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荣八耻心得体会公众演讲

世界高等教育高端发展的走向与我国应对战略吴岩刘祖良【摘要】：在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期，深入探究世界高等教育高端发展规律，对我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意义重大。研究发现，世界高等教育发达中心总是与其他社会发达中心同步运动，并且国家组织作用关键，轮动周期渐趋缩短，未来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将趋于泛化。由此可以洞察到我国未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从宏观角度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做出四方面应对战略思考。【关键词】：高等教育；发达中心；发达区域；应对战略*本文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重大研究项目（项目编号：08QG01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教育学重点课题“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之十三：做强省一级高等教育”（课题编号：AGA080340）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简介】吴岩，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北京100031；刘祖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100191当思考为什么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怎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以及如何以高等教育来强国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回眸世界高等教育高端发展国家，从他们那里搜索有关未来发展走向的“蛛丝马迹”，作为我们制定行动方略的基本参考。这种有选择地扬弃学习历史或别国经验，对后发国家始终都是一种经济而务实的决策举措。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相继形成了三个重要的高端发展期，即希腊化高等教育高端发展期、欧洲化高等教育高端发展期和美国化高等教育高端发展期，且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中心区，即环地中海周边区、西欧、美国。在中心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高等教育逐步酝酿构造出有区域特征的高端特色，并向区域外部扩展传播。这三个高端发展期既有密切的内在沿承性，又有个性化超越发展性。其中环地中海周边地域是世界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祥地，是孕育世界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摇篮。世界近现代高等教育就是在这三大高端发展期背景下，大致沿着意、英、法、德、美这5个国家，经历了4次高端中心国家的国别轮动（见表1）。表1世界高等教育三大高端发展期概况高端发展期时期高等教育核心特征当时主要影响范围高端中心国希腊化高等教育①前4世--16世纪以自由、民主的科学精神为动力；课程突出科学和人文教育，以职业人才培养为主环地中海地区和欧洲意大利欧洲化高等教育17-20世纪初以工业技术进步为动力；课程突出科学、人文和应用技术教育，教学、科研并重，培养高级精英人才欧洲、北美及其他殖民地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化高等教育20世纪中至今以后工业时代的知识经济需求为动力；课程多元化，科学与人文、理论与应用教育兼备，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兼备，重视终身学习；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全面发展全世界美国一、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轮动的典型特征（一）同步与相继性：各种软、硬实力社会高端中心总是联袂又相继涨落历史上，当意、英、法、德、美5国高等教育各自进入引领世界的高端阶段时，它们本国的教育、哲学、艺术等软实力因素也几乎同时进入到了高峰状态，并且比硬实力因素中的技术、科学和经济高端中心平均提早50年左右。当这些社会高端中心开始衰退时，一般也首先是软实力因素先行退潮，而后是硬实力因素相继淡出全球霸坛（见表2）。可见，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先导和基础，硬实力是软实力经过量的积累而质变升华的成果。软、硬实力内部各因素具有同步兴衰性，而软、硬实力二者整体之间又存在相继涨落的特点，保持软实力先行，硬实力随后。表2世界近现代社会高端中心的转移项目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平均持续时间软实力教育家高峰期1410--15301600-17501650--18301770-18301830---130年高等教育中心1210--15301550-17001750--18101810--18901910----140年哲学家高峰期1200--15701400-17501500-18401700-19101800---300年硬实力技术中心1380-15101650-19001670-18001810-19401860----160年科学中心1540-16101600-17301770-18301830-19201920-----80年经济繁荣中心1450-15501700-19101650-19301870-19131915-----150年注：根据姜国钧、迟景明、冯石刚、王良滨、陈文化、［日］汤浅光朝、［英］麦迪森（AngusMaddison）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综合整理。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教育优先发展是任何一个大国向强国迈进时都不可逾越的门槛，尤其高等教育，它是国家高级人力和科技创新的源泉。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不懈探索，1996年正式施行“科教兴国”战略，高等教育摆脱了纯文教身份，开始服务经济建设主战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地首次出现分属不同管理部门的科技、人力、教育“三大纲要”，即《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同步实施的宏大战略。三者互相支撑、互为动力，互为科技强国政策环境之表里，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支点。高等教育作为软实力优先发展的战略框架已经基本具备，向质量、效益纵深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课题。（二）轮动升级性：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在更迭中步步走高1．高等教育内在品质的升级。高等教育高端中心每一次轮动，它的发展水平都较前一次有一个质的新飞跃。第一，职能多元化、社会化。大学从传统单一的“教学”职能发展到德国洪堡的“教学、科研”复合职能，再到美国威斯康星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多元职能。高等教育每一次向高端跨越，它的社会化程度都进一步加深，高等教育一步步从社会边缘走进社会中心。大学用知识把人类与社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知识经济需求将成为决定大学职能发展的根本动力。目前，我们还无法预测和描述高等教育未来的职能状态，但是它发展的脚步，提升服务人类的质量不会停止。第二，举办者多元化、公共化。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古希腊的私人办学，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府开始投入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举办者逐步丰富起来。总的来说，高等教育的举办者经历了私人举办为主（营利性）——政府举办为主（非营利性）——私人、政府、公共捐助举办并重（营利和非营利）的发展历程。高等教育在历史长河中渐渐从满足个人需求发展成为社会公共事业，成为个人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必需品，成为政府为保证国家核心竞争力而乐于提供给公民的社会福利。第三，大学对学生成长的影响因素综合化、开放化。学生选择大学和大学影响学生发展的因素，从学徒制时代的“教师”一元中心（以古希腊高等教育为代表），发展到后来的“教师”、“专业”为主的二元中心（以近现代意、英、法、德为代表），到现在已进入到了“专业”、“教师”、“区位”、“成本”、“大学声望”等多因素综合教育时代。这些因素已经不局限于大学校园之内，而涉及大学之外的大学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学生身心、技能发展的开放性影响及教化作用。这一点已经引起了作为教育产品消费者的学生和家长们的广泛关注。他们选择高校的标准已经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国内许多大学近期的校区布局、专业、课程、培养方案等方面的改革调整，体现了消费主体的市场需求对大学改革潜移默化的驱动作用。大学从单一“职业培训”的育人目标发展到“职业培训与科学研究”并重，又提升到现在的培养多层次、复合型、有终身学习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高等教育的内在品质不断提升。2．高等教育外在社会价值的升级。截至目前，世界历史上共发生过三次工业技术革命，分别首先发生在英、德、美3国，且恰恰发生在这些国家高等教育达到高端巅峰状态时期，这不是偶然的作为。很显然，是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对科技革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支持作用。结合上文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个重要结论：第一，成为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的国家将有更多机会成为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源地；第二，在一个高等教育发达国家一国之内完全有可能发生多次工业技术革命；第三，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时代，新技术革命完全可能同时在多国发生，从单发源地转向多发源地，人类将走向国家集群技术革命时代；第四，老牌高等教育强国更有机会重登世界高等教育领军宝座，它们开展科技革命的成功机率仍然高于后发国家。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概括的：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国家实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发表教育改革政策演讲时也做出了相同的判断：未来属于那些能够为其公民提供最好教育的国家。（三）复合推动力：新老高等教育高端中心比拼的基础国力1．政府组织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驱动力。政府有组织地管理科技发展的最典型国家是美国。“一战”前后，美国政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包括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是截然不同的。“一战”前，美国政府并没有明确的科技组织意识，“一战”交战国是美国科技管理发展的导师，交战国之间的军事科技较量使美国政府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有组织举办科学事业”的重大责任，从此，美国牢牢抓住了智能强国的“金钥匙”。具体管理理念包括：第一，政府要成为科学的主人；第二，科学不能是无组织的；第三，科学需要持续而足量的国家投入，“无论战时还是非战时都不能让科学依赖于旧有的基金或偶尔的施舍”［1］。“一战”后，美国科技政策和管理优势在国际比较中独占鳌头，令英、法、德等国望尘莫及。正是科技因素支持美国赢得了“二战”的胜利。“二战”后美国政府不改初衷，根据范内瓦·布什的建议和构想批准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高级研究规划署（ARPA）等科研机构，保证了美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长期领先地位；《国防教育法》、《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等纲领性文件保证了美国科教强国的战略质量。其他国家成为世界强国也不是空穴来风，扎实的政府组织力不容忽视，英国国王对高等教育特别重视，许多大学校长都由王子或皇族直接兼任；法国路易十五和拿破仑都直接参与过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高等专科学校；德国洪堡得到了国王支持并且以教育部名义展开了高等教育大改革［2］。综上所述，政府是世界近现代高等教育高端发展国家通常所必需的根本动力，即使在今天多元驱动高等教育发展时代，政府组织力仍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2．政策组合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可持续发展动力。高等教育高端中心通常与多种社会中心在一国之内相继形成并同步转移，这表明：在和平环境下，所有向强国跃升的国家都必须依靠和保持本国政策组合在国际比较中占据组合力量的绝对优势，这是各国实现高效、高速强国的最佳、最优方略，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日本、瑞典、芬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它们虽然没有成为世界高等教育顶级中心，但它们依托政策组合力的优势托起了强国梦。可见，要形成强大的政策组合力，首先需要根据本国国情制定和谐而有自主特征的政策群体系，然后再面向国际，探讨高等教育政策群如何组合发力、组合加速，可持续地赶超先进。美国的《莫雷尔法案》、日本的“学士力”改革、瑞典和芬兰的高教创新改革等，它们无不是社会综合部门集体参与政策组合的经典案例。如果单靠一两个政策或一两个部门就期望实现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这是不切实际的。因而，抛开国家整体战略，离开群策群立而片面强调局部政策，则国无可持续跃升之力，高等教育也不可能一枝独秀地领军世界。3．超理性变革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爆发力。任何国家的政策组合优势都不是永恒的，原因首先在于先发国家易患“无意识保守综合症”。几乎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存在着保守期与激进期交替循环、螺旋上升的特点，这种特点尤其在大学中表现突出，新建大学思维活跃而不落陈规，过一段时间形成定势以后，就会流于惯性保守。历史上英、法、德等国高等教育先进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有过这种发展“病史”。英国1826年创建伦敦大学时，改变了牛津、剑桥大学的传统课程结构，阿什比认为：“伦敦大学的建立，标志着科学革命最终开始进入英国高等教育之中。”［3］但是到1870年代，伦敦大学在服务于地方工商业发展所需的专门高技术人才培养方面也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