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经营行为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农户经营行为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陈利顶，马岩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85摘要：20世纪70年代我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户成为了农业生产经营最基本单元，对农户经营行为的研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农户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恶化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从农户的经营行为动机出发，分析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热点问题。农户经营行为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农户经营行为的短期性与环境影响的长期性；（2）农户经营行为的个体性与环境资源的共享性；（3）农户经营行为的针对性与环境政策的普适性。今后进一步研究的热点领域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是农户经营行为的政策影响机制研究；其二是对农户经营行为的环境影响过程的跟踪研究；其三是对农户经营行为环境影响的定量模拟研究；其四是探讨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农户经营行为最佳模式。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在于建立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使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考虑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关键词：农户；经营行为；生态环境；进展；展望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175（2007）02-0691-07农户经营行为是指农户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对农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变动做出的农业投入与管理的反应或决策，主要包括农户生产投资行为、消费行为、择业行为和储蓄行为等[1]。自20世纪70年代我国在全国范围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就意味着在制度上确定了农户成为农业生产、管理、决策的最基本的单元[2]。农户是集投资决策、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于一体的经济主体，具有生产、消费、积累和社会职能[3-4]。农户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它的生产与消费行为，以及资金、技术与劳动力等的供给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的关系[5-6]。可以将农户看作联系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桥梁，一切关于农业的政策、制度、法规最终都要通过农户来实施。在研究农户经营行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优化，对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竞争能力，促进农业乃至全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分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于自然界人们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力量而言是微小的，防治措施大多也只是起到治表的作用。农户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恶化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7]。改善生态环境的治本方法在于建立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使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考虑到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本文从农户层次出发，研究农户的经营行为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1农户经营行为分析的理论基础1.1“利润最大化”和“劳动均衡消费”对农户行为的分析主要基于两个基本理论：“利润最大化”理论和“劳动均衡消费”理论[1]。农户的行为是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做出的，这里的“理性”是指农户根据偏好和价值观来预见他们行为选择的后果，然后做出他们认为能达到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农户的劳动投入因为不以工资的形式表现，并且在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着季节性的时间跨度，所以对于投入阶段中各种资源在各环节的有效性很难计量。实际上，农户在对其拥有的生产资源的分配决策过程中主要追求需求满足程度与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均衡，而不是利润与成本之间的平衡[2,8]。在衡量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户自身的主观判断，通过自身的感受来判断是令人满意还是差强人意。如果二者之间的基本均衡没有实现，即使是很低水平的劳动报酬，农户仍旧会投入劳力；如果二者之间的基本均衡已经实现，只有非常高的劳动报酬才能刺激农户投入更多的劳动力。1.2农户行为的目标层次性农户行为目标具有多重复合性，即追求家庭消费的产量的最大化，又追求市场经济利润的最大化[9]，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家庭生活动机—满足生存的需要；家庭积累动机—积累个人财富的需要；社会服务动机—履行个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社会服从动机—个人受到外界强制性的压力。根据不同层次的动机可以将农户分为不同的类型，贫困型农户的行为决策主要为了追求生存的需要，保障家庭食品安全和满足农业再生产的必要储备，属于典型的风险规避者，处于农户经营行为的最低层次。温饱型农户追求“基本需要+增加收入”为生产决策的``````目标模式，与贫困型农户相比，农户经营行为进步了一个层次。小康型农户拥有一定的资金，其行为目标为效用的最大化，注重市场价格等信息进行决策。富裕型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转向非农业行业，而把农业作为抵御风险的最后屏障，是农户经营行为的最高层次[1]。1.3农户经营行为的外部性生态环境是一种公共资源，即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地使用，并且不能排除其他人对环境资源的消费。但是一个人使用了公共资源就会减少他人的享用，这就容易造成三个问题：“外部不经济性”、“公共地的悲剧”和“搭便车”的现象，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外部不经济性”是指在产品的内在成本中未计入环境污染费用，而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作为代价获得高额利润，将隐蔽而沉重的费用转嫁给社会，增加了公共费用的负担，破坏了环境条件。外部不经济性是引起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以及环境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哈丁（G.Hardin）于1968年提出的“公共地的悲剧”中指出特定的公共物品总是得不到关怀的必然的悲剧性结果。该理论的核心是，个人从集体的资源中获利而将过度使用资源所造成的损失转嫁给集体[10]。马永欢（2004）用定量的方法分析了“公共地悲剧”形成的机制[11]。如果用AP表示平均每只羊出售时的市场价格，P0表示平均每只羊的成本价格，则牧民在公共草场放牧的利润可以表示为：00()PPPANPNAPN（1）当APP0时，放养的羊的数量为达到边际收益递减的数量，放养的羊的数量越多收益越大，这就使得牧民不断增加放养羊的数量。如果牧民A由于增加了放羊的数量而从中获利，对于草场的损失由全体牧民共同承担。对于其他牧民而言，最理想的方式是大家联合起来共同阻止牧民A增加放牧数量，但是这样做的成本要远远大于每个牧民蒙受的损失，是得不偿失的。还可能存在一种情况就是在其余的牧民中有一个牧民B站出来单独阻止牧民A的行动。这样如果B成功，他将获得原来的收益，而他为了达到目的可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对于其余牧民来说，他们没有任何付出就获得了原来的收益，这样一来就会造成大家都希望别人来行动的，而自己坐享其成，这就会产生“搭便车”的想法。通过上述分析，对于牧民A的行动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反而诱导其他牧民效仿A的做法也增加放养羊的数量，这样草场上承载的羊的数量就会不断增加，直到AP=P0，即边际收益为零时，如果再增加放羊数量利润反而降低，牧民才会停止，这是草场上承载的放养数量早已远远超出最佳放养数量，造成草场的退化[12]。2农户经营行为的影响因素2.1内部因素2.1.1经营目的由于农户衡量效用最大化的标准具有主观性，所以其经营目的也存在着差异。根据经营目的的不同，农户可以分为商品性农户和自给性农户两大类，两者对于价格的变动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商品性生产的农户，当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增加农业投入和扩大农业生产；当农产品价格下跌时，往往采取“逆价反应”，即很少削弱甚至可能增加农业投入和扩大农业产出。自给性农户，当农产品价格上涨时，表现出同商品性农户的行为方式，但当价格上涨到一定水平时，价格的进一步提高往往不能刺激农户的投入和产出，甚至反而下降，即另一种“逆价反应”[13]。兼业现象在中国农村也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农户兼业经营既是实现农户经营行为目标的客观需要，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然结果[14]。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兼业行为是一种临时性的，主要原因包括户籍制度、经济收入、语言、文化差异等因素[15]。当农业生产无利可图时，农户将原来投入到农业生产的部分转移到期望收益更高的非农业生产中，这种劳动力转移现象同样是以效用最大化为驱动的。第一，农业生产活动的季节性导致农业劳动力出现季节性的剩余，这为兼业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第二，与农业收益相比较，非农行业往往具有更高的比较利益，使得农户具有将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驱动力；第三，农业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缓慢，往往需要兼职经营才能使农户的生活、生产正常进行。程保平（2000）建立的农户生产行为目标函数更说明问题了这样的道理[16]。可以将农户的生产目标函数行为分为农业行为（A）和兼业行为（B），则农户的总生产行为目标函数(G)可以写成：G=F(A,B)。当农业行为和兼业行为的生产目标函数的利润最大化实现时，它们对总生产目标函数实现的贡献就可以写成：0()GFA，0()GFB。``````当()()GGFAFB时，农户偏好农业活动及形成对兼业行为的不完全替代；当()()GGFAFB时，农户偏好兼业行为及形成对农业活动的不完全替代；当()()GGFAFB时，农户对农业活动与兼业行为具有相同的偏好。2.1.2经营规模以家庭小规模经营的农户生产过程中通常面临两种约束条件：第一，投资规模受到资金的约束；第二，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弱，一般是风险的规避者。农民想增加收入首先想到的是扩大种植面积，增加投资规模。但是，扩大经营规模也就意味着承担了更多的风险，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表示[17]。I1、I2、I3表示三个农户的无差异曲线，同一条曲线上的各点对该农户的满意程度相同。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同时必须承担更大的风险。三条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水平不同是由于三个农户的生产经营条件存在差异。A、B两点具有相同的满意程度，但A的安全和收益分别为Sb和P2，B的安全和收益分别为Sb和P4，显然，SaSb，P4P2。可以理解为B为多获得P2P4收益而损失SaSb的安全。A、C、D具有相同的安全Sa，三者获得的收益分别为P2、P3和P1，这是由于三者的生产经营条件不同造成的。2.1.3劳动力素质劳动者素质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其择业行为，也关系到农业的发展。我国农业劳动力供给按受教育程度呈现出“金字塔”型，然而，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则呈“倒金字塔”型[18]。很多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劳动者大多会选择向城镇转移，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农业劳动力供需的不平衡。传统农业在目前看来已经是“不经济”的，需要引进新技术、新科技来增加农业的边际效益，这就要求农民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农户承担风险的心理素质普遍偏低，对新技术、新政策采取观望态度，这对于农户经营、技术创新有严重的阻碍作用。2.1.4风俗习惯、传统观念我国是农业国家，农民有着几千年来形成的对土地的依赖关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放。在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激起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创新进取精神。但是，我国农户始终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这在经营行为过程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农民一般将土地作为生活的最后保障，即使土地的收益很低，农民也不愿意放弃。一般情况下，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经济收入越高，传统观念影响越小，创新意识越强；另一方面，面对这种情况，在制定农业政策、制度时也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2.2外部因素2.2.1政策、制度王跃生（1999）[19]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农业落后、生活贫困的根源最好不要用初始条件去解释，而要在本国的政策上找原因。虽然农户已经进入市场，追求利益最大化和规避风险，但农户仍然是一个弱质群体和信息不完全者，其经济实力和承受风险的能力还很脆弱。纵观我国农业发展，政府对农业的重视有余而对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农户认识不足[20]。对农户影响最大的政策、制度包括土地制度、农业价格政策、金融制度、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组织所有，而农民只有土地的经营权。这就形成土地产权中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这种不完整性在农民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当中受到了种种限制。另外，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规定土地的使用权从1993年起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