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辩证法角度看土地资源管理的辩证关系

从自然辩证法角度看土地资源管理的辩证关系摘要：通过认识土地利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自然辨证法角度分析土地管理中存在城乡发展、耕地保护与经济建设、各区域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当前发展、人与自然发展、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以及土地规划、城市规划、区域规划、国土规划的辩证关系，从而为更加科学的进行土地管理提出依据。关键词：自然辨证法、土地管理、辨证关系TheDialecticalRelationshipinLandManagementfromTheStandpointofDialecticsofNatureAbstract:Byrecognizingallkindsofproblemsinlanduse,analysisthedialecticalrelationshipsinlandmanagementfromtheperspectiveofnaturaldialecticstoputforwardforamorescientificbasissuchasurbanandruraldevelopment,cultivatedlandprotectionandeconomicdevelopment,regional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thecurrentdevelopment,developmentofmanandnature,macro-controlandmarketmechanism,andtherelationshipinlandplanning,urbanplanning,regionalplanning,homelandplanning.Keywords:dialecticsofnaturelandmanagementthedialecticalrelationship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把财富比为劳动与土地匹配的产物，而土地喻成财富的母亲，无疑是非常形象、生动和深刻的。但是土地的意义远非止此，它在生产中既是自然资源，又是劳动对象，而且还是人类活动的世袭基地，是赖以栖息的生存环境。但在土地利用时存在很多问题，大致归纳如下：①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突飞猛进对土地的需求不可避免快速增长并将继续增长；②人多地少的国情又决定了必须保护耕地以维护粮食安全；③生态退耕进一步加剧了以有限的土地既要保证“吃饭又要保证“建设”的两难局面；④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三元”(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农民增多，使“三农”问题更加突显；⑤土地转移的增值收益分配不公平，导致贫富差距拉大；⑥土地供应过程中存在“寻租”空间，为“土地腐败”提供了可能性；⑦与国土资源管理有关的各政府部门之间协调不够，行政掣肘；⑧中央和地方在土地管理上目标不尽相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所难免。在解决上述问题时，必须要正确认识土地管理中存在的若干辩证关系。1城乡发展的辩证关系农地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不同步，导致“三无(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农民增多，是“三农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为什么“采取世界上最为严格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政策的国家却是世界上农地最容易被征用的国家”?皆因为在中国征地太容易，征地获得的好处大于违规可能承担的风险。为什么征地容易?因为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民对土地的用途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对此的治本之策就是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三农”问题为什么棘手?农民为什么容易被剥夺?皆因为农民既无钱又无权。古今中外，农民最重要的“钱和“权”是什么?就是土地。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资产，土地所有权是农民最重要的权力。只有土地成为农民的私产，农民才真正有自己的权力，他们就不至于被随便剥夺。在市场经济中，这种私产还会成为一种财富和资产，所有农民都可以利用这种资产去发展，去增值，去完成原始积累。只有依靠这种普遍的(而不是个别暴发户式的)发展，农业和农村才能普遍自立，普遍富裕，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在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当土地向非农化流转时，土地增值的收益部分归土地所有者，而土地所有者应该是农民，农民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不仅不会成为“三无”农民，而且可以成为投资者，“三无”问题就迎刃而解，也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三农”问题，还可大大地促进农村城市化和农业工业化的健康发展。对于未向非农用途转移的农地，如果是农民的私产，农民就会自觉保护，自觉改良，传承子孙，这将形成一种维持“可持续性”的根本机制，比强制性地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更能有效地保护耕地。此外，耕地产权清晰之后，可以积极发展土地信用，农民可用私有的耕地作为抵押，以此获得农业进一步发展的资金，缓解当前农业投入不足的困境。再者，私有的农地可以进入市场，从而步人土地兼并过程，为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奠定一个基础。而土地被兼并的农民将获得资本，有了这种资本，他们可以到更为广阔的领域去发展，而不是仅仅只有当民工的份。这就产生了一种更带普遍性、更自发、更深层的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动力。另一方面，当“耕者有其田”时，在农村就“一切权力归农会”，官官相护、官商勾结也就失去了一个重要根基，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基础也就土崩瓦解了。对中国历史有深刻认识的毛泽东曾说过：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我们还可以作一点补充：土地问题的核心是产权问题。明晰土地产权是中国土地管理的关键问题，也是“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2耕地保护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中国政府充分重视建立耕地保护的体制和机制，迄今的主要思路是实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但高速经济发展地区往往缺乏后备耕地资源，不可能做到占补相抵。若一定要实现占补平衡，势必影响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如何针对一定区域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统筹“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既不能任城市化、工业化无止境地占用农田，也不能凡耕地就绝对保护从而影响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如何把握其中的“度”呢?我们提出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的概念，以此作为耕地保护的底线和调控指标。“最小人均耕地面积”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一定食物自给水平和耕地生产力条件下，为了满足每个人正常生活的食物消费所需的耕地面积，它与人均食物需求量及食物自给率成正比，与耕地生产力、食物播耕地指数成反比。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耕地生产力、人均消费水平、食物自给率、食物播耕地指数等因素都在不断变化，因而最小人均耕地面积是一个高度动态的概念。特别要注意，随着投入增加和科技进步从而提高耕地生产力，最小人均耕地面积会不断减小，土地利用集约度发展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耕地压力指数是最小人均耕地面积与实际人均耕地面积之比。耕地压力指数也是一个随时空而异的变量。我们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按照上述概念计算了我国近40多年来东、中、西部的逐年实际人均耕地面积、最小人均耕地面积、耕地压力指数，全国的计算结果表明：最小人均耕地面积不断降低，耕地压力不断减小。说明近几十年来，虽然耕地总面积在不断减少，人口在不断增加，人均食物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对耕地资源的压力却非但没有恶化，反而呈现降低的趋势，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耕地生产力在不断提高。这启示我们，依靠增加投入和科技进步不断提高耕地生产力水平，是保证食物安全之耕地资源基础和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之需求的根本途径。3各区域发展的辩证关系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已经非常突出，因此国家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土地管理如何配合这些战略?这显然是土地管理在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不可推卸的责任和面临的挑战。区域不平衡的形成有各种复杂的原因，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多管齐下，政策(包括土地管理政策)倾斜显然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和举措。区域发展依赖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对于土地资源比较优势中的重要因素，我们的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土地资源优势和问题在东、中、西部有不同的表现，东部土地价格优势渐弱，而土地供给限制突显；中部和西部土地价格优势显著，而土地供给又有较大的回旋空间。但全国统一的土地供应宏观紧缩，用一些地方土地管理部门的话来说，对东部不过是夹住了“尾巴”，对西部和中部却是夹住了“头颅”和“躯体”。这显然不利于发挥各地的土地资源比较优势，不利于中部和西部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因此，土地管理政策应该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因时制宜、适时调整，而不应该“一刀切”。4可持续发展与当前发展的辩证关系联合国粮农组织于1993年颁布的《可持续土地管理评价纲要》明确指出，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是“获得最高的产量、并保护土壤等生产赖以进行的资源，从而维护其永久的生产力”。进一步思索，这个概念包括：生产可持续性——为获得最大的可持续产量并使之与不断更新的资源储备保持协调；经济可持续性——实现稳定状态的经济，需要解决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和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问题；生态可持续性——生物遗传资源和物种的多样性以及生态平衡得到保护和维持，可持续的资源利用和非退化的环境质量，但并不排除短期内的自然变动对达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是必要的；社会可持续性——保障可持续的土地产品供给，同时还要既能使经济维持下去，又能被社会所接受，土地利用收益分配的公平性至关重要。在为实现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目标而努力的同时，某些当务之急又不得不顾，用大家都熟知且认可的话来讲，就是“发展是硬道理。问题在于什么是发展，什么是当务之急。现在很多地方不切实际地兴师动众建大广场、大学城之类，是不是当务之急?这些哗众取宠之举，以其说是为了发展，倒不如说是为了政绩。当然，为政绩也无可非议，那么如何评价政绩?按短视的政绩评价，就不可避免出现“现届政府吃土地，下届政府吃空气”的局面，这显然直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背道而驰。5人与自然发展的辩证关系土地具有物质供给功能、生态服务功能、社会保障功能，甚至还有历史文化承载的功能，土地管理应保护所有这些功能，并使之充分发挥。但长期以来，对土地价值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或狭义的经济价值(即物质供给功能)基础上，忽视了土地所拥有的生态服务功能、社会保障功能、代际公平等这些外在于市场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所以，在土地分配与利用的实践中，土地供给者和利用者在决策时基本上只重视经济价值。但对社会来讲，这意味着土地在用途改变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福利的损失。例如，耕地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是人类生存的根基；耕地利用不仅有经济效益，更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在的市场机制只关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市场来说是所谓“外部性’’效益，体现不到耕地利用者和保持者身上，所以耕地利用的比较效益低下。一味听任这种市场机制起作用，比较经济效益低下的农业土地就不可避免被不断占用。而耕地过多地转为它用，损失的不仅是当代人的粮食保障，也损失了环境质量和后代的衣食来源，这些损失对现在的市场机制是“外部成本”，谁也不负责。因此，在土地管理中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要全面认识和实现土地资源的经济、生态和社会价值，重新建立起土地资源价值评价的指标体系，把土地的社会、生态价值和对后代的价值纳入农业效益，使土地利用者和保持者有利可图；另一方面，把土地损失的外部成本“内化，把土地损失造成的社会、生态、机会成本以及对后代的代价纳入市场成本，重新建立土地估价体系，使占用土地者付出足够的代价，以支付对土地生态服务、社会保障，历史文化承载等功能的补偿。6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辩证关系目前，我国的土地管理既面临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充分的问题，又存在宏观调控目标不甚清楚的问题。因此，统筹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任务是非常复杂、繁重的。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土地市场，建立规范的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对市场固有缺陷要有充分认识，明确政府独立于土地市场的作用，加强宏观调控。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走向应该是强化市场，但对土地这种本质上是公共财产的资源，则应该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例如，上述“外部性”问题，不可能指望市场自我完善，必须由政府强制性地使之“内化”。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土地一级市场来统筹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真正的土地市场应该是二、三级市场。如何控制一级市场?这就涉及宏观调控的目标。过去土地管理中的许多问题皆与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