代“四大米镇”之一，商贸之盛远超武昌、汉阳。清同治年间，汉口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已是“商贾云集、帆樯林立、不分昼夜”的贸易重镇，但囿于堤防，范围狭小。当时的汉阳郡守钟谦钧在袁公堤外的湖荡中修筑了汉口堡，以挡洪水，汉口面积一下子扩大了三倍，一时繁荣无二。1905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先后在汉口修了张公堤，在武昌修了武丰堤、武泰堤，不仅从更大范围里解除了武汉水患，更为大武汉的城市发展定下了大格局。武汉真正从贸易小镇开始走上了“东方威尼斯”的大都会之路。洪水侵袭成生活常事公元前185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四千余家。”这是中国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长江中游水灾。《武汉地方志》对武汉大水的记载非常丰富，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8月，“霪雨，庐舍人畜淹没无数”，是第一条记载，此后几乎每三年就有一场大水拜访武汉，或是“连日阴雨，庐舍人畜淹没无数”，或是“暴雨终日，水溢，淹田千顷，淹死人畜。第二年，又大水。”在其记载中，有几年的记载特别详细，这几年也恰巧是大水特别严重的时期，如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黄麻大雨，山洪暴发，水漫堤塌，田地淹没，泛滥成灾，江水猛涨，长江水位达27.86米，田地淹没冲压，民房倒塌。”这场洪水武汉三镇均被淹没，损失惨重，而由于政府的救援不及时，淹死病死人口众多。1954年夏天也是武汉市民记忆深刻的一年，那年5—7月，三个月集中降雨1634.7毫米，7月中旬，倒水山洪暴涨，水位高达30.17米。那是20世纪长江最大的洪水，京汉铁路中断了100多天，荆江三次分洪，淹倒房屋8341栋，其中143户、4251间片瓦无存，受灾耕地86.4%。冬，大雪，政府动员了上千万人抗灾。但是武汉保住了，为纪念此次抗洪，在江堤上立起了防汛纪念碑。1998年，连续三个月的雨造成洪水一泻千里，几乎全流域泛滥，这是1954年以来长江面临的最大洪水，加上东北的松花江、嫩江泛滥，江西、湖南、湖北、黑龙江等29个省、市、自治区都遭受了灾害，受灾人数上亿，近500万间房屋倒塌，2000多万公顷土地被淹，经济损失达1600多亿元人民币。而面对常年的洪水，武汉市民已经将其当成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了，也有了一套面对洪水的方式。小时候在学校里老师说洪水来了，男孩子要把女孩子用盆子划出去；长大了，长辈告诉我们，要断定江水的涨落，去江边数台阶就可以了，比专业预报还直观；昔日的堤防成了江滩休闲广场，夏日的傍晚，跳跳舞谈谈情；龙王庙的险段也有了亲水平台，天高云淡时，坐岸边看两江交汇清浊分明。“6月，汉口连续下了3个星期的大雨，人们被迫穿起了皮衣，城里的洪水到处都有12英尺深，除了屋顶，很少还有什么露在水面上。”这是一名驻汉口英国领事在1849年的笔记。美国专家罗威廉研究了这些笔记和资料，在他的专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中写道：“实际上，洪水侵袭已经成为汉口生活中一件习以为常的事了，大众的反应已经形成了模式：堵塞水口，沿大堤安置好水车，准备好疏散用的高地，当地的善人会在城市的通衢上架设临时桥梁，较穷的人驾着小船去摆渡市民。重要的是，全城的人都在为新的一年里恢复城市而出钱出力。”实际上，洪水侵袭已经成为汉口生活中一件习以为常的事了，大众的反应已经形成了模式：堵塞水口，沿大堤安置好水车，准备好疏散用的高地，当地的善人会在城市的通衢上架设临时桥梁，较穷的人驾着小船去摆渡市民。重要的是，全城的人都在为新的一年里恢复城市而出钱出力。——罗威廉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998年汛期武汉鸟瞰图。江汉朝宗与水患成灾武汉洪水记忆悲喜录长江商报消息□本报记者张萌谢方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是中国古人为学致道的方法，也是后人开物成务，为政造福一方所遵循的传统。北朝地理学家郦道元观察山川地形，稽考河道沟渠，探访乡土民情，对大禹治水因势利导、疏通河道的功绩赞叹有加。曾亲临实地，看到江水洪流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写道：“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尚书·禹贡》又有记载：“江汉朝宗于海。”中国境内，地势西高东低，众多河流积小成大后，融入巨川，汇入大江大河，而这些大河流最终几乎都东向入海，如同八方臣民，四方诸侯，向天子朝宗。中国历来就把人伦社会中的“朝宗”行为，比喻成江河入海。自然界的现象超出人类社会的承受极限，打乱了生活常态，就会突然变成灾难。长江从青藏高原格拉丹东山峰的西南侧涓滴而下，奔腾6397公里流进太平洋。长江流过宜昌时才刚刚走完上游的4504公里，此段河道落差巨大，水流湍急，诗人李白就感受到“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宜昌一过，绕过险峻的荆江段，便是长江中游平原上的武汉，流速稍缓，江面渐宽，众多湖泊相连，西来的汉水也在这里汇入长江。每年6月中旬一过，降雨量猛增，长江就进入到了汛期。作为两江交汇口的武汉，便要经受住这每年如期而至的洪水考验。在汉江与长江交汇处的汉口龙王庙堤坝上，立有一块石碑，上刻“江汉朝宗”，据地方志记载“江汉朝宗”在明朝嘉靖年间就已列为“汉阳十景”，而这一段流域在历史上因为水情险恶，也是防洪的重要地段。在离龙王庙3公里远的汉口江滩公园，则耸立着一块巨大的“武汉防汛纪念碑”，如今在游览汉口“江滩十景”时，纪念碑成为最显目的景点。这些景点，在1998年洪水泛滥之前，都曾是防洪“险点”。本期长江商报将带领读者沿着长江走访武汉江边的几处防洪重点，在历史与当下的交织中，做一次“朝宗”之旅，讲述武汉与洪水的故事。江滩：昔日防汛险点变成民众游玩的乐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用来描写现在江滩的景色最好不过了。记者本月初来到江边走访时，江滩已褪去了春天的红花，放眼望去都是初夏的浓绿，即便是有偶尔有天气变化，风雨突临，也还是如春天般的柔风细雨。江水后缩，岸边的细沙泥上长满了芦苇，人若往堤岸下走想亲近一下水，得需一两分钟的步行，鞋子才能碰到水边。江边游玩闲坐的人开始往树荫下聚集，抬头望去，柳树顶上蓝天下，飞着斑斓的风筝。到了夜间，凉风吹过的广场，更是民众游玩的乐园。等到本月中旬，记者再次到江边走访时，岸边的芦苇已被淹没在江水中，停靠在江边的驳船也被江水抬升，搭在岸边通向船舶的跳板和铁链已随水位上升而绷直。武汉历来受水患不断，在近百年的历史上就经历了三次超大洪水的侵袭，分别是1931年、1954年和1998年，而武汉几乎年年都要接受汛期的考验。1931年入夏后，全国境内由南到北，淫雨数月不开，导致水祸遍及江、淮、黄三大流域。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更是险象环生，因河水暴涨，7月29日，江汉关水位升至26.94米，丹水池首先破堤。8月2日凌晨，单洞门铁路决堤，大水直奔市区，汉口全境浸没水中。随后武昌、汉阳的堤坝被冲毁，武汉三镇在苦雨暑热中浸泡达两月之久，受灾16万户78万余人，待救济灾民23万多人。据事后统计，死于此次水灾的共有33600人。对于82年前的这场灾难，现在的武汉人大多是从祖辈的口中听得。沧海桑田，这场大洪水留下的遗址，在武汉市内已很难找寻。如今，在江滩见到的“武汉防汛纪念碑”建于1969年，为了纪念1954年武汉人民战胜洪水而修建。据《中国水文志》记载：1954年，长江流域干流各主要站超过警戒水位达60-135天，从7月下旬起，荆江大堤进入抗洪紧张阶段。武汉关8月18日最高水位达29.73米，超29米高水位运行23天，超28.28米水位运行52天，超26.30米警戒水位运行整100天。武汉市出动30万人力，风雨兼程，日以继夜，才取得了抗洪斗争的重大胜利。毛泽东为武汉战胜洪水亲自题词，后被撰写在“武汉防汛纪念碑”上，成为武汉人民与洪水斗争的标志性纪念建筑，也成为武汉与洪水斗争的精神象征。龙王庙：这里的每一个码头都曾是惊心动魄的闸口从“武汉防汛纪念碑”出发，沿长江岸边逆着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