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连通性社会网络研究的历史转向

1回到连通性——社会网络研究的历史转向邱泽奇范志英张樹沁文章来源：《社会发展研究》2015年第3期[摘要]社会网络研究是自格兰诺维特以来在社会学最具影响力的领域之一。然而，系统回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对社会网络的探讨就会发现，其研究的基本方向出现了偏差，工具主义替代了对人类社会基本原理的探讨。本文围绕社会网络的基本问题即连通性问题，探讨了既有研究在连通性的形成、特征及影响因素等维度的得与失，呼唤社会学研究在人类社会具有高度连通性的时代回到连通性和对人类社会基本原理的探讨。[关键词]连通性同质性闭包结构平衡2004年，弗里曼(Freeman,2008：154)系统回顾了社会网络研究的发展历史，并通过对小世界(smallworld)研究文献的分析观察到，从文献的引用源流和知识发展来看，始终存在着两个几乎完全隔离的社区，一个是社会科学的社区，另一个是自然科学的社区，直到21世纪，这两个社区也未能走到一起。时隔10年之后，哥德尔和梅西(Golder&Macy，2014)在《美国社会学年鉴》上撰文，认为社交网络产生的、基于个体行为的、带有时间标记的数据，为研究人类社会的认同、地位、冲突、合作、集体行动、扩散等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源，同时，也对社会学的方法论提出了直接挑战。为了强调这一点，在文章的开头，他们还引用了瓦茨(Watts，2011：266)的一段话：“正如望远镜引起了天体研究的革命一样，通过将不可测转化为可测，移动终端、万维网以及互联网通信领域的技术革命等具有潜在的力量，让我们对自己以及互动的理解发生革命……在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Pope)提出对人类的研究不能仰仗老天而应该依靠我们自己的论断300年后，终于，我们有了自己的望远镜，让我们开始革命吧!”对照10年内的这两篇文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为了研究社会网络我们曾经寻找数据，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相互隔离的领域各自为战；另一方面，当真正的、基于社会网络的“大数据”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却又不知道如何利用，还要誓言一场研究的革命。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们的革命将从哪里开始?为此，我们不得不回到问题的原点。从那里开始，探索社会网络研究的起点、发展、机会与未来。构成社会网络的条件是节点之间的连通性。在连通性的基础上，结构既是连通性的后果，又是影响连通性变化的因素；而对结构形成影响的，则是节点的内生或外生属性。因此，节点(nodes)、边(lines，edges)、结构(structures)、动态(dynamics)，构成了社会网络研究的不同层级，也提出了社会网络研究的不同议题域。本文试图通过把握对社会网络研究的不同知识来源与脉络，探讨连通性的条件、特征以及影响，呼吁社会学回到人类社会互动的基本问题上来。正如瓦茨(Watts，2011：266)所说，参与对自己以2及互动理解的革命。本文的第一节探讨社会网络研究不同的知识来源；第二节重点关注针对网络要素及连通性重要性的探讨；第三节讨论连通性的机制和影响连通性的因素；第四节归纳社会网络结构对节点的影响；第五节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回到连通性探讨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一、多学科传统：刻画连通性在今天的学术界，“社会网络研究”并不是一个具有共识的概念。即使在社会学领域，不同学者也意指自己熟悉的那一片天地，显然，不同人的所指，并非在同一片蓝天下。在社会学之外，其歧义性就更加凸显了。如此格局的形成，与它的历史渊源密切相关。就社会学而言，对社会网络的思考可以追溯到齐美尔(GeorgSimmel)，他的形式社会学最明显地体现了连通性的思想。齐美尔(2002：55～91)认为，社会由个体的互动形成，社会存在于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的地方，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宏大的机构和系统，而是从最简单、微妙的人际互动的形式和类型入手，研究(人)数对互动形式的性质和关系复杂性的影响。“三人组合”与“二人组合”不仅是数量差异，更是社会互动性质的分野。二人群体的社会关系是纯粹的、直接的，每个人仅面对另一个对象；可在三人群体中，每个单一要素都会作为其他两个要素的中间体发挥作用，故，面对的不再只是另一个对象，还有超越个体之上的集体。三人互动，已经体现出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性质①。今天看来，齐美尔对互动形式的重视是被重新发现的社会网络分析的思想渊源。遗憾的是，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人接过他的衣钵去发展社会网络研究。社会网络研究的初期成长，除了社会学以外，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表现，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对小群体社会结构和群体动力学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心理学家莫雷诺(JacobL.Moreno)首次使用了社群图(sociogram)②的概念，将之前已经广泛谈及的“网络”、“结构”等隐喻式的观念表达为由节点和边组成的可视化图示，认为社会网络研究实际是由网络图呈现的社会关系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密西根大学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的哈拉雷(FrankHarary)就图论(graph)在社会结构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长期的、卓越的研究。图论关心的是一系列要素构成的集合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要素被称为“点”或“节点”，关系叫作“边”。图中的边和节点被赋予方向、权重、介数等属性，用来衡量社会行动者及其关系的特征和类型(Harary&Norman，1953)。此后，图论逐渐成为社会网络分析的一项核心基础。还有一些学者则致力于呈现网络背后的数理关系，譬如莫雷诺开创的社会计量学(Sociometry)被认为是社会网络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传统。社会计量学是群体生态学的定量部分，应用实验技术和定量方法，探讨人类的心理特征、群体演变及其中个体的位置(Moreno，1934：10～11)。在《谁将生存》(WhoShallSurvive)一书中，莫雷诺研究了纽约州一所封闭式的女子培训学校，通过女孩之间相互选择的频数来测量每个女孩的“吸引力”(DrawingPower)，构建了群体的完整人际关系网络及隐含其中的心理联系状况(Moreno，1934：69～78)。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项社会计量学的研究呈现居然没有任何数学或计量模型。几年之后作者才向拉扎斯菲尔德(PaulF.Lazarsfeld)求助，让他为自己的社会计量创造基准模型(base-linemodel)，计算在随机选择的前提下，任一个体被其他个体选择的概率(转引自弗里曼，2008：34)。数学家拉巴波特(Rapoport，1953a，1953b，1954)意识到了随机假设的数理模型与实际生活感受及实验数据的差异，决定探讨一个更基础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之间是如何建立关系的。根据当时普遍流行的随机假设，在完全由随机个体组成的群体中，任意两个个体之间建立关系的可能性是相等的。不过，这一推论却与实验数据差异巨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巴波特把问题操作化为，一个人的信息是如何传播到自己熟人圈(acquaintancecircle)之外的。基于传递性假设，拉巴波特建模分析了信息在熟人圈内外传播的情形，发现群体的人口结构影响了二人关系的建立。他用新的信息知情者(knower)表示新的熟人。一个熟人圈外的新的知情者的出现，一定是因为他在还毫不知情的时候遇到了一群知情者，且知情者在自己熟人圈内相互交换信息时没有遗漏掉他。即不同个体的熟人之间有重叠和交叉，一个人的熟人圈会因为纳入了与自己熟人圈有交集的其他人而扩大。这个结论，后来被概括为有影响力的“三元闭包”(triadicclosure)原理：“在一个社交圈内，若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则这两个人在未来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就会提高。”(伊斯利、克莱因伯格，2011：33)。三元闭包是由节点形成网络的基本原理。“三元闭包”形象地呈现了某个时点社会网络连通性的形态，拉巴波特的努力则允许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动态地探索连通性的发生和发展。因此，三元闭包成为社会网络连通性探讨的基本原理。尽管来自不同学科的努力基本奠定了社会网络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传统，弗里曼(2008：58)认为，20世纪40～70年代的30年间，并没有形成社会网络研究的某个中心；不仅如此，一般意义的社会网络视角，也没有成功推广到更广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网络研究仍旧处在“黑暗时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段时期，也是社会网络研究在各自学科积累知识的时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对社会网络的基本特征及其重要性锲而不舍地进行探索，为20世纪70年代怀特(HarrisonWhite)及其后继者们探讨社会网络结构要素，并为将社会网络研究方法论带回学术界公共视野打下了良好基础。如今的社会网络研究延续了来自齐美尔、莫雷诺和拉巴波特等所在不同学科的研究传统，围绕社会网络的三类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即(1)网络有什么基本特征?(2)影响网络特征的因素有哪些?(3)具有不同特征的网络又如何影响身处其中的个体或群体?在不同学科传统的基础上，把不同学科传统的社会网络研究融合到一起，运用由传感器汇集的人类行为(大)数据，正在形成崭新的社会网络领域，这就是瓦茨所说的革命。其基础正是各学科传统中共有的基本原理：连通性。二、连通性的特征(一)社会科学的努力及其议题三元闭包原理告诉我们，构成网络的连接(边的出现)来自节点之间有公共的关系节点。这里，拉巴波特直接暗示了节点及其属性对连通性的重要性。连通性(connectivity，connection)是指，在给定的节点群中，任一节点是否均可通过某条路径到达任一其他节点，即社会中的任一行动者之4间是否可以产生关系。在不同学科社会网络研究的演进中，从物理学转向社会学的怀特系统地探讨了构成连通性的第一要素——节点。怀特关注的焦点是组织的空缺职位，在社会网络研究中，就是一个节点。组织成员死亡、退休、离职或组织内部改组，都可能出现新的或空缺职位。如果组织没有计划另外招募员工，就需要让组织已有成员来填补这个空缺，替代者原来从事的工作或职位就会成为第二个空缺，由另一位组织成员填补并形成第三个空缺。依此类推，一条空缺链与一系列转换相联系，每次转换都意味着一个人从当前工作调到一个暂时空缺的工作(怀特，2009：51)。怀特分析了某一特定位置的结构属性，模拟出一组空缺流动的分层概率模型。尽管怀特的模型因将人员流动过分简化为空缺流动而受到批评(McFarland，1974)，不过，他却是学术界第一次将曾经的数学模型放在组织中进行实证研究，也因此开启了对节点的实证探讨。在实证的意义上，如果说怀特探讨的是职位如何找到人，即构成职位与人之间连通性的话，那么，怀特的学生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73)则将研究重心转向了人是如何找到职位的，即促成人获得职位的人际与找职位的人之间的连通性，从节点的探讨转向影响人与职位之间连通性的因素，即边的探讨。他用人际之间关系的“强度”区分了强、弱和无关系三种不同的连通性类型，提出了“弱关系力量”(thestrengthofweakties)假说，并希望把从人们找工作中观察到的弱关系推广到一般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体而言，由弱关系构成的人际关系网规模更大，如此，也给个体更多的机会，这就在经验层面解释了对找工作有帮助的往往是一般的熟人而非有亲密关系的个体。然而，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也遭到质疑，边燕杰(Bian，1997)在中国的研究发现，人们更多地通过关系网络中的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寻找工作。两者对关系强弱的争论，其实都认同个体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了可带来回报的资源，资源通过“边”流向个体。探讨“边”对个体的意义，发展了大量社会资本和地位获得的研究(Lin，1999)，也因此让社会网络研究与职业流动关联在一起，让许多研究转向了“找工作”、“累积社会资本”之类的议题。社会网络研究在中国的传播，正是其工具性应用的一个实例。对既有文献的探讨表明，绝大多数研究都在强调社会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提供支持性资源，以助力行动者的职业流动、地位获得等(王春光，2000；边燕杰、张文宏，2001；王毅杰、童星，2004；刘军，2006；罗家德、孙瑜，2013)。事实上，社会网络不仅有其社会资源的一面，更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