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规范之考量：管理失败

1金融市场规范之考量：管理失败演讲人：杨彬¹金融体系提供实体经济的服务之一是向有价值的项目输送资源。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功能则相反：拒绝向不值得享有的企业提供资源。失败–人所惧之，因为它有“波及旁人”的效应。这对金融行业而言尤其如此。银行依靠短期资金。假如存款人出现恐慌，即使是管理最佳的银行也难以生存。然而，当一家主要供应商或客户关门大吉，业界公司也将遭殃。假如经营不善的企业是一名大雇主，整个社区经济便会陷入衰退。同行业一名主要竞争对手出现巨额亏损，可以使你的公司在几个月内无法出售股票或债券，直至投资者相信这只是个别公司而非行业性的问题。为了减少这类风险，大部分金融体系都致力于管理失败–而非任由其自生自灭。一般来讲，只有在监管机关已安排一家稳健机构接管存款业务的情况下，银行才可以清盘。业界公司通过银行进行重组。假使一家经营不善的企业雇用有大批员工，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会尝试安排合并或拨出应急基金–尽管此举意味着继续浪费资源。企业失败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无论你如何处理，都会有人受伤。承担“处理”某失败专案的人士有可能会受到指责。要证明自己没有仓卒行事或造成浪费并不容易。因此，一旦有可延缓失败的现成机制，它往往为人们所滥用。我们需要找到重新引入市场约束机制的办法。一个有条不紊的金融体系是法规条例的角力场。在维护稳定的同时，它也利用各种市场力量和明智的行政管理以促使失败的浮现。为了实现健康平衡，金融体系创造了层层叠叠的机构和做法，先是增加风险，然后对之进行节制，然后再增加风险。一个能淘汰落后者的机制是“几乎人人都想借贷”。由于股票市场尊崇有高回报的股票，大部分公司都寻求通过财务杠杆借贷，通过发债来取代股本金。债务需要偿还，或起码会越滚越大，这将产生所谓的“关键时刻”（amomentoftruth）。债权人此时将决定它是否一家经营不善的公司–然后酌情采取行动。¹杨彬（HarrisonYoung）现任摩根士丹利澳大利亚董事长。在1991-1994年，作为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清债部主管，他曾协助处理266个银行经营不善专案。杨先生曾就银行体系问题向印尼、日本、韩国、泰国和委内瑞拉等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本文为作者于2004年6月12日在北京召开、由哈佛大学法学院国际金融体系中心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构建21世纪金融体系”中美金融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内容。2在公司资本结构中加入债务，方法有两个：向银行举债或发售债券。公开市场的显著优势就是它持续发出反馈信息。因此，只要你已充分达到披露要求的标准，贵公司债券的价格应能反映前方是否将有麻烦出现。在公开市场进行交易的证券价格，有助经济体中每个人比较风险并做出更合适的投资决策。然而，证券市场可以会相当波动且变幻莫测。假如企业全都依赖它，表现良好的公司也会经常触礁。所以我们有银行。银行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灵活。它们会帮助那些信用状况难于理解的公司，在困难时刻向借贷人伸出援手。银行把经济周期的曲折抚平–并在必要时得体地处理经营不善专案。缺乏银行的金融体系将难以实现可持续增长。尽管银行为体制带来稳定，它们本身却也是高度负债经营，因此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但这也不无好处，因为这促使它们谨慎行事。它们会拒绝借款。它们会取消抵押品的赎回权。（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应该让银行有风险，这样它们便会更快速地对积弱借贷人进行清盘。）但它们能够完成这一主要任务，完全是因为金融体系已有成熟机制支援它们，比如最后贷款人（Lender-of-last-resort）措施、存款保险和政府的隐性担保等。然而，由于银行免于承受自然压力，所以它们需要一个综合的监管市场。它是所有成功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提高市场透明度是金融体系借以释放市场力量的另一个行政措施。业绩欠佳，必须告知投资者。这样可能会使公司的股价一夜间走低。评级机构可能会调低其债券的信用级别。消息人所共知。但由于盈利报告反复波动容易令人混淆和制造不稳定因素，容许缓和形势的习惯慢慢形成。然后，由于遭到过分的滥用，会计准则再度收紧。不久之前，银行受到鼓励纷纷建立“隐藏准备金”（Hiddenreserves）–在好年头隐藏盈利以备在坏年头可资应用–这样使银行看起来更“稳健”。人们关于银行是否应该向市场公布其债务组合的争论仍在持续。如果公开–在若干发达市场也许是可行的–将迫使银行更早地承认问题。此举将有助于在银行借贷和债券市场之间，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然而在经济严重衰退时，很多银行将变成资不抵债，理由是针对信用度不容易理解公司的“市场”将随之消失。近代最广为人知的经营不善管理专案是涉及发生在美国的储贷（savingsandloan-S&L）危机，它花费了纳税人约1,000亿美元。那次危机经历和往后的清债工作，给金融体系在营运和应对问题上（无论是好是坏）上了重要的一课。S&L机构乃专门银行的一种，创立的原意是专营住宅按揭贷款。危机的爆发是由于在他们盘踞的金融体系一角中，大部分的市场力量被排除在外，却不见有明智的行政规范。3人们普遍认为引发问题的根源有三个。一直以来，很多S&L都是发展成熟的机构。它们没有拥有人，没有发行股票、没有股票价格、而且不大具备企业行为的传统。因此，当它们走进商业房地产借贷的领域后，对潜藏周围的危险并不察觉。第二，联邦政府给S&L存款作出的保险额达到某一个水平–而其业务则不要求他们吸纳的存款高于那个水平–因此从来不曾发生与债权人之间的“关键时刻”。第三，由于S&L机构是为购买房子人士提供贷款而存在，该行业得到很多不同政党的支持，因此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非常宽松的监管制度。S&L危机是容许问题继续恶化的典型范例。在上世纪80年代中，一名深谙形势的顾问曾尝试向当时的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杰柯·凯恩（JakeGarn）进言，表示如果国会不尽快解决行业的问题，最终将花费纳税人50亿美元。那名顾问被视为神经有问题并几乎被踢出参议员的办公室。五年之后，国会终于面对这个问题–付出的是高出20倍的代价。很多当时已建成的办公大楼直到今天仍空置着。值得一提的是，问题不在于缺乏透明度。当国会采取行动时，人尽皆知很多S&L机构已资不抵债。然而–由于政府帐目的高透明度–人们也知道独立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DepositInsuranceCorporation-“FDIC”）的S&L行业存款保险基金现金不足，但如果存款人会受到损失，国会和监管机关就不想关闭这些S&L机构。市场和监管部门都不能采取断然的做法。国会终于在1989年成立清债信托公司（ResolutionTrustCorporation–“RTC”），它关闭了数以百计资不抵债的S&L机构，并提供资金，使存款人的资金得以保全。这是明智的行政举措，因为它使美国面对现实。然而，机构资不抵债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它们创造的大批不良贷款和房地产资产。国会下令RTC尽快出售这些不良资产，“但不得使用倾销手法”。这句话的较中肯意译可以是：“把整个烂摊子交由市场力量处理，但手法要温和”。而尖刻的说法则是：“如果事情弄坏了，我们会责怪你”。立法议员们做出的最精明事情之一就是委任威廉·赛德曼（WilliamSeidman）为RTC主席并让他去想出解决办法。选择他，因为他就是此前曾告诉他们危机正不断扩大真相的监管人员。可能赛德曼已60多岁也是关键所在，他的唯一志向就是把这个任务办好。赛德曼的做法是很快把其中一块资产卖掉–通过释放市场力量的一个行政决策–并告诉每个询问他的人，RTC达成多低的价格都没有关系，因为便宜的消4息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只要有足够多的投资者认为RTC能售出，他们便会愿意执行尽职调查和出价，而在他们之间形成的竞争将有助于使价格达到一个“公平水平”。迅速售出大批房地产类资产的次级益处是它加快了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每当有新市场出现，投资者、发展商及其银行家总会随之制定新的伙伴关系和证券化结构，使他们有更高的支付能力。诚然，在RTC一方需要灵活才能有所创新。如上文提及，官僚制度难有灵活度，因为如事情搞不好就可能被批评–在我曾工作过的某些国家甚至会被起诉–如进展良好，对他的好处也有限。幸好，美国有一条对于诚信决策的公务员予以保护的条例。而赛德曼是一名兼具维护下属官员所需的性格和政治技巧的上司。快速出售的另一个次好处是它把私人行业参与营运变成可能。当一个企业家看到政府拥有的5座大厦空置着，他不知道要付多少租金才能把地方租下来，他不知道当新竞争者以低价租下空置地方将对哪家店铺构成威胁，他也担心该市的整体经济形势。因此他等待。而受害的是经济。赛德曼理解到防止经济的进一步衰退，比销售最多能套现多少更为重要。成立了RTC，国会便把注意力放在预防的工作上，并决心不会让类似S&L的灾难再次发生。他们视存款保险的存在为导致危机的因素之一，它容许了应该不予拨款的S&L机构继续生存甚至扩大。他们也认为监管机关让本应结束的银行和S&L机构继续开门营业，使亏损不断滚大。因此，他们通过了《改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法案》。该法案没有取消存款保险–很明显体制将无法应付如此突然的风险上升–但它限制了资本实力不足机构竞逐存款的能力。它削弱监管机关的灵活度并以较微妙手法增加风险。举例：目前任何银行或S&L机构的股本资产比率假如低于2%，必须在数天内关闭。这种运用严格和宽松“解决方案”的阴阳结合由来已久。在大萧条年代的最黑暗时期，多家银行倒闭，国会创立存款保险制度以遏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当时罗斯福总统认为那是一个错误，应由市场力量自行把问题解决。但有太多的选民希望银行能继续经营，因此，国会终于如愿通过法案。回顾过去，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美国拥有数以千计的独立银行和S&L机构。假如没有存款保险，每当经济走低，资金势将流向规模最大的机构。而恰恰是因为有太多的银行，它们当中很小会因规模过大以致失败。除了受政治保护的S&L机构，忽略问题的诱因已大大减少。当然，在满足本地需求方面，本地银行表现更积5极。所以，金融体系原先为保护银行免受市场力量冲击而设的一种机制，实际上使本地银行对市场的敏感度，可能高于为数不多的全国性大型银行。这些历史对中国有什么启示？对于处理不良资产问题而言，答案很明显：z加快销售速度、结构越简单越好以及不用忧虑首批交易的价格。怎样才算“公平”是由市场（而非官员）来发现。z采用有助于加强透明度和流动性的结构及战略，因为这样能提高资产价值，而且有助于在各个层面更容易作出决策。z委派具有一定地位和能独立办事性格的人员负责执行任务。他们应直接向国务院汇报，甚至可以是国务院的已退休成员。z认同–并欢迎–加快执行程序将有助于中国法律体制更趋清晰明确的事实。对于整体金融体系而言，也有一些我们可以吸取的教益，但必须根据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进行调整。排序不分先后：z金融制度的设计不应该以预防失败为目标–不论是对企业还是对银行而言–而是要在必要时容许发生失败。z单靠市场力量或单靠行政手段都不及两者双管齐下来得有效。假如监管者拥有完全的酌情权，他们将难以采取行动。z在有很多银行的情况下，处理一家失败的银行较为容易；如果存款保险制度清晰明确，容易有很多的银行；如果具备资金（指实际资金，而非政府担保），关闭一家银行就较为容易。z只要公众相信政府不会让存款人蒙受损失，市场力量将不足以关闭一家银行。压力便落在监管者身上–要求修订政策，使管理层惧怕失败可带来的后果；意味着银行可以更进取的发展，不用担心会真的倒闭。z必然的结果是透明度逐步提高–及其带来的现实性和灵活度–会使风险低于我们有时预期的水平。z高流动性公开市场提供的信息有助于加速采取必要的行动。不论这个市场是银行股或债务资产包或空置房产，都是如此。z银行公开上市能提高体制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