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国民党将领想投诚中共被刘伯承拒绝只得逃亡台湾

哪位国民党将领想投诚中共被刘伯承拒绝只得逃亡台湾2015年03月24日07:54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谢武申149人参与13评论核心提示：二野进军到湘西时，电台收到了杨森（国民党第20军军长、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发给刘、邓的一封明码电报，表示要起义。柴军武收到此电后，向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做了汇报。刘伯承说：“千万不要这些人，别理他！你们做起义工作，不要找这些人！”刘伯承（戴眼镜者）、邓小平（穿皮夹克者）、李达（刘伯承旁穿风衣者）进军西南途中，在铁山渡口观察敌情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谢武申，原题为：《二野情报处与解放大西南》编者按：本刊曾刊登谢武申先生《刘邓大军谍战往事》一文，披露鲜为人知的刘邓大军情报工作。因篇幅所限，仅刊登了原作的一部分。本期将原作的另一部分，以《二野情报处与解放大西南》为题，介绍二野情报处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的重要作用。二野情报处为配合解放西南，做了许多重要工作。西南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即通常所称的“国统区”。重庆，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在西南，国民党特务机构的触须，伸到了每一个角落，控制最为严密。因此，二野司令部情报处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摸清国民党在西南的各级军政机构和特务系统。他们通过派驻武汉、南京等地的“关系”，并利用电台截获，搞清了国民党西南特务系统的电台，并综合写成《伪国防部二厅潜伏我区之谍报组电台番号位置》等文件，由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呈报中央。二野情报处副处长魏锦国曾带着几个参谋，还找了一批大学生协助。在上海东方经济图书馆搞西南情况调查。他们在大部队进军西南之前就编印了云、贵、川、康、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情况，每地一册，极为详尽。情报处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完成这项工作，因为这个图书馆是日本人搞的，他们派了一批特务，还有和尚等，早在数年前已经到上述数省进行过调查，日军投降后，来不及将这些资料带回本土。设法联络郭汝瑰在南京，情报处接过中央转给二野的地下党关系。建立这些关系，是中央长期工作的结果。郭汝瑰，是董必武在重庆发展的关系。郭有个同学叫任廉儒，是共青团员，到延安学习后，在中央组织部当干事，被派去做郭的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郭后来当了蒋介石国防部作战厅（三厅）厅长，任廉儒一直同他保持联系。郭曾多次把国民党作战计划等绝密文件交给任廉儒，请他转交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杜聿明一直不信任郭。如在徐州会战时，蒋介石主持作战会议，郭汝瑰报告情况，提出方案。讨论时，杜聿明不发言。会后，杜单独找蒋介石谈了作战意见，说郭不可靠。蒋介石说，年轻人嘛，怎么能不相信呢。郭汝瑰后来按照中共地下党的意图，向顾祝同提出要到西南当个军长，带部队和共军作战，经蒋介石同意后，组建了第72军，以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二野情报处接了中央转来的郭汝瑰的关系，但却联系不上任廉儒。柴军武（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柴成文，曾任国防部外事局局长）设法在上海找到了任廉儒的弟弟任英儒，又派赵力钧（曾在冯玉祥部当参谋）陪同英儒去找廉儒，然后同去重庆和郭汝瑰联系起义。郭汝瑰起义后，国民党内部震动极大。蒋介石到台湾后曾说：“没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郭起义后，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西南军区成立后不久，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到南京兼任军事学院院长。因郭汝瑰曾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当过研究员和教官，就被刘伯承点名调到军事学院当教员（后任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等职。曾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哪位国民党将领想投诚中共被刘伯承拒绝只得逃亡台湾2015年03月24日07:54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谢武申149人参与13评论刘宗宽主动提供国民党西南部署的情报主动向二野情报处提供情报的还有刘宗宽。他原是杨虎城的团长。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军统向蒋介石告他通共，蒋要枪毙他，但因查不到确凿的证据，只判了有期徒刑。后张群把他要去当代理参谋长（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刘宗宽传递情报，是通过二野情报处派出的一个政治交通员，叫屠云剑，他还有一个关系人，叫房显志，是刘的小老乡。蒋介石亲临重庆，主持作战会议，研究保卫西南的部署时，曾让刘宗宽作分析中共进攻西南路线的报告。他就“有理有据地”分析出解放军一定会采取三国时代邓艾过秦岭、度阴平，由陕入蜀的路线，根据是贺龙正在宝鸡一带集结第18兵团、第7军等部，似有由陕入川的态势。当时，包括蒋介石、张群在内的高级将领都确信了刘宗宽的“判断”，并作了由胡宗南等部重点防守川北的部署。而实际上，刘邓大军协同四野一部，是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佯装向南进攻，实则从湘西直插云、贵，堵住国民党军逃往国外的退路后，再由贺龙部由陕入川，实施夹击。开始，为了稳住胡宗南，贺龙奉命采取了“攻而不破”的佯攻战术。胡宗南中计，还向蒋介石发电报邀功，说他的防守固若金汤，贺龙久攻不破，让蒋放心。待蒋介石发现刘邓大军南下的真正意图后，为时已晚。就这样，蒋介石的九十万部队，几乎全部被歼灭于西南境内。当然，刘宗宽并不知道中共的西南作战计划，但他的“判断”，影响蒋介石作出了错误部署，客观上帮助了解放军。国民党军撤退时，刘宗宽不走，留在重庆，继续向二野情报部提供情报，还做了些工作。因此，刘伯承对刘宗宽评价比较高，说他的情报比较全面，把国民党在西南的整个部署都摸清了。刘伯承拒绝接受杨森“起义”二野情报处接上中央转交的关系，继续联系和做争取国民党军西南高级将领起义的工作。这些老关系，主要是刘文辉、邓锡侯（原四川省主席、国民党第95军军长，时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原第28集团军总司令、川陕鄂边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黄隐、鲁崇义等。西康省主席、第24军军长刘文辉从抗日战争时期就设了秘密电台，同中共保持联络。淮海战役后，刘文辉为了避开国民党军统的耳目，更换了与中共和二野的联络暗号。为了保持与刘文辉的正常联络，李达曾两次通知二野各军电台注意这一暗号，第二次电文是：“杨[勇。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潘[淼。五兵团参谋长]并各军首长：我寒电所述刘文辉部与我军之联络记号，望再告前线部队，注意切实照行，免生误会。李达皓”（“[]”内的字为笔者所加）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卢汉率先通电起义。蒋介石气急败坏，让胡宗南派部队炸了刘文辉在成都的一处住所，拉走了数辆大卡车的财产。幸好刘文辉当时并不在此居住，逃过一劫。此后，在二野通过地下党组织的争取之下，1949年12月中旬，国民党第7兵团司令裴昌会、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16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第16兵团司令罗广文、第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郭汝瑰等宣布起义，第5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投诚；27日，第18兵团司令李振起义。当天，成都宣布解放。上述这些国民党起义将领，都受到了欢迎。唯独有位鼎鼎大名的杨森，却遭到了刘伯承的拒绝。二野进军到湘西时，电台收到了杨森（国民党第20军军长、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发给刘、邓的一封明码电报，表示要起义。柴军武收到此电后，向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做了汇报。刘伯承说：“千万不要这些人，别理他！你们做起义工作，不要找这些人！”这是因为，当年刘伯承和杨闇公领导顺（庆）泸（州）起义时，遭到反动军阀刘湘的残酷镇压。杨、刘争取杨森支持起义军，牵制刘湘。杨森虚与委蛇，向杨、刘表示支持革命。但在起义军危难之际，杨森却坐视不救，致使起义军失败，杨闇公不幸被俘，惨遭杀害；刘伯承辗转脱险，参加了南昌起义。朱德也曾做过杨森的工作，但他仍然是采取两面三刀的策略，表面应付，虽小有帮助，但一直死心塌地站在国民党反动派阵营。他此次致电刘伯承表示起义，也是见蒋介石大势已去，自知如果顽抗，也难逃被歼的命运。杨森没有收到刘伯承的答复，还不死心，在重庆解放之后，又派“使者”到重庆找刘伯承面谈，这是因为他还有一部分残余部队被二野包围在山上。“使者”对和他接洽的柴军武和任白戈说，杨森要求起义，但条件是把他的“笼灶”（在重庆的浮财）运走，用那些被包围的部队作交换。刘伯承听了柴、任的汇报后，非常生气，说：“我不见他！你们去跟他谈去，让他转告杨森：有多少枪缴多少枪，就是缴械，别的不谈。”杨森碰了个大钉子，灰溜溜地跟随蒋介石逃到了台湾，还做了一任台湾的国防部长。如果蒋介石知道他曾向刘伯承要求起义，不但做不成国防部长，恐怕连性命也难保吧。哪位国民党将领想投诚中共被刘伯承拒绝只得逃亡台湾2015年03月24日07:54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谢武申149人参与13评论捉拿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凶手进攻重庆前，刘伯承向李达交代了两件重要的任务：一是搞清张学良、杨虎城被蒋介石秘密囚禁的地点，一是迅速与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中共党员取得联系，以便设法营救他们。经过二野情报处和四川地下党组织电台不间断的联络，搞清了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位置（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的囚禁处尚未侦知），并商定了营救计划。刘伯承得知他们都被关押在重庆后，指示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提早攻下重庆。虽然二野和四野一部于11月29日夜攻入重庆市区，但十分遗憾的是，蒋介石11月30日逃往成都之前，就已经下令枪杀了囚禁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囚禁在戴公祠的杨虎城及其家属八人被残忍地刺死；张学良早已被转移他地。所以，营救计划未能实现。刘伯承、邓小平进驻重庆后，把寻找杨虎城将军遗体和搜捕杀害杨虎城凶手的任务，交给了新建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周兴）。经公安部系统与西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原二野情报部处）合作，首先找到了杨将军和秘书、家属被埋地点，挖出遗体，妥为安葬。又经过一年多的搜捕，终于将逃到云南的杀害杨虎城将军的首恶特务李家杰、杨以模等十二名凶犯抓获。1951年4月15日，在昆明市“抗战胜利纪念堂”召开公审大会，将李、杨、张等游街示众，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当时，昆明市“万人空巷，鼓掌称快”。（详见《新华日报》1951年4月18日第一版）1949年12月，正当成都之敌被围歼之际，二野司令部情报处于25日又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李达立即于当天致电军委、陈赓部和滇桂黔边区纵队：“廿五日谍息：敌廿六军及八军一部准备集开远，尔后向越南方向逃窜。”刘伯承、邓小平指示二野第4兵团和四野一部，在边纵的协同下，以急行军速度，堵歼该两部。李弥、余程万料不到解放军会得知他们的行动路线，故未引起警觉，依然按预定路线逃窜。我军绕过他们，堵住了他们逃往越南的通道，在滇南的蒙自、个旧等地，歼灭了逃窜中的李弥第8军和余程万第26军，仅有少数残余部队逃往缅甸。此战，还有个意外的收获——活捉了刚由台湾飞到滇南指挥作战的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在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四省解放前后，西南军区接受了中央赋予的一个重大任务——解放西藏。情报工作者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又建立了新的功勋。（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研究员）原载：《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