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借鉴中国古代行政文化发展现代行政

如何借鉴中国古代行政文化发展现代行政内容摘要：本文首先论述了古代行政文化构成并依次叙述了它们的含义能使人们大概了解一下行政文化的组成。重点论述了古代行政思想对现代中国的现实意义能够使现社会出现的一些腐败官僚主义的官员们深刻反省和修正自身的错误，严于律己，勇于承当道德责任，做先进文化的示范者，真正做到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这才能为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创造极其重要的带头作用并通过本文叙述采取些什么措施来完善行政文化。关键词：行政文化民本思想民为邦本仁政导语：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他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如今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它内在地包括了民主和效率两个相互依存的价值取向，这与传统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性思想有相通之处，而这些在现代社会仍具价值的思想对政府机构改革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有着促进的作用。一、古代行政文化（1）内容演变行政文化通过行政人员的思想意识影响着行政实践。发轫于夏、商、周三代，定型于两汉，因袭发展于隋、唐、宋、元、明、清各代。从最初的奴隶社会时期发展到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们经历了“法治”、“仁治”等阶段，但因其权力始终是为高层统治者服务，所以始终脱离不了“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这两条主旋律。（2）民本思想发展价值观是思想的灵魂，民本观念是中国廉政思想的基石。夏启废禅让建立家天下，宣扬“有夏服天命”的天命观。但是，夏启的儿子太康即位后就沉迷游乐，不理朝政，结果被放逐。是时，《五子之歌》讽之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关于民本思想的第一次呐喊。夏商继亡，西周汲取前两朝政治教训，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所谓“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其中“德”包括敬天、敬宗、保民三方面，尤其要“怀保小民”，舍此难保天祚。春秋战国的动荡，彰显了民心向背的力量。“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于是，孔子提出了庶民、富民、教民的仁政思想。孟子继而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秩序理论，要求统治者要有“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境界，要有解民于“倒悬”的政治作为，要建立“恒产”的产权制度保障民生。荀子则更进一步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立君为民权力观，先秦民本思想基本形成。先秦民本思想具有通过制民巩固君权的政治立场。董仲舒发现了这一奥妙所在，指出“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受命于君”，“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汉武帝欣赏君权天授原则基础上的民本思想，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民本思想进入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君主集权制民的基石，也派生出天子与官僚都要“爱民如子”的廉政蕴涵。隋唐以后，民本思想通过科举制度注入政治体制之中，造就了中国古代政治特有的文化气质，形成了一股廉洁政治清流，源远流长逾千年，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政治腐败现象起了抑制作用。二、中国现代行政（1）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明确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的。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勇于创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2002年十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执政理念提出来了。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在总结５５年执政经验和规律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执政党建设的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到全党面前。（2）中国现代行政文化存在的问题我国现代行政文化汲取了西方行政文化的精髓，融合了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形成了当今的现代行政文化。这既是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在现代的展现，也是中国行政文化在新时代下的新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现代行政文化仍存在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①政府角色定位不够科学在我国，由于封建森严的等级观念和根深蒂固的统治思想影响，以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让人们普遍认为政府是全能的。这不仅是政府的自我认知，也是整个社会和公众的认识。行政组织系统习惯对社会事务和社会经济进行直接全方位的干预和管理，整个社会和公众也习惯接受于此。②当前主体价值观多元化伴随着社会市场化而来的金钱崇拜，猛烈地冲击着掌控着社会资源配置的行政领域，导致行政人员的价值观混乱，从而对主导价值感到困惑。这种与价值观念错位产生的就是信念危机，它导致行政主体信念缺失。同时由于行政主体整体意识、合作观念和必要的牺牲精神的缺失，也大大加深了行政主体与大众的裂痕，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我国当前经济的迅猛增长和道德价值观一定程度的失范，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较大程度地冲击，新兴的价值观体系的确立尚需一些时间，价值观内容和衡量标准的多元化也为不同性质价值观的并存提供了条件，因而难免会形成价值空虚的局面，这与快速增长的经济相比，无疑是极大的反差。③形式主义泛滥反思我国当前行政文化中的消极现象，与传统行政文化中注重形式以及行政机构设置的不合理性息息相关。官场办事讲究繁琐程序和规则，公文样式千篇一律，在行政管理中爱做“官样文章”，机构臃肿造成人浮于事与责任心的缺失，机构交叉和权责冲突引起管理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层出不穷，既影响了工作效率，也侵蚀了行政机关风气。三、古代行政思想对现代中国的现实意义（一）“民为邦本”和“仁政”的行政价值观如今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它内在地包括了民主和效率两个相互依存的价值取向，这与传统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性思想有相通之处，而这些在现代社会仍具价值的思想对政府机构改革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有着促进的作用。反观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以人为本、民本治国的思想源远流长。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概念。他在《管子·霸业》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古代“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既包括“君为民立”“吏为民役”“得其心，斯得其民矣”的民本价值观，也包括爱民、利民、保民、富民等实现民本思想的措施和手段，还包括察民情、顺民意、安定民生、体恤民疾和取信于民的方式和目的。古代“民本”思想与共产党的宗旨有相通之处：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此目的，必须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既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的需要。当前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归根结底是要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本”思想有助于政府机构改革目标的制定和实现。在《礼记·哀公问》中，孟子要求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古代“仁政”思想同霸政思想相对立，是一种“以德行仁者王”的王道行政学说，它以“德治”为基础，是一种将行政问题道德化的学说。其主要内容包括治民以“恒产”、薄税赋、轻刑罚、救济穷人、保护工商等，这种思想至今仍有超时代、超阶级的价值。对政府机构改革而言，要实现民主和效率的改革目标，就必须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同时又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惠顾在社会竞争中的最不利者”。所以，古代“仁政”思想对促进政府机构改革仍具有积极意义。（二）“和而不同”的行政协调观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是提倡“和”的。但这个“和”不是牺牲掉多样性，而是在包容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的统一。西周末年，郑国的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到了春秋末期，齐国思想家晏婴更进一步指出和与同的差异，认为从日常生活到国家大事，都是靠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意见“相成”“相济”，形成和的局面，方能生存发展。如果拒斥不同，追求一律，只能一事无成。与晏婴同时代的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更把“和”“同”思想提炼为道德箴言，叫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的要旨可归结为三个层次：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人和认识互相补充，共同促进；在统一的前提下使整个局面达到和谐。从微观说，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从中观说，这是为政之道；从宏观说，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所谓“和而不同”，即和睦相处但不盲目苟同之意。这对于今天我们通过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和善政水平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或执行，如能运用“和而不同”的思想，经过专家论证、人大常委会审议等法定程序，或让广大社会成员参与决策，就能集思广益，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可行性，防止决策的重大失误，降低决策成本和社会成本。其次，在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调整地方政府内部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和而不同”思想仍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是要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间职能配置的基本原则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加以合理安排、明确规范，避免职能配置趋于“同构化”以及中央高度集权。同时，在规范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加强政府间的协调和统一。二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遵循“趋向综合、宜粗不宜细”的总体原则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重新调整政府部门间的职能结构，做到职责明确、分工科学，同时注意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三）以德治国的行政伦理观当前政府机构改革，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离不开行政伦理建设。我国传统行政思想中有丰富的可资借鉴的行政伦理思想。如孔子在《论语》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即认为道德教化在政治中的作用，决非刑罚所能达到的。孔子要求统治者必须有表率的作用，“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能不正？”孟子也说：“行仁政、正君心、修德性。”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在继承传统治国之策基础上的升华，将其提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他指出：“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所谓以德治国，一是治国者要有德，二是治国者要以德教化天下。普天之下，从上到下，从官到民，皆为有德之士，这是以德治国的最终目的。“官德”是以德治国的首要问题。因此，具有德治思想传统的中国历来重视行政伦理即官德的建设。历史上规范官员行为的官箴要求官员要贯穿“自律”精神，坚持“公”字为重。官箴属于行政法的范畴，但又有浓厚的习惯法色彩。官箴、官箴的重要表现形式——戒石铭，作为行政伦理的载体将世世代代的行政主体连接起来，成为规范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官箴、戒石铭的价值原则，是把朝廷所代表的“公家”（国家利益）置于无可动摇的最高地位，要求各级官吏正确处理“国”与“家”的关系，公正行事，即所谓“公生明，偏生暗”。但当官员发生“角色冲突”时，各级官吏的“组织人格”，在官箴、戒石铭的警示之下，变道德义务为行政责任，避免出现“公、私”倒置，“权利与义务”错位，这就是传统行政伦理的现代意义之所在。四、重塑中国现代行政文化的方式（一）重塑行政价值观念行政价值观念在整个政府行政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规定并影响着政府公共政策规划的基本目标和方向。行政价值观念既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它又是促进和完成社会转型的催化剂。所以，重塑行政价值观是重塑行政文化的前提。提高行政效率意识。我们通过比较不难看出，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机关的效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