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动人口的利弊

当前中国城市吸纳流动人口的利弊分析文章摘要十几年来，城市农民工、外来工、流动人口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城市中的众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中的众多制造业、服务业工作是由这个群体完成的。虽然他们在城市中并不居于核心地位，客观地说他们只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但是，毋庸置疑，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的问题，意义却极为重大。它涉及未来50年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和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象这样的人群，他们的数量现在还在不断的增长过程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样的人口迁移现象呢？这些人为什么要实行迁移？他们的这种迁移行为是随机的还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流动人口对迁移目的地和迁移时机的选择是否具有特点呢？这个庞大的流动群体又将对迁入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关键词城市化推拉理论农民工论文提纲：一、城市及城市化的概念和发展二、造成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三、人口流动的利四、人口流动的弊我们都知道，所谓的城市，是一个由非农业活动人口组成的、占有一定空间的人口聚集地。那什么又是城市化呢？城市化具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从动态角度看，城市化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二是从静态角度看，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比例；三是从结构的角度看，城市化是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城市人口的分布。总的来说，城市化是近现代的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变迁和人口变迁的结果。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所谓“现代化”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样，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即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同样的，中国的城市化也是近现代的产物。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了现代意义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然而，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却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即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而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到，由于矛盾长期积蓄，中国城市化任务的压力就显得无比沉重，需要在短期内解决长期积蓄的问题，出现了短期内城市化需要加速发展的局面。显然，这会带来新的发展上的不协调。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一。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迅速发展，中小城市发展相对缓慢，功能不足。另一方面沿海城市发展迅速，内地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城市发展缓慢。这良种结构性失调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造成了很多不良的后果，例如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现象，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思考。那为什么会造成大量人口往城市迁移呢？人口的“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存在两种动因，一是居住地存在着推动人口迁移的力量；二是迁入地存在吸引人口迁移的力量。从推动人口迁移的力量来看，主要有生存环境和认人为因素两个方面。首先，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的变化是推动人类迁移的基本力量。其次，人为因素是推动人口迁移的另一基本力量，如政治动荡、宗教、种族冲突以及人口过剩导致的收入水平下降都可能成为推动人口迁移的力量。其中唐纳德.J.博格认为其中的推力因素包括：资源的减少、劳动方式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政治，宗教，种族的控制、社区遭入到“入侵”、各种灾难的产生、很少的个人发展机会、精神失常、犯罪等等。由此而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推力。相反，拉力因素则包括：新资源的开发、更好的工作机会、流动产业的扩展、获取特殊的教育和培训、更适合的政治，宗教，种族环境等等。由此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拉力。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是拉力占主导地位的模式。其中，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生活质量三个是最主要的迁移因素。因此，这些流动人口的迁移行为并不是一时的不加思考的行为，而是一种理性选择后的结果，是在充分地了解了迁入地信息的条件下才进行的迁移活动。现在中国各大城市当中的那些流动人口主要是指从经济不发达的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进城的务工人员，我们习惯上把他们称为农民工群体。他们的迁移行为有着明显的特点，表现为：一，这种迁移行为是一种漂移性的，因为这样的一群人和迁入地的本地文化是相互分离的，是不能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他们在整个城市当中属于“无根阶层”，在城市的生活当中也找不到一种归属感，因此也就更容易造成城市当中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二，他们这种迁移的行为是一种双向性的，有时甚至是多向性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在一个城市当中永久的停留下来，这是由于他们迁移的目的所决定的。在中国，被称为农民工的流动人口大约将近2亿人，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各个城市当中流动，所造成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而农民工这样的一个称谓则说明了他们身份的变化滞后于他们职业的变化，他们社会地位滞后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在这样的一个结果之下，他们有可能会给城市带来好的影响，也有可能带来不好的影响。有利方面包括：（１）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里，带动了本地区的发展。因为他们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也为城市提供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从而拉动了消费增长，为城市创造了一定的经济价值。（２）促进了城市当中的劳动力的合理分配。由于人员的竞争，使得各个岗位的人员流动更加合理与优化。（３）有利于缩小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改善城乡二元结构，这样有助于国家和社会的安定，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４）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在城市的生活当中，各种不同的文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交汇，在文化上的差距也会让迁入者不断的自我学习，从而提高了自身的素质。（５）那些在城市当中学得一技之长的人，有了致富的本领，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可以带领更多的人走发家致富的道路，走向小康之路。（６）可以给自己的子女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不仅使自己的孩子有了更高的文化素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但是，流动人口充满生机的同时也充满危机，它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由于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当中，很多的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这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与重视。（1）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就业竞争，导致了更多城市劳动力失业。同时，给城市现有的公用设施、城市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造成更大的压力。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城市体系不合理，大城市发展快，使城市交通、住房等压力不断增大；由于人口数量过多，素质偏低，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未能得到有效控制。（2）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进入城市，使得原本就紧张的就业竞争变得愈加严峻。大学生就业率降低，城市人口的失业率也升高。这就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影响了民生的根本。（3）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流动人口的增加使本来就很紧张的城市交通问题更为严峻，通过对上海、广州、武汉、北京等的调查表明，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出行率一般在90％以上，并且80％左右的出行集中在城市中城市心区，其中，依靠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出行量占60％以上。民工在城市流动频率高，出行率高，出行量大，并且主要依赖城市的公共交通工具，这使得交通拥挤，乘车困难的问题更为严重。不仅交通，还有住房问题，外来人口没有好的固定的居所，大部分都是在工地上或者厂里的宿舍，卫生条件差，不安全也不利于管理。（4）城市占地规模固定，越来越多的人涌近城市，对城市压力太大。流动人口很大部分指民工，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他们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带来社会保障，社会安全问题多多。据统计，很大一部分的犯罪问题都是出于流动人口，而且这种案子流动性强，极其难破案，这对社会和谐，保障人们的人生财产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而且，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给社会增加不稳定因素，不利于当代和谐社会的建设。天津等大城市以出台有关解决治安问题的办法：主要方面就是限制外来流动人口说明政府已经认识到想解决城市治安问题控制流动人口的增加是关键。（5）流动人口对城市的教育问题也是一个考验，随父母进城的子女需要上学接受，但城市往往没有给他们准备好和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条件，而往往这些孩子并不能公平地享受教育。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也是流动人口和城市政府的矛盾之一。是对政府能能力和社会公平度的巨大考验。（6）流动人口很难融入城市生活，城市人也很难接受流动人口，可能是双方的生活习惯思想水平存在差异，使得双方都产生异样和压抑的感觉。流动人口觉得受到歧视，城市人觉得日常生活受到打扰和破坏。从而影响社会和谐。（7）由于流动人口有些卫生习惯的不一样，特别是在环境保卫方面欠缺意识，导致某些地区环境卫生情况糟糕，影响市容的同时也增加了环卫成本。给城市建设带来不良的影响。（8）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流动人口会增加社会的负担，比如说，非典期间。流动人口给社会带来极大不稳定甚至是危险。他们思想觉悟并没有很高，没有及时检查，隔离，从而发生了很多悲剧。参考文献：[1]姚华松，许学强，薛德升.中国流动人口研究进展[J]城市问题，2008，(06)[2]刘海泳，顾朝林.北京流动人口聚落的形态、结构与功能[J]地理科学，1999，(06)[3]董振国，邓华宁.中国人口流动“两极分化”[J].瞭望，2010，(Z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