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读史读经典”项目读书报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报告作者：崔源珈学院：财政金融学院专业：金融学年级：2013级学号：2013200095指导教师：王芳【内容概述】钱穆先生所著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应何应钦所邀的演讲合集。整本书从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治制度、人才选拔途径、经济制度、兵役义务制度等角度，对历朝的制度结构作了提要钩玄的概览和比较，论述了各朝代政治制度的得与失。本书整体体现出了钱穆先生历史著作的写作特点，以五代为典型，列举史实展示了政治、经济制度的演进过程，并且体现出了我国古代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磨合，共同前进的历史发展趋势。【作者简介】钱穆（1895.7.30-1990.8.30），男，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华西、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中国学术界尊其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他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关键词】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君权与相权；选举制度；矛盾矛盾冲突下的发展与完善——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引言】长久以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实行的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它的产生、确立、发展并完善和巩固并加强体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出这样的观点，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地理环境决定论有其局限性，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对早期政治制度产生和形成的重要影响。我国地域广袤，灾害频发，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需要一个强有力地中央政府维护政治稳定，组织经济生产，因此大一统便成为历史趋势。然而，在大一统格局的背景之下，矛盾在君主统治和制度政策的方方面面上得到了体现。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这是我们从高中课本知识和生活里学习并领悟到的的哲学基本原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分别细述了大一统的局面形成之后的汉唐宋明清的政治、选举、经济、兵役制度，并且由点及面，抓住典型，勾勒出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读罢回味，这本书留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任何一种新事物都是在矛盾冲突的过程中不断发生质变，从而不断发展壮大、完善成熟。制度也是如此，中国历代的治国方针政策都是在集权制度发展深化的整体框架下，在各个方面矛盾和弊端的产生之中进行改革，不断调整巩固以适应当时的需要。我想从政治制度中君权与相权之争和选举制度的发展变革的角度谈一谈我的理解。一、政府组织我们都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任何事物，无一例外，都是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我国历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结构也是在矛盾冲突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走向成熟。在书中，作者一阵见血的说道：“要看政府的组织，最重要的是看政府的职权分配。”我国历代政治结构内部的矛盾冲突集中在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两个主要矛盾。这里我们重点关注君相这一对亘古不变的矛盾体。历代的皇帝都进行了了哪些变革去巩固皇权、削弱相权呢？让我们将本书中所述的汉唐宋明清这五代的相关信息进行提取概括。汉代初年，皇帝任命功臣为相，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刘盈分别任命第一代功臣中功居前列的萧何与曹参为相。在这一阶段，中央集权制度还处于发展起步的时期，所以皇权的绝对地位并不明显。唐朝推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分别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在职权分配上，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三省分权明确，各司其职。因此相权被一分为三，三省相互牵制，互相配合。除此以外中央还设置了最高机构政事堂，由中书省、门下省举行联席会议。而宋时期，皇帝设立参知政事，借以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设枢密院来分割宰相的军权，通过三司分割财政权，宰相的地位进一步衰落。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赐死丞相胡惟庸并废除宰相制度，而设置内阁作为皇帝决策的顾问机构，无法对皇权进行制约，皇权独尊得到空前加强。在清朝的军机处中，军机大臣只能“跪受笔录”，由此可见，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在清朝达到了顶峰。自秦统一全国，秦始皇以德高三皇、功过无敌自谓为“皇帝”，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君主就成为了古代政治的领袖和核心。君主专制政体赋予君主个人以不受控制、至高无上的绝对实权，并且禀行“家天下”的思想理念。但与此同时，君主需要科学的完整的政府组织来实现对国家对全局的控制，因而政府组织成为了君主专制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在政治结构中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皇帝与宰相之间的关系极其微妙。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整个发展过程中都处处充斥着权力之争，其中君权和相权的矛盾长久存在。一方面，君权是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代表和核心，而相权则是传达君主思想意志、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工具，作者在书中也提到“丞”和“相”都是副的意思，顾名思义，丞相就是皇帝的副官。从这个角度看，相权隶属于君权，所以宰相及其下属的政府组织理当服务于整个君主专制整体的需要。另一方面，宰相作为百官之首，领导政府各项政府职能工作，为了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的有效性，提高政府行政工作效率，必然需要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管子·君臣》中指出：君臣虽“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依据自然无为之道，道家主张“君无为和臣有为”的政治模式。在《春秋传》中胡安国提出：“人主大臣为一体”、“天王宰相为一心”。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君臣一体论”体现了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君权不可能脱离相权而独立存在。然而，君主专制制度“天下为私”的突出性质必定维护君权的绝对性、独占性和排他性。宰相直接掌管整个政府组织的日常活动，相权的存在是对君权的极大制约，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看出来。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产生于专制制度的内在需要，君主通过一系列改革的方式打压相权，体现了君主利益取向的明确性和决策权力的绝对性，君主对臣子一直抱有猜疑和防范的心理，皇帝的专制和皇权的独尊要建立在臣民们孤立松散、软弱无抵抗力的基础之上。因此，君权和相权这一对立统一的矛盾体集中体现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在矛盾斗争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发展、完善，随着封建社会走向衰落而不断地巩固和强化。二、选举制度从原始社会初期的禅让制开始，到相对科学公正的科举制，我国的选举制度的变革整体上也配合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趋势。尧舜禹时代，原始氏族中的禅让制选举范围非常局限，仅仅是氏族首领将权力转交给与其个人有一定联系的直系亲属。到汉朝时期，选举制发展为察举制度，“举贤良”“举孝廉”是相对而言较为科学和理性的选举制度。汉初名儒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以“天人三策”而受到汉武帝的赏识，也正是因此才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春秋大一统”。察举制与世卿世禄制相比的进步之处在于，社会背景和出身门第不再是选拔官员的唯一依据，改变了官职为贵族所垄断的局面。但是它也存在明显的弊端，首先察举的范围有限时常会埋没人才。其次部分人会为了获得举孝廉的机会而夸张自己的行为，譬如守孝多年、茶饭不思，让自己变得形容枯槁，极大地影响了正常的社会风气。。第三，选官的权力分散和标准不统一会导致贿赂舞弊现象的发生，后期的制度偏离了其原始意图，选官的权力实际上仍集中在高官贵族手中，并且发展为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格局。科举制在这种弊端之下应运而生。初始于隋朝，发展于唐代，它可谓是古代选官制度的一个重大的进步，从此读书、考试与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了，这样有利于打破特权垄断的现状、扩大官吏的人才来源渠道、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和修养。同时，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也从世家大族的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的手中，起到大大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然而它的问题在于“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有些读书人可能从年少考到白头终究无法中举。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和选举制度在发展方向上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那就是权力不断趋于集中，君权的巩固、相权的削弱和选举权力的集中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固有的基本特点相符合。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制度的各个棱面都是在制度整体发展方向的背景之下，在每一阶段不断产生的矛盾冲突之中实现自身的调整和变革，以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与之相类似，近代西方选举制度也是伴随着资产阶级代议制的产生和发展，在新兴资产阶级同封建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和矛盾斗争中，为适应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需要而逐步完善的。【结语】改革是对旧的制度的局部作出一些调整和修改，因此，政治制度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伟大不朽的改革史。变革是促使矛盾中发展着的事物实现质变的重要方式。有了矛盾，变革应运而生；有了变革，发展随之而来。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作为一次比较彻底的地主阶级改革，实现了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奠定了后世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模式和格局。北魏孝文帝实行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之下的汉化和封建化改革，目的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稳固新的鲜卑族政权统治，促进民族融合。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它的目标在于修正宋朝冗兵、冗官、冗费的统治弊端，挽救危机，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钱穆先生在书中说：“任何一种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种制度，亦不能历久而不变。”在我看来，这句话就是精髓之所在。只有建构在前人的体系中，结合当前的的矛盾，进行推敲、批驳、重塑，升华，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经过程。统治者只有针对矛盾进行改革，才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让制度更契合国情，为巩固统治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