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

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黄小琴摘要：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中西文化的流向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西方文化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许多学者大都重点关注“西学东渐”，却忽视了对“东学西渐”的研究。其实，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东学西渐”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相反，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吸引了西方传教士、外籍华人、留学生、商人等的注意，并通过他们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本文从传播研究的角度，通过对我国的“东学西渐”的传播环境、传播内容、传者、受者四个传播要素进行分析，找出其中的一些传播规律，以期对目前及今后我国文化传播活动有所启示。关键词：“东学西渐”传播环境传播者受传者Abstract:Intheculturecommunicationresearch,theorientationoftheeastcultureandthewestcultureisreceivedconsiderableattentionfrommanyscholars.Especiallysincethe20-century,manyscholarshavebeeninterestingin“thewestculturecommunicationtoChina”,butignored“theChinaculturecommunicationtothewest”.Infact,“theChinaculturecommunicationtothewest”hasneversuspendedintheeastandwestculturecommunicationhistory.Onthecontrary,theboardandprofoundChinaculturehadattractedthewestpulpit,thewestscholarsvisitingChinaandotherpeopleandhasbeencommunicatedtotheworldbythem.Inthecontext,Ianalyzedthecommunicationenvironment,thecommunicationmessenger,thecommunicator,andtheaudienceof“theChinaculturecommunicationtothewest”inviewofthecommunicationresearchinordertoenlightenthecurrentandfutureourcountry’sculturecommunication.Keyword:“theChinaculturecommunicationtothewest”,thecommunicationenvironment,thecommunicationmessenger,thecommunicator,theaudience中西文化交流最早是指中国与西域地区国家的文化交流，后指中国与中国以西国家的文化交流，现在则是指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西文化交流活动是一种双向性的交流活动，它既包括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也包括中国文化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交流。中国传统文化的西传已有悠久的历史。考察各种文化交流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交流活动的整个过程是由几个基本环节构成的，如传播环境、传播内容、传播者，受传者等。文化交流是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双边活动，我们不仅要看到传播活动发生的背景以及传播主体传播了什么内容，而且也要看到接受者的吸收利用活动和扬弃过程以及在接受者那里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我们不仅把交流看作是交换新闻和信息，而且看作是包括一切传递和分享各种思想事实和资料在内的一种个人和集体的活动”。①因此，传播和接受构成了文化交流活动的全过程。探讨“东学西渐”（文中所指的“东学”不仅仅指东方文学，它还包括科技、天文、体育等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一切精华），就要从影响传播和接受的各因素入手。一.传播环境传播环境，主要指在社会结构中，与传播活动有关的各种关系。人类传播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置身于一定的周围环境、条件和氛围之中，这个环境包括制度文化环境、心理环境、经济及科技环境等，同时也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具体的传播制度、传播事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传播媒介的发展水平等内容。传播环境是传播活动的外部因素，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们为传播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制度文化环境。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就会有不同的传播制度文化和传播经营管理机制，这是传播环境在实质上的表现。开放的政治制度是文化交流的前提，在整个“东学西渐”的历史过程中，是否具有开放的政治制度是东学西渐的基本前提。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东学西传，如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明代郑和下西洋，都是由官方组织的，当时的统治者对文化交流采取开放政策，这为东学西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清朝中期，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下令禁海闭关，禁止华人出洋和侨居海外，将多口贸易改为一口（广州）贸易，规定朝廷官员不准与外吏接触，不准与外吏私通函信，这客观上断绝了东学西渐的开放条件，致使东学西渐由明末清初的高潮时期转入低潮直至停滞，走向衰落。经济及科技环境。一个国家经济科技水平直接影响着文化传播的能力，历史上东学西渐的高潮都发生在经济发达时期，如汉代、唐朝、及明末清初。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世界经济中心正逐渐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在世界经贸舞台上，经济活跃的地区是环太平洋地带。有许多学者预言21世纪世界的重心在环太平洋地带，经济上的潜力和活力为东方镀上一层晕圈，这必将有利于这些地区文化传播事业的发展。80年代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国家曾对亚洲经济的崛起抱有极大的兴趣，尽管近年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了东亚的经济危机，但许多西方学者依然没有丧失对东方文化的信心。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及经济的腾飞，特别是在世纪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能够独自支起即将倾倒的大厦，使之在世界上格外引人注目，吸引着西方人的目光，这为东学西渐的进行提供了很好的经济基础。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语言文字和各种传播技术的出现及发展，为东学西渐提供了技术支持。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文献交流是其中的最重要部分，文化之所以能积累，正是因为有一种记录方式把文化记录下来，流传开去。人类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②我国象形文字的创造及不断改进无疑为我国文化的积累及东学西传奠定了基础；我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及不断发展同样为我国文化传向西方提供了传播技术上的支持。心理环境。在传播过程中，当传受双方都处于心理调谐的状况下，传播效果就好，反之，则产生不好的效果。东学之所以能够西渐，一方面是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还得益于东方文化与西方“受众”的心理不谋而合，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起初，西方人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等著作对中国社会描绘的好奇，加上他们自己的想象力，对中国抱有殷实、富裕、文明和以道德治天下的信仰，加上对外文化观念的惰性，这种中国牧歌般田园生活的景象，相当长久地逗留在西方很大一部分人的脑海中。而每当他们尝到西方工业社会带来的各种恶果时，就掀起一阵向东方追求的浪潮。传播环境的上述要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总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每个类型都影响其他几个环节，并被其他几个环节影响，共同影响着“东学西渐”的进行。二、传播者传播者，指传播内容的发送者，是信息传播链条的第一个环节。传播者主要解决“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的问题。因此，传播者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过程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数量和流向。传播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在“东学西渐”的长廊中，主要的传播者包括政府官员、传教士、科学家、留学生、商人等。两千多年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把中国的丝绸、纺织品和茶叶等输送到西方，直达罗马，同时，把中国“人民富裕，文物昌明”的印象和观念带给了西方。“丝绸之路”在亚欧各国开辟了一条贸易往来和文明交流的通道，是中国官方组织的首次大规模东学西渐的实践活动。官方组织的第二次大规模西传，是明代郑和下西洋，他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七次远涉重洋，到过东南亚、印度洋、红海、东非等地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打通了东西方海道，密切了中外往来，扩大了贸易，而且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再一次把东方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除官方组织的大规模西传外，外来驻华人员（传教士、科学家和商人）对中华文化的西传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代表人物有如利玛窦、卫礼贤、李约瑟、赛珍珠等。利玛窦是意大利传教士，1528年来华，在华期间苦心钻研儒学，并大量著书向西方介绍儒家思想。其中《基督教传入中国史》向欧洲详细介绍了儒家思想，它对“欧洲文学、科学、哲学、宗教及生活方面的影响，或许要超过17世纪其他任何的史学著作”③《利玛窦中国札记》向他的西方同会教友介绍中国情况和他本人以及其他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利玛窦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意大利被称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李约瑟博士出生于英国伦敦，1942年来华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在华期间，广泛了解了中华文化及信？悠久的科技史，写成了巨著《中国科技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不仅指南针、印刷术等这四大发明的源头都在中国，还有其它许多发明的源头（瓦特的蒸汽机是根据中国古代风箱的原理发明的）在中国。书中对中国的数学、天文、物理等方面的成就作了详细地介绍。此书在西方的出版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科技成果。赛珍珠又是传播东方文化的另一代表人物。她生于美国，但在3个月时就被身为传教士的父母带到镇江生活。赛珍珠把一生都献给了介绍东方的事业，成为“因描绘中国人生活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④赛珍珠一生著书多部，其中，介绍中国的专著《大地》为她赢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该书名列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达21个月，被翻译成上百种文字，成为出版界的一大奇迹，许多西方人通过她的作品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东方世界，并感受到东方文化的神韵。卫礼贤原名查德·威廉是德国的一名传教士，1899年来到我国的青岛，广泛阅读中文书籍，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他对孔子的道德伦理和哲学思想推崇备至，翻译了《论语》等许多中国著作并写了许多介绍中华文化的论文如《孔夫子在人类杰出代表中的地位》。此外，他还在德国建成立一所与北京的东方学社相应的中国学院，成为“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德国的学者们给予了卫礼贤高度和充分的肯定，1923年，法兰克福大学授予他汉学荣誉博士，德瓦乐认为“卫礼贤对此荣誉受之无愧。对于德国人民来说，他成了中国古代圣人的诠释者。多亏他那卓越而明白易懂的译文，中国古代圣人的名言才在德国变得家喻户晓。……”⑤通过他，西方思想界的一大批代表人物接触了中国文化，从中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启迪。如容格认为从他那儿得到的教益比从其他任何人得到的都多。留学生是东方文化传播的另一生力军，林语堂是其代表之一。他的思想是由西向东转变的，即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受西方文化思想熏陶。中年以后则成了中国文化的真诚崇拜者和不遗余力的传播者，其著作《吾国与吾民》介绍了中华民族的素质和中国人民的生活，把中国文化中“乐天知命，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向西方发扬。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中国人在国外留学、移民的增多，海外华人文学日益繁荣，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如赵淑侠等，他们用所在国的语言进行写作，有意或无意地向西方传播着东方文化。从上述可见，以政府官员、传教士、留学生为主体的传播者具有很高的道德素质和文化素养。他们不仅能了解掌握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且能够很好地把中国文化传向西方。正是由于他们具有良好的传播者素质，具备良好的传播能力（收集信息、加工制作信息、收集处理反馈信息、议题设置等），能够把有价值的信息有效地传达至接收者，并取得相应的效果，东学西渐才得以顺利进行。此外，传播者对受传者的心理影响是制约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这些人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具有独特的个性品质，善于自我开放，接受新事物，具备良好的智力条件（较高的修养、学识、才能）。从上面他们所在国的学者对他们及他们著作的高度评价可以看出他们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