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票号发展衰亡看金融创新

从山西票号发展衰亡看金融创新李天怀2003-09-0109:22:43山西票号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期，即清朝道光年间。它是主要为工商业经营存、放、汇等银行业务的信用机构，随着清朝中叶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晋商的崛起而产生。山西票号之所以被社会上称为票号，源于开始经营汇票业务，故称为票号。山西票号也是我国第一家票号，牌号为“日升昌”，是山西平遥县人雷履泰首创的。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曾兴盛近一个世纪，当时清朝的经营汇兑业务基本上由山西票号所垄断，创造了盛极一时的辉煌历史。然而，在清末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的困扰下，在与新型的现代银行竞争中，山西票号开始走向衰落，短短几年便销声匿迹了。究其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试图从金融伦理这一角度来探索山西票号的衰亡原因。一、山西票号初始阶段所制定的伦理道德规范不能一以贯之地执行山西票号在创立之时，就十分重视票号制度和道德规范建设。如素有“三帮”之称的平遥、太谷、祁县票号就在成立时制定过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道德规范，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不准接眷外出；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在外开店；不准染习不良嗜好；不准蓄利放贷；不准用号款借与亲友；不准买空卖空，投机取巧；不准懈怠误事；不准向号中相与之家浮挪暂借，违者议处，直至开出号外等。从山西票号这些行为规范来看，即使今天也不落后，然而在切实践行这些道德行为规范方面却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在山西票号发展的后期，由于整个清朝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危机不断，而那些山西票号的东家们多有穷奢极欲，纸醉金迷，腐化堕落者，他们在事业有成后，对于票号经营疏于管理，当初所制定的那些行为规范成为一纸空文，豪华生活，坐吃山空，焉有不败之理。山西票号如此迅速衰败，它启示我们，在金融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的金融部门和单位要时刻牢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克服国有银行存在的那种“家大业大，浪费一点没有啥”的错误观念，坚决反对以贷谋私，贪污受贿，损公肥私的行为，要深化纪律教育，增强法制观念，强化监督机制，加大稽查力度，严防大案要案发生，同时要加强金融职业道德教育与实践。金融职业道德规范要通过多种手段，多种途径，双管齐下，严防死守，形成合力，真正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长抓不懈，落实在金融员工的具体行动上。二、山西票号缺乏创新精神，不能与时俱进，丧失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清末，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就像一艘破船，到处漏水快速下沉。一些有识之士企图援救，提出了不少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值得称道的建议和对策。1903年（清光绪后29年），北洋大臣袁世凯从巩固和壮大其地方统治实力等多种原因考虑，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没有响应。1904（清光绪30年）户部尚书鹿钟霖，在组建大清户部银行时，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山西票号也未积极响应，又一次错失了生存发展的良机。山西票号后期其东家与掌柜目光短浅，墨守成规，固执守旧，缺乏当初的开拓创新精神，不思进取，惨淡经营，错失山西票号的多次发展机遇，令人叹息。山西票号改革家蔚丰厚票号京都分号经理平遥人李宏龄，曾首先意识到了票号实行制度创新向股份制银行转变的重要性，他曾大声疾呼说：“山西如不开银行，后来穷窘于昔年岁饥。外国银行夺我国之利，若不抖起精神与其竞争，那时元气伤尽，在欲设法补救，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当时的票号领袖、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不但不支持李宏龄的倡仪，而且还反唇相讥，极力阻拦，愤然道“银行之议，系李谋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由此可见，由于时代的局限，山西票号上层人物对新事物的出现视若洪水猛兽，对票号的未来和发展缺乏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深层次思考，没有顺应时代的潮流，因此票号衰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可见，在金融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创新意味着银行的生存和发展。没有创新精神，没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没有发展，就意味着失败，机遇稍纵即逝，千万不能优柔寡断，患得患失，不思进取，坐失良机。这是山西票号兴衰给我们的又一个重大启示。三、山西票号的家族经营导致近亲繁殖，管理单一，难有出类拔萃的特色人才显现山西票号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仍有不少闪光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如实行两权分离的票号管理制度就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即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票号股东拥有所有权，但不干预票号的经营管理，对票号从经营管理到人员聘退全权负责。在票号创办之前“财东起意经营，聘请经理，由介绍人说明，或经过明查暗访，确实认定此人有谋有为，能攻善守，即以礼招聘，委以全权”；“被委之经理，事前需与财东交谈，侦察财东有否信赖之决心，始陈述进行业务及驾驭人员之主张。待双方主见相同，即算成功”。“财东再将资金全权委储经理，系负无限责任，静候经理年终报告。平素经营方针，一切措施毫不过问”。山西票号这种两权分离的原则，笔者认为，一是山西票号的东家掌柜很早就有这种现代商人的经商意识；二是由于当时票号出资者所在地与经营地点之间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不得不采取的方法。然而透过山西票号两权分离的经营原则表象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这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背后是封建的家族经营观念在控制着山西票号的经营与管理。山西票号的经营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这种封建保守观念坚不可摧。票号两权分离的实质仍是换汤不换药，穿新鞋走老路，权力仍然掌控在家族手中。因为山西票号对经理人的选择范围极其狭窄，多限于本地人，即使是所谓的外地人，也都习惯用联姻的方式，用拜把子、结弟兄的方式去同化、感化他们使之成为准家族成员。这种封建的家族关系、地域关系、姻亲关系、朋友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形成了腐朽的人际关系网络，常常制约着票号的经营管理，焉有不败之理。此外，山西票号在用人方面也存在严重缺陷，在进人时，除账房、信札人员外，严格限制读书人进入，认为是读书人不好管教。在培养人的过程中也是采用手把手的“扶、帮、带”的手工作坊方法，培养出来的员工，视野狭窄、知识有限、思想保守、素质低下，这怎么能保证票号的长远发展呢？山西票号的这种管理方式和用人制度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顺应社会潮流，必须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同时要以人为本、尊重人才、重视人才，建立和谐的金融人际关系。四、山西票号后期图慕虚荣，重官轻商，票号经营失去了良性发展的方向清朝末年，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太平天国等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咸丰年间，清政府为镇压农民运动，筹措资金，实行捐纳，按虚实官衔等级定价，输银加封。山西票号的一些掌柜和东家就出巨资买得了各级官衔。山西票号的这种花钱买官的做法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为维护其政治上的特权服务，另一方面也是封建思想作茧自缚，从而丧失了大量资金，待票号发生挤兑时，倒闭破产就不足为奇了。这启示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银行是企业而不是行政机关，“机关”、“官员”意识必须淡化，要着力提高金融队伍的政治业务和道德素质，使员工们廉洁奉公，转变作风，文明服务。综上所述，山西票号衰亡的原因，对于我们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职业道德建设，培养金融工作者良好的道德素质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我们应该吸取山西票号兴衰的历史教训，重振我国金融产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金融时报(2003年09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