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主义思潮与当代中国外交政策

民族主义思潮与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出于条理清晰，我们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划分为两种：学理性民族主义思潮和大众性民族主义思潮（房宁称之为精英民族主义和平民民族主义）。所谓学理性民族主义，指的是具有概括、表达能力，提倡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分析；所谓大众性民族主义，指的是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90年代互联网普及后，大众民族主义情绪更多地在互联网上发泄，所以有人称之为“网络民族主义”。与学理性民族主义相应和，大众性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也在九十年代后开始强化。1993年出现的“银河号”事件，刺激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产生。到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使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一个顶峰。紧接着2001年又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另外，美国对台湾、对西藏的干涉也严重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由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借助网络平台公众的民族情绪得到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网络”与“民族主义”结合构成的“网络民族主义”新术语与新现象，成为近年来媒体关注的新议题。人们把2003年称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网络民族主义”除了继续在论坛上发表尖锐的、痛快淋漓的议论外，还投入到了具体的政治活动中：2003年6月，一些倡导民族主义的网站组织了登钓鱼岛的保钓活动；8月，当发生日本侵华期间遗留的毒气弹伤人事件后，这些网站发起了征集百万签名的活动，要求日本赔偿受害者；与此同时，一家网站为抗议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外焚烧日本国旗。2004年以来，由于连续发生教科书事件、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东海油田事件，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互联网上连续又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日浪潮。90年代初期，产生于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并无多少关系，但是因为有利于论证政权合理性，这一社会思潮得到默许。由于民族主义的话语形式让主流意识心态感到陌生和异样，民族主义所依据的理念和主张的政策倾向被主流意识形态疏远。相比一下90年代初、中期有关民族主义思想与官方的政策显示，二者的差距显而易见。批判全球化及其相关的思想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理论依据。自90年代初，中国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思想家、理论家开始大力阐释其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批判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会加剧全球分裂，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呼吁中国对全球化大潮保持警惕，趋利避害。的确，作为发达国家资本在全球的新一轮扩张，经济全球化有如下逐渐积累的负面作用：（1）经济危机。随着全球经济链条日益紧密，能源价格大幅攀升、金融秩序严重失控，大国经济明显衰退诱发全球经济衰退甚至危机的可能性增大,并且其传导速度、影响深度可能远远超过以往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也最终会威胁全球与各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社会动乱。全球化导致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都有可能激化。全球化还使各国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联系与互动增强，国际问题诱发国内动荡、国内问题引发国际动荡的机率都在增大。（3）大国对抗。有的国家背离全球化的演进方向、背离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没有放弃霸权主义、战略扩张、军备竞赛、遏制其他新兴大国。特别是它还将在一二十年内保持战略优势，一旦摆脱当前的战略困境，仍有再次挑起大国对抗的可能，那将对国际体系的转型、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产生严重危害。（4）地区动荡。全球化中边缘化的国家、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可能使用21世纪头20年内地区热点不是随全球化深入逐步减少而是继续增多，使地区热点对全球安全形势的牵动作用增大，使国际形势在总体和平状态下的局部动荡继续加剧。可是与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消极评价和批评态度大相径庭的是，直到90年代中期，官方仍然对全球化表现十分积极和全面肯定的态度，使中国全球化批评者们陷入十分尴尬的处境。然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官方对待全球化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到1999年“五八事件”后，中国官方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局势的判断发生了明显的改变。2000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联合国首脑会议，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官方在正式国际场合就全球化问题所做的唯一一次专题阐述政府立场的发言。江泽民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是很不相同的。”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四十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30:1，而现在已上升到74:1。目前联合国成员国中有48个最不发达国家，而二十年前仅20有余。但经济全球化毕竟还是有积极作用的：（1）促进发展模式创新。全球化促进生产、资源、人员、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跨国公司已发展到在全球公司阶段。经验显示，一国经济开放度提高与其人均GDP增长之间成正比。无论一个国家发展模式如何调整变化，不考虑全球化因素，不利用全球化机遇，就不可能探索出先进的发展模式。（2）促进国际利益融合。利益融合既表现在经济领域，又表现在其他领域；既表现在双边领域又表现在多边领域。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逐步深化，俱荣俱损局面开始形成。全球经济链条越拧越紧，一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依赖增强。除国家利益外，共同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明显增多。利益融合有利于国家关系的改善并增多国家间协调合作。（3）促进安全内涵扩展。安全已从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涉及到经济、民生、社会和自然等广泛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增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由人类发展的不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自然的不协调引起，其实质是发展问题，模糊了安全与发展的界限，增大了国际安全合作的紧迫性，挑战着传统安全的主导地位，缓和了国家间的军事对抗关系。（4）促进国家主权转移。全球化促进了国际组织的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在越来越多地向政府间国际组织转移。比如：向联合国、地区组织转移政治、外交和军事权利；向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全球公司转移经济权利；向各种各样的其他非政府国际组织转移社会权利。全球化还促使一国的国内规则尽可能与国际规则协调与一致。（5）推进国际体系转型。现行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国家间名义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国际组织作用有限、霸权主义和“问题国家”得不到有效制约。现行国际体系在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方面日渐乏力，其调整、完善和转型乃大势所趋。今后几十年内新的国际体系有可能基本形成，其主要特征是世界格局多极化、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共同主导、国际组织作用增强、国际治理多样化且具有和平渐进性。（6）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人类有可能在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全球利益和全球治理的基础上，形成人类新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文明，打破西方在人类文明中的主导地位，实现对西方文明的总体超越。由此可见，我们不能走闭关锁国的老路，不能因噎废食，而应采取策略防范风险，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尽多受益，为自己谋求发展。当民族主义思潮在民间大行其道的同时，民族主义也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制约和知识界的批评。知识界中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日益感到来自民族主义思潮的压力，开始反击、批评民族主义思想及某些代表性人物。对民族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关于“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方面。所谓“极端民族主义”的指责，更倾向批评民族主义的极端的政治立场和行为表现，他们指责民族主义“反美”、“反全球化”，阻止中国的开放和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进程。而“狭隘民族主义”则更多地是指民族主义是“民族利己主义”，批评民族主义过分强调本民族利益及眼前利益，而不顾及全人类利益，也同样有害于中国的开放和对外交往，不利于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国际社会和全人类做出贡献，不符合人道主义。我们坚决反对盲目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以社会达尔文为理论基础的“狭隘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思潮与官方及官方政策的关系则呈现出微妙关系。从意识形态角度，作为“外围”民族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十分有利于中国坚持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民族意识高涨，一般有利于稳定国内政治秩序，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加强社会及各民族团结，促进积极的政治参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高度肯定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报告中，要求“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但在另一面，未来20年是中国“战略机遇期”，在“战略机遇期”内维护中美关系的现状，保持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和平外交，争取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即继续坚持世界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策略，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和为贵”外交政策经常受到民族主义的批评，中国的外交表现也经常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互联网上成为被嘲弄的对象。而持有传统保守风格的中国外交部门，也常常抱怨受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中国外贸部门的官员也抨击民族主义的经济学说。西方政府和舆论经常发出对中国官方纵容民族主义的指责，事实却与此相反，中国政府实际上是非常小心对待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并尽量加以控制。在日益融入国家意识形态和与官方政策发生碰撞冲突之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也颇有几分尴尬。民族主义思潮在出现一些国际问题时，常常在民间和互联网上用舆论给政府施加压力，不能不说对政府官方外交政策产生多多少少的影响。但为了国家目前和长远利益，还是要采取保守态度，持中庸思想，不能走极端民族主义道路。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避免，在全球化大潮中，我们应该继续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稳定民心，抓住机遇，趋利避害，防范风险，勇敢迎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