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评理论学院”看当代美国批评理论的发展和现状

1从“批评理论学院”看当代美国批评理论的发展和现状朱刚（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西方文学文化批评理论在二十世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科学的日新月异，西方人文学者对人类文化的进步做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取得了众多突破。文学文化批评理论虽然只是思考的领域之一，但是由于本世纪人文学科之间、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以及人文-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渗透，使得批评理论成了当代西方社会的一个缩影。通过了解西方文学文化批评理论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西方其他学科领域的面貌，了解西方社会近百年发生的深刻变化。虽然当代批评理论滥觞于本世纪初，但由于其先锋性，五十年代之前并没有为西方学术界主流所认可。在美国和加拿大，五十年代时批评理论研究仅限于所谓的“理论系”，即比较文学系和法文系（四十年代以后很多批评理论出自法国），而当时大部分学者对这些舶来之物持怀疑态度，甚至感受到理论的“威胁”。但是七十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文学专业学生跨系选修批评理论，到八十年代中期，几乎无人不谈理论。没有当代批评理论作为铺垫的博士论文几乎不可思议，硕士论文也大多要求表明研究方法。加拿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琳达·哈钦（LindaHutcheon）曾说，多伦多大学英语系招聘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英国文学教师，基本要求就是必须了解现当代文艺批评理论，因为“理论”如今已经成为人文学者必须具备的素质。1曾有一种说法，说人类有史以来发生过的巨大变化中，大部分巨变发生在二十世纪；人类有史以来产生的科学家、思想家中，大部分生活在当今社会。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人类有史以来产生的文艺文化批评理论家，大部分生活在今天。当代美国批评理论的发展变化，可以通过“批评理论学院”（SchoolofCriticismandTheory）窥得一斑，因为它自称是美国当今集中研讨批评理论最好的场所，欧美大部分一流的批评理论家都在那里讲过学，其中中国学者较为熟悉的有德里达（JacquesDerrida）,德·曼（PauldeMan）,波逖（RichardPorty）,托多罗夫（TzvetanTodorov）,赛义德（EdwardSaid）,詹明信（FredricJameson）,巴特勒（JudithButler）,怀特（HaydenWhite）,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伊瑟尔（WolfgangIser）,莫娃（TorilMoi）等。“批评理论学院”酝酿于1974年，1976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Irvine分校正式成立，首届讲习班开学。此后每年举办一期，学员来自世界各地，每期平均85人左右。2000年6月15日至7月29日我参加了由康奈尔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康奈尔大学人文学会（SocietyforHumanitiesatCornell）联合举办的第二十四期“批评理论学院”研讨班。去康奈尔之前及在康奈尔期间，我采访了美国几位有影响的批评理论家，其中包括：女性主义理论家，哈佛大学法语系教授佳丁（AliceJardine）,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费希（StanleyFish）,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法语系主任、批评理论学院主任尼克尔斯（StephenNichols），及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周蕾（ReyChow）。根据和他们的交谈，结合“批评理论学院”的发展，本文对本世纪美国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及世纪交替时期美国批评理论的现状提供一些自己的看法。1朱刚刘雪岚：《琳达·哈钦访谈录》，《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2“批评理论学院”的办学宗旨来自于四十年代后期建于俄亥俄州肯庸学院的“肯庸人文学院”（KenyonSchoolofLetters），办学理念和教学方式基本相同，但是运作模式则十分不同。创办“肯庸人文学院”的目的是向美国学术界（尤其是高等院校）推广当时正处于巅峰的英美新批评和其他一些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其创始人、早期新批评家克里格（MurryKrieger）和亚当斯（HazardAdams）广招各方名家来学院讲学，如当时著名的新批评学者博克（KennethBurke），维姆萨特（WilliamWimsatt），沃伦（RobertWarren），韦勒克（RenéWellek）及一些欧洲学者。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英美新批评，当然影响也就仅仅局限于此。五十年代“肯庸人文学院”转到印第安那大学，名称也改为“印第安那人文学院”（IndianaSchoolofLetters），但这种办学模式产生了问题：“印第安那人文学院”很快被印第安那大学所“兼并”，变成印第安那大学的一部分，无法独立自主地进行运作，“肯庸人文学院”也因此而寿终正寝。六十年代中期新批评之外的各家理论已经纷至沓来，但是并没有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充分注意。所谓的“理论意识”起源于1966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一次文艺理论研讨会。当时结构主义正取代形式主义和存在主义批评在美国大行其道，刚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多纳托（EugenioDonato）和该校青年教师麦克希（RichardMacksey）招集了一个结构主义研讨会，邀请了布莱（GeorgesPoulet），热奈特（G閞ardGenette），托多罗夫（TzvetanTodorov），斯塔罗宾斯基（JeanStarobinsky），拉康（JacquesLacan）等一批欧美有影响的理论家与会，其中包括当时尚无人知晓的德里达。德里达在会上宣读了著名论文《人文科学话语里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突出了结构中蕴含的矛盾和冲突，批判了西方形而上传统，在这个讨论结构主义理论的会议上宣告了结构主义的终结。一年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此次会议的论文集（TheStructuralistControversy:TheLanguagesofCriticismandTheScienceofMan），使德里达的思想在美国学界迅速传播。其实该论文集里收集的其他一些论文也同样开始质疑结构主义的基本理念（如二元对立）和使用的方法（reductionism），展现出向后结构主义过渡的痕迹。尽管当时大多数美国批评家仍然觉得德里达过于激进，很难接受，但是在当时风起云涌、激烈变革的社会背景之下，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解构主义的革命性，是取代保守的结构主义的最佳选择。克里格、亚当斯、耶鲁大学的哈特曼（GeoffreyHartman）等人在七十年代初意识到，批评理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开始具备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应当使这个元话语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机构，让对批评理论感兴趣的学生利用暑期来学习这些当时尚未进入研究生课程的新方法新观念，或让对理论感兴趣的高校教师来这里进行知识更新。办学需要固定场所、常设机构和经费资助，所以“批评理论学院”必须挂靠在某所大学。但是为了避免“肯庸人文学院”的命运，让“批评理论学院”具有自己的特色并长期存在下去，他们决定不和所挂靠的大学产生隶属关系，采取的策略就是流动办学制，不在任何大学逗留过长的时间。所以这些年来“批评理论学院”一直在流动着：1976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Irvine分校，接着转移到西北大学，四年后移师Darmouth学院，1996年来到康奈尔大学，很快还会继续移动。赛义德曾经把批评理论的性质归纳为“移动”（traveling），即批评理论如果要保持批判性，就有必要不时地“漂移”，以便打破自我封闭，不断处于交流对话发展状态，防止被“物化”成资本主义的一件商品1。这和中国古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观念十分近似。“批评理论学院”便是这些观点的一个有趣的实践。1EdwardSaid.TheWorld,theText,andtheCritic.Cambridge:HarvardUP,1981.pp.226-473“批评理论学院”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克里格和亚当斯的初始目标是传授知识（批评理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十来年。此后批评理论在美国迅速发展，进入大学研究生院，成为研究生的必修课和本科生的选修课程。此时“批评理论学院”的办学宗旨也随之有所改变，突破单纯的知识介绍和传授，提供机会让学员亲身体会新理论新方法，使他们在已有的基础之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比如学员们在各自学校研读德里达的著作，到了“批评理论学院”则可以面对面地和德里达本人进行六个星期的交流、争论。搬到Darmouth后，“批评理论学院”仍然热衷于这种让欧美一流的理论家和学员当面交流的办学形式，但是八十年代后期情况有所变化：美国批评理论到了所谓的“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almoment），批评界出现对纯理论的反思。所谓的“纯理论”或者“元理论”指只满足于侈谈“理论”的理论，通常指解构主义或者拉康心理分析等伴随“语言学转向”的批评理论。这个时期的“批评理论学院”一方面注意反映、探讨各种新理论新方法，一方面更加注意批评理论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扩大“理论”的涵盖范围，把艺术，历史，思想史，甚至法学等包括进来。如2000年的研讨班六星期的专题研讨有四个：少数裔研究，文学系统论，二战时期的屠犹（holocaust）研究，加缪研究；内容上包括文化、文学、历史、思想史；两星期的系列讲座有两个：当代法国思潮、艺术史和英美当代诗歌理论；以及五个一次性讲座，内容包括性别研究，哲学，法学理论等。“批评理论学院”主任尼克尔斯认为，所谓“后理论”的出现是批评理论对社会现实的反应。八十年代后期起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科技、文化事件，对批评理论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他认为，大凡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理论家们总会不约而同地关注历史：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就是批评理论和历史、地缘政治的结合，怪异论（queertheory）是批评理论和人类学结合的产物，批评理论进入人的主体问题（subjectivity）时便产生了当代（late）女性主义研究，离散族裔（diasporas）研究等，统称为“身份问题研究”（identitystudies）。哈佛大学教授佳丁也把八十年代后期称为一个时代（后现代）的结束，标志了新时代（她称之为trans-modern时代）的开始。对这个新的时代，美国理论界尚没有做过系统的归纳，但是其存在（即它和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区别）却可以明显感受得到。如后现代主义原本就已经对形而上的“客观”、“真理”进行过解构，但是此时却发现虚伪和“操纵”其实充斥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1醉心于精心挑选一些解构实例实在是显得微不足道。其实，“后理论时代”或者说美国批评理论在世纪末的变化，从更深的层次上说，倒是反映出当代美国批评理论的一种困境和无奈。首先，“后理论”所主张的“现实化”（contextulization）并没有改变传统批评理论的性质。它虽然想对批评理论近三十年过于文本化（textualization）作出反拨，但是取代text的并不是现实世界这个context，而是“文本化了的现实”（textualizedcontext），仍然是纸上谈兵。虽然当代批评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性别研究，族裔研究）的政治关怀似乎更强，但批评理论仍然还是一个“理论实践”（praxis），依然沉醉在话语层面兜圈子，始于词语，终于词语，并没有做到尼克尔斯所说的真正跨出从结构主义开始的“语言学转向”，对人的关怀（humanisticturn）并没有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问题的实质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解构主义，一切实实在在的建构不仅在理论上与之相背，而且实践上即使要做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理论上行不通，实践上也就做不到。另外，由于语言和表征的任意性，解构本身也随时面临被自己消解的可能。因此一些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对理论的批判效果不仅十分怀疑，甚至十分悲观。如福科早就指出，现代资本主义1如广岛原子弹轰炸的真实图片直到1979年才被公之于众，而海湾战争对美国进步人士来说尤其可怕：传媒一手遮天，“事实真相”完全被媒体所左右。4社会为了消融异己力量，需要消除话语屏障，更好地控制话语传播，最大限度地降低异己理论的破坏力，因此也需要理论进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