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爱情悲剧比较研究

1中西方爱情悲剧的比较研究——浅析《梁山伯与祝英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王秀丽（济南大学文学院，山东250022）摘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中西悲剧的比较在近代的文学研究中特别引人注目。文章着眼爱情悲剧观，选取《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中西方经典爱情悲剧，从两部作品的内容入手，探究两部作品的内在差异性，以此来分析中西方爱情悲剧观的差异及成因。关键词：中西方；爱情悲剧；比较；成因自古以来，爱情便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为中西方爱情悲剧的代表作之一，阐述了中西方的爱情悲剧观，我们从作品的异同来进行研究。一、相同点（一）、主题思想首先，两者都表现了对爱情的描写和赞美。《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描写了两个年轻人从相识、相知、相恋到相互殉情的过程，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对这种纯洁、美好爱情的坚持不解的追求。正是这种有魅力的爱情，才使两部作品源远流长。其次，两部作品都从不同的方面提到了对女性的同情和赞美。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祝英台是美丽、善良、善良并且忠贞的女子形象化身，但是面对封建礼教下的婚姻制度，即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无计可施。虽然真心相爱，但最后只能死后团圆。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是个大胆、热情并且忠于爱情的女子，对于两人的爱情，她大胆的去追求，守护。但是两个家族的仇恨却使两人的爱情化为泡影，突如其来的失误使朱丽叶不得不殉情而去。最后，两部作品都展现了反封建的进步主题。梁祝故事发生在东晋时期，门阀制度森严。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恋情，尤其是最后的化蝶，便是反封建礼教的最好的证明。《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早期作品，当时是西方封建制度瓦解的时期。故事中，面对两个家族的仇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追求以及后来的殉情结合，都是对封建制度抹杀人的意愿的一种反抗。因此，造成悲剧的不是两个家族，而是两种道德力量：一种是残忍、报负和复仇；另一种是爱情、友谊和和谐的文艺复兴精神。[1](238)(二)、情节结构首先，两部作品的爱情发展结构基本相同。第一，两者皆是偶然邂逅，自由相爱。梁山伯和祝英台是在杭州求学期间相遇，然后到相知和相爱。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在舞会上相遇，然后一见钟情，相知和相爱。第二，两者的爱情受到强力的阻碍。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受到封建礼教下的门阀制度的阻碍，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则是受到两方家族的仇恨的阻隔。第三，两者的爱情皆有暗人帮助。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是师母。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是神父。两个人物在情节发展中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第四，两部作品最终以悲剧结尾。两2部作品的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皆双双殉情。其次，两部悲剧作品中皆参入喜剧的元素，可谓悲喜交加，跌宕起伏。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男女主人公相遇是喜，过程有喜有悲，结局是悲；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是喜，背负血海深仇是悲，过程有喜有悲，最终结果也是悲。二、不同点（一）、人物塑造首先，在爱情表达上，两者是不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表达是丰常含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三年，但从未明显表示出来爱意。直到离别的时候，才含蓄地表达出来。而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却是非常热烈、明显的爱情表达，两者的爱情可谓轰轰烈烈。其次，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两者是不同的。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男女主人公对于婚姻的态度是非常谨慎、严肃的。他们虽然对彼此有爱意，但从未走到婚姻的地步。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对于婚姻则是非常果断与勇敢。两人在舞会上一见钟情后，虽然背着家族仇恨，两人依然迅速成婚。最后，在捍卫爱情的方式上，两者是不同的。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两人反抗他们的命运，但行为是被动的，是极其痛苦的，采取忍受退让的方式接受两人的爱情悲剧。[2](216)而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女主人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采取了隐秘成婚，喝药假死等措施，可以看出他们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二）、剧情冲突冲突是剧情得以发展的基础。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这种冲突比较弱。作品多采用叙述的方法推动剧情的发展，这使故事发展较为缓慢，节奏不是很鲜明。而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冲突性比较突出。从故事的一开始，作者就将两方的家族仇恨摆了出来，紧接着又“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冲突，使作品的故事发展比较紧凑，起伏性强。（三）、剧情结局两者虽然都是爱情悲剧，男女主人公都双双殉情，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结局却添加了“团圆之趣”，男女主人公在死后纷纷化蝶，双宿双飞。这种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结局，虽是人们的一种想象，却有它现实生活的基础。他暗示我们：他们为之斗争的理想和要求，总有一天会得到实现。[3](370)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则是非常利落的悲剧结尾，没有添加。三、中西方爱情悲剧的差异从《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中西方爱情悲剧的差异：(一)、情节西方悲剧重视事件的偶然性及个人失误造成的恶果，把痛苦和失败放在作品结尾的最后时刻，而整部作品主要是表现主人公不断地抗争，直至结束。而中国悲剧则是将痛苦伴随整部作品的情节发展过程，小人物的无助，被欺压直至惨死常常是中国悲剧的主要内容。（二）、结局在西方悲剧中，每一部悲剧都蕴含着理想的、成功的因素和内质，这些因素甚至附着在悲剧情节的全过程中。在结尾处，西方悲剧往往会采取“一悲到底”的模式，但是观众感受到的不是一种颓废的情绪，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复活和永存。[4](370)在中国悲剧中，有时会采用“大团圆”结局，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是古代人民在封建礼教下的一种美好夙愿。（三）、悲剧的功能3西方悲剧不止停留在对主人公的怜悯上，而是强调对人的更强大的净化功能。西方悲剧的作品中，往往浸透着一种超越悲痛的崇高感。而中国悲剧则是通过对主人公悲惨遭遇的描写，把能引起观众对主人公的怜悯，对邪恶势力的忿恨、不满放在第一位，而对这种情感的升华则需要观众的自我提高和理解。（四）、在观念方面西方悲剧往往忽视社会对人物、事件的制约作用，一味地将悲剧建立在个人的能力缺乏和失误之上，似乎说个人可以改变历史。因此，西方悲剧中造成悲剧结局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5](372)而中国悲剧的悲剧原因则是提升到社会层面，主人公的遭遇不是他本人造成的，而是社会历史造成的，似乎是个人怎样努力，也会被社会历史打败。因此，中国的悲剧更像是一种“社会悲剧”。四、中西方爱情悲剧的成因悲剧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是文学发展的产物，欲探究中西方悲剧的差异，就需要追溯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悲剧是中国文化的深层体现。在经济上，中华民族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上发展而来的，其最大的特点便是以家庭为耕作单位。因此，生产力发展缓慢，对于自然，便形成了“天人合一”内部调和的心态。在政治上，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多是统一的国家，通常采取高压的政策，以此来钳制人们的思想。在梁祝发生的东晋时期，门阀制度盛行，渴望通过科举改变人生的才子，却改变不了自己的出身。所以，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虽然梁山伯高中，但是祝英台的父亲却不允许她嫁给梁山伯，直接导致后来的悲剧。在思想上，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儒家思想讲求“乐天安命”，“中庸”，强力地约束了人们的行为。在这种“发于情性止乎礼义”的行为规范的影响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显得极为脆弱，从而走上悲剧的结局。后来佛教的传入，使故事添加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色彩，虽然生前不能在一起，却可死后化蝶，双宿双飞。在西方文化中，古希腊文化占有较大的比重，西方的戏剧就是源于古希腊时期。在经济上，古希腊实行商业经济和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使其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在政治上，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多是独立的小国和岛国，推行民主政治，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在文化上，思想家皆有自己的学说，思想创造比较多元化和自由化。因此，形成了西方人敢于反叛，大胆，勇敢，独立的性格特征。所以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女主人公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誓死捍卫自己的情感。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受基督教的“罪感文化”的影响，悲剧的结局多是“一悲到底”，让人们以此来解脱自己的罪恶感。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当美丽被撕碎的时刻，正是美丽被永恒记忆的时刻，现实的毁灭往往是精神的永生，所以可以痛并快乐着。”也许这就是西方悲剧所追求的理念。五、结论《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中西方爱情悲剧的经典之作，通过对其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爱情悲剧的差异源于中西方文化、社会历史等方面的不同。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由历史文化发展积淀而来，解析文学作品就是对当时历史文化的再次研究。自古以来，爱情便是经久不衰的话题。不管是爱情美满还是爱情悲剧，总是被人们津津乐道。爱情是一个民族充分发挥潜能的保证和体现，中国文化需要一种健康向上、积极有为的爱情观，需要一种能够保证两性共同感情基础的爱情观。[6]在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我们希望，爱情悲剧不再上演，中国文化能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健康自由的的爱情观念。对于爱情，是我们所有人不变的追求，它可以跨越国家、跨越民族、跨越人种，连接两颗同样的心。4参考文献：[1]阿尼克斯特（苏）著、徐克勤译《莎士比亚的创作》[M].1985.山东教育出版社[2]陈爱敏,《文化视野中的中西方爱情悲剧》[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6[3][4][5]叶绪民、朱宝荣、王锡明著.《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M].2004.武汉大学出版社[6]陈欣.《中西方传统爱情观比较》[J].《文教资料》，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