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策》透视我国古代外交思想

《战国策》反映了当时各诸侯大国独霸一方，称雄割据，各个大国谋求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于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领域展开一系列错综复杂斗争i[ii]的历史现实。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战国时期，“国”的概念相当于当时各诸侯国尤其是及各大的诸侯国的领地和势力范围，而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的概念。这是分封制所带来的，尤其是到东周时期，以周天子为象征的中央集权势力衰落，地方诸侯纷纷称霸，从而造成中华大地上分裂局面，诸侯国之间有着明显的独立性和斗争性，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当前国际社会的政治系统，这样的一个“国际社会”在当时称为“天下”，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属于国际关系，而并不是一国之内地区之间的关系。直至秦统一六国，基本上消灭了天下的割据势力，天下只存在一个国家（即秦王朝），从而使“国”具有了现代意义上“国家”的含义。《战国策》中主要记录了我国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言行，策士通过不断观察和思考，分析与判断从而得出对形势的见解和对策，通过他们的理论、主张、言行对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的影响，我们可以透视出《战国策》中蕴含的我国古代的外交思想。《战国策》外交思想的特点《战国策》中蕴含的古代外交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政治环境下产生的。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重大的转变时期。政治上，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并起，更替称霸，战乱不断，成为我国古代外交思想的诞生与发展的政治环境；经济上，奴隶制经济基础开始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步确立，形成了我国古代外交思想的诞生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文化上，百家争鸣，思想领域空前活跃，由此诞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为我国古代外交思想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由于诸侯各自割据称雄，原有经济基础瓦解，地域统治与政权存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华大地上早期的国际关系由此形成，从而外交思想应运而生，并且包含着很多特点。首先，这种外交思想的萌生是国际关系现实与国内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诸侯国对外政策的确立这个角度来看，国内政治环境和自身实力决定了分析国际态势的视角，从而影响外交政策；从策士其自身的发展来看，他们对国际关系的基本分析决定了其对一国国内政治不同影响，从而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此外，国际关系现实与国内政治共同作用还体现在一个“势”字上，包括“时势”和“形势”。“时势”是指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期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战国诚生死存亡之时，如何在诸强的裹挟中，求得一席之地并自强以成王霸之业，是各诸侯最为关心的问题，谁能处事不迷，并看得较为长远，谁获胜的几率就更大一些，因此对时局的分析，对实际的把握，是相当重要的，因此纵横家对“时势”相当重视。ii[iii]而“形势”则是战国时期各国实力及其互相关系的总体态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也是策士们需要不断洞察且根据自身需要尽力维护或者改变的。其次，这种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我国历史的重大转变、社会剧烈变迁的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异常活跃、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思想家，成为此后的各家各派学说的始祖。成仁取义的儒家思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治律遵法的法家思想、兼爱非攻的墨家思想等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从事纵横捭阖游说四方的纵横家。这些思想中的精华都不同程度的被战国策士们所接受和吸纳，成为他们的理论依据和感情基调。可以说，百家争鸣是文化上的纵横捭阖，纵横捭阖是政治上的百家争鸣。再次，这种外交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历史形势与个人谋略的统一。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繁，广大人民渴望获得安定与和平。新兴的地主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也希望能够通过统一来获得继续发展的机遇。这就为广大游士的诞生创造了天然的土壤。而游士、策士们作为新兴阶级中的一员，其命运也就自然而然地与大一统的历史形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诸侯国国君们为了实现其称霸的梦想，不断招贤纳士，汇集天下能人，在国内进行改革，对外合纵连横，扩大影响；而策士们则一方面为了实现自身的功名富贵和政治前途，不断为各诸侯国国君分析形势、出谋划策、四处游说，贡献着自身的智慧，因此，又在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所有策士的外交思想融合了个人智慧和时代发展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实现了历史形势与个人谋略的统一。i[ii]王晖：《战国策》“代序”。ii[iii]赵楠，《“势”释战国策士之捭阖术》[N]，《北方丛论》，2005年第5期，79页《战国策》中策士们受到各家思想的影响和自身所服务的国家的内政的制约，加之其自身的生活背景和政治经历，他们的外交思想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尤其是《战国策》的国别体叙述性的特征，策士们的外交思想和个人智慧通过一个个的历史故事流传至今，更加使得其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战国策》中的外交思想内涵主要包括：勤修内政、富国强兵的自强精神。发展自己，提升实力，扩大影响，是国际关系中的永恒法则，这一点在战国时代便彰显无遗。《秦策·卫鞅亡魏入秦》记述了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使秦国的实力在短期内得到迅速提升，成为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赵策·武灵王平昼闲居》讲述赵武灵王把改革提升到战略高度，“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达到“事成功立，然后德且见也”的效果；《燕策·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通过“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者与役处”的道理讲述了人才战略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策士们非常清楚国家力量在对对外关系中的基础地位，他们的思想也无一不是从发展实力出发，通过壮大自己来“布德”，扩大影响，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外交思想也并不排斥理想主义成分，这与当时的主流社会文化（即“礼”）和儒家、道家思想是分不开的。但这非但不能表明他们脱离现实而谈道德的乌托邦主义倾向，相反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其勤修内政、富国强兵的自强精神。精于谋略，合纵连横的博弈思维。谋略向来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外交领域中的核心要素之一，集中体现了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智慧，在社会动荡、战火纷飞的战国时期尤其如此。《西周策·秦败魏将犀武于伊阙》中描述了赵国在秦国即将攻打西周的时刻保存周王朝，从而使赵国在秦魏两国之间受到重视，体现了其权衡利弊，在夹缝中求发展的生存之道；《魏策·五国伐秦》中生动地体现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各国为保全自身而在外交中采取的极为务实的态度和为了现实需要不断更变邦交策略以应对潜在威胁的策略。战国策士们往往能通过生活中的事例来影射国际关系，提高自身主张的说服力，一些家喻户晓的成语也出自于此。精于谋略，合纵连横的博弈思维得到广泛运用，这种思维方式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借鉴。虽然刘向说《战国策》只不过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的集合ii[i]，但是同时也肯定了其中所蕴含的中国古代的谋略智慧。洞悉形势、把握潮流的大局观念。《赵策·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通过“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的道理阐述了外交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楚策·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赵策·苏秦从燕之赵始合纵》、《赵策·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等等通过记述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策士们游说于各国之间，宣扬各自合纵、连横的主张，充分表达了策士们根据自身的立场所作出的对形势的推断，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自己的外交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是对“有道”的一种理想主义向往，也是当时看待国际形势的基本视角，这种站在全局的高度来审视特定时期内一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在“礼崩乐坏”的动乱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对深入洞悉时代潮流是确保政策正确的前提，而且对“时”的把握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的体现，是人的力量的体现，跟“策”的本质一脉相通。ii[ii]兴业安民、天下大同的和合文化。中国古代杰出思想家都认为：“和”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取长补短，互相搭配，使之更好发挥作用。ii[iii]由于受到儒家、道家、墨家等学说的影响，自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诞生了“以人为本”思想的雏形，即早期的“民本”思想。战国时期的许多思想家也都把民众的利益安危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无形中为“和”文化的传播与深入创造了可能。战国时期的策士们深受各家学说的影响，接受了“大同”思想并在自己的实践中广泛运用，在主观上创造了“和合”文化的生长土壤；策士们为追求自身的功名，往往在不同时期服务于不同的国君，在为某一个诸侯国服务时也会游走于各国之间，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国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战国时期各国外交的价值取向各异，合纵连横一直持续到秦统一六国，这种复杂局面随着时间的不断改变从而在形式上不断刷新着不同文化的输入输出方向；而随着各国经济往来的不断扩大，人员、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势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要求和平安定和统一的呼声日渐高涨，从而在本质上和合文化的坚实根基。和合文化在外交上无形地融合了战国时期周王朝与各个诸侯国，各诸侯国之间乃至各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也是我国古代外交思想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至今仍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访美期间也谈到了中华民族的“和”文化，并用于外交领域，提出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ii[iv]。iii]刘向，《战国策（上中下）》[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ii[ii]赵楠，《〈战国策〉的时利观》[N]，《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4期155页ii[iii]金正昆，李淹，《“和而不同”：中国外交新理念评析》[N]，《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68页。ii[iv]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提出广泛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N]，人民日报，2003年12月11日在人类进入21世纪,世界全球化、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向逐渐成为人文学科探讨的焦点,更是世人关注的热点。当我们把视野拉回到20世纪关于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文化性质的争论上时,“战国策派”学人以重建中国文化为出发点的各种理论就不得不被提起。如果能够读懂他们,实际上也就为读懂20世纪中国知识群体的心态提供了一个视角。“战国策派”是抗战期间兴起的、活跃在大后方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又称“战国派”,因其主办的《战国策》、《大公报·战国副刊》以及“战国时代重演”的主张而得名。“战国策派”产生在中国近代民族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下,继承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尚力”主义思潮并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观念,以关注人类文化命运,探讨中国文化发展规律及其走向为宗旨。他们在对“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本位文化”等文化观念所进行的反思中,深深地感到仅仅靠“拿来”或者“打倒”都是行不通的,抗战的最终目的是整个文化的革新。于是,他们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前提下,对被传统腐蚀和战火摧残的民族精神进行了拓展与重构,主张文化形态史观,抨击官僚传统,检讨传统伦理,强调国民性改造和中国文化重建。本文的主旨是通过对“战国策派”学人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人思想的研究,挖掘“战国策派”的哲学思想,以基本史实为依据,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阐释“战国策派”在文化、政治、伦理等方面的基本主张,理清“战国策派”被淹没于批判声中的、极富个性的呐喊和在抗战时期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为今天在全球化冲击下的中国文化构建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