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六大流放地中帝王皇亲房陵特放文化(上)

中国古代六大流放地中帝王皇亲房陵特放文化（上）流放自远古时期产生，到清末被废除，历经了几千年，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流放这种形式对流人的管理相对宽松，且流人的品级较高、流放规模较大以及上层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融合等，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流放文化。鄂西北的房陵，曾是王公贵族特放之地，流放文化底蕴深厚——流放，从远古时期作为一种少量慎用的“放”、“逐”、“迁”、“谪”惩戒手段，一直到作为刑罚的“迁徙”、“徒放”、“流刑”、“发配”、“三流”、“发遣”等，因朝代不同而有不同名称。我国古代有六大流放地，即鄂西北的房陵（含上庸、郧乡、均县）、西北边疆地区的河西走廊及河套地区、岭南地区、海南岛三亚、西南黔州及蜀地巴州、东北黑龙江漠河及海林县宁古塔。在这六大流放地中，房陵是我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人数最多、品级最高的宫廷帝王皇亲特放地。鄂西北房县，古为房子国、彭部落方国、防渚、古麇庸二国、房陵、房陵郡、新城郡、光迁国、房州等。从尧子丹朱避舜特放房陵，遂封于房为虞宾，是为房子国；秦始皇九年，长信侯嫪毐作乱被处死，株连四千余家人被夺爵徙房陵；秦始皇十二年，文信侯吕不韦被赐死，株连万余家人被夺爵徙房陵；秦始皇十九年，秦灭赵国，赵王迁献地图投降，被迀徙房陵；汉代有汉高祖刘邦长女鲁元公主的驸马赵王张傲、济川王刘明等位6位贵族流放房陵；唐代有唐高宗太子燕王李忠、唐中宗皇帝李显、唐太宗女高阳公主及驸马、宰相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12位王公贵族流放房州，其中唐中宗李显流放房州十四年半后被接回京城复当皇帝；五代十国时期，北汉末代皇帝刘继元流放房州，后汉高祖弟慕容彦超流放房州，后梁太祖侄儿惠王朱友能降封房陵侯；后周恭帝柴宗训被贬居房州，宋太祖弟秦王赵廷美流放房陵；赵匡胤心腹大将田钦祚被贬房州；北宋开国功臣王彦升被贬房州；后周恭帝柴宗训被贬居房州；明代有大臣母德纯落职戍房县。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共有40余位帝王皇亲将相被流放房陵（房州），其中有16位帝王、16名皇亲、13名将相及刺史流放房陵（房州），总体概括就是：丹朱特放房陵开先河，秦代大规模，汉代帝王多，唐代集中地，五代两宋人物多，大明收尾清代移北方，历代流放特殊地。在人们的印象中，所谓流放之地，就是古代那些边远、荒凉、闭塞、苦难之地。在我国古代六大流放地中，西北边疆地区的河西走廊及河套流放地古为朔方、凉州，是“荒漠”、“西北绝域”之地；岭南流放地，系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地区，气候炎热、潮湿多雨、重峦叠嶂、河网密布，古称“瘴疠之地”，被北方人称为“蛮夷之地”；海南岛三亚，古称崖州，距京城最偏最远，亦称“天涯海角”，地处热带，北方人易水土不服，被称为人生到尽头的荒凉孤岛之地；西南黔州及蜀地巴州流放地，主要指今湖南西北部，包括今四川东南、湖北西南、贵州东北一小部分，因开发比较晚，自古以来被称为烟瘴蛮荒畏途之地；东北黑龙江海林县宁古塔及漠河流放地，古时生存环境恶劣，冬季奇冷，俗称“冰山雪窖之乡”，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种地，是苦寒之地。而鄂西北的房陵流放之地，地处中国中西结合部，介于巍峨的大巴山与秦岭、古老的长江和汉江之间。东临历史名城荆襄，西通川陕，南倚原始森林神农架，北连道教圣地武当山，自古就有“蜀东孔道、楚西北边疆、秦陕咽喉、荆楚屏障”之称，为秦楚边缘陆路运输之枢纽。而且这里群山环抱，南北气候兼有，素有“聚宝盆地”之美誉等。由上可见，我国古代六大流放地可谓：西北绝域，西南烟瘴，东北苦寒，海南遥远，岭南湿热，中部房陵气候南北兼有，山城盆地，适宜居住，是别有选择充满神奇的特放之地。谈及房陵何以被选为特放之地，一些人认为，房陵因“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如有房屋”而得名，也因此被选为特放之地，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古时像房陵那样“山林纵横、其固高陵”的县颇多，一些山区县大多是“山林纵横、山城盆地”，只不过山城盆地大小不一而已，与房县毗邻的郧西县、竹溪县及近邻的陕西商洛、旬阳等都具有这一特点，却未能选作特放之地。房陵何以被选作特放之地呢？不少学者根据历史、地理、生态、环境、人文、风物、民情等综合因素研究分析，认为房县被选为特放之地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房陵是皇帝后裔先祖创业之地。房陵历史悠久，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有多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房县有兔子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中坝樟脑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遗址，有羊鼻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等。尤其是房县七里河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考古专家先后经过1976年、1977年、1978年连续三次考古发掘，该遗址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共布探方74个，发掘面积总计为1864平方米，发现石家河文化房屋遗迹共21处，石家河文化灰坑18个，石家河文化墓葬24座，葬狗坑1座；三房湾文化灰坑1个，三房湾文化墓葬6座。墓穴中共清理出30副骨架，为多人二次合葬墓，还出土了一大批石器、陶器。这些器物中，大多是屈家岭文化时期少见的陶器等，这一发现不仅对了解十堰土著先民的族属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探讨我国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提供了证据。《房县七里河考古》一书中说：“从房县七里河等相关遗存发现的随葬习俗、拔牙习俗、猎头习俗等因素来看，它可能根源于山东汶、泗流域；从大溪文化晚期一些遗址中常见到与大河村类型‘非常酷似的白衣彩陶和太阳纹，同时还有一些鸭嘴鼎足和扁凿形鼎足’来看，它可能是通过大河村类型而传播的。”《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部落“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再加上房县七里河遗址出现的陶器来看，这几种来源和渠道恰恰与古史传说、文献资料是相吻合的。大河村类型与颛顼文化、祝融文化有关，在炎、黄神话系统中，除了蚩尤、共工为炎帝族裔外，炎帝系的神还有祝融、夸父、刑天等等，而且夸父、刑天都有与黄帝斗争的悲壮故事，是神话和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虽然我们并不能确指房县七里河多人二次葬、阎村鹳鱼石斧图具体与何种传说历史、人物相关，但其为炎帝族后裔与黄帝族后裔之间的斗争反映是可能的，也并不奇怪。笔者认为它即是帝喾的文化，而帝喾高辛氏的火神也为祝融。房县相传曾是夏人活动的区域。夏的纪年在公元前21世纪，即距今4000余年。七里河遗址的第三期文化遗存——三房湾文化，其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4140—3880年之间，说明三房湾文化已进入夏的纪年。此时的房县，当亦成为夏人的活动区域，应是可信的。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先民，在此居住的时间较长，延至石家河文化之后的三房湾文化居民居住的时间则较短。由此看来，房县因古为先民迁居创业之地而被选为尊祖受教特放地，应为丹朱特放房陵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如房县千古民俗所言，子要立业或不成器，要去敬老祖宗，以此发奋创业。其二，房陵是神农炎帝尝百草采药艰苦探险创造医药和农耕文明之地。相传，上古时房陵神农架（上世纪七十年代神农架才从房县划出）曾是“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茶）而解之”采药为民除病和攀越神农架“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架木为梯，以助攀援”探险为民造福的创业之地，房县七里河曾发掘出许多古代陶片，房陵还留下了神农炎帝七里河制陶以及尧治河等遗迹。将房陵作为特放地，可使特放的帝王将相经历磨练，从而体验先祖创业的艰辛。其三，尧子丹朱避舜于房陵，开房陵特放之先河。据《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记载，早在中国古代舜帝时，就有“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马雚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这里的幽陵、崇山、三危、羽山被认为是当时天下的“四极”，也就是最偏远的地方，所以《左传》记载这件事说是将共工等“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显然，舜帝把“四凶”流放于国家的四极边远，是为了让他们与国人有所区别。据《竹书纪年》记载：“五十八载，帝使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又载：“唐尧一百年，帝徙于陶，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弗克，遂封于房为虞宾，是为房子国。”据《辞源》注释：“虞宾，指尧子丹朱。因虞以宾礼待之，故称。”《书·益稷》曰：“虞宾在位，羣后德让。”蔡沉《集传》：“虞宾，丹朱也。尧之后为宾於虞。”由此，丹朱特放“遂封于房为虞宾”，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县古为先民迁居创业之地，丹朱流放于此，是为了“尊祖受教”。这里还须说明的是，房陵的由来是“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弗克，遂封于房为虞宾，是为房子国。”据《括地理志》、《世本》、《房氏宗谱》等记载，舜封丹朱于房子国，丹朱之子陵以封地为姓，称房陵。古时地名随人，乃房陵来历，并非是“山林四塞，四室如房”则叫房陵。在此，何谓“四室”，古字也无“山”即“室”说，何况凡山区县，普遍具有“山林四塞、其固高陵”的特点，如若以此则叫房陵显然是误解。其四，房陵是“忠孝名邦”修养受教育德之地。房县素有“忠孝名邦”之美誉，“忠”是指六官之首，辅佐周宣王，北伐猃狁，南征荆蛮，助宣王中兴、功勋卓越，《诗经》的编纂者、采风者，亦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大诗人西周太师尹吉甫。尹吉甫比老子早281年，比孔子早301年，比屈原早512年，比李白、杜甫、白居易均早1500多年。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博导在看了十堰市诗经尹吉甫文化研究会关于《中华诗祖尹吉甫之研究》的汇报材枓后说，从尹吉甫诗作其名篇思想艺术及对后人的影响，以及他对《诗经》编纂成书过程中的贡献等多方面看，尹吉甫可称为“中华诗祖”。在过去，房县一些见义勇为、品德高尚的人死后才有资格埋葬在尹吉甫的墓旁，可见尹吉甫在当地百姓中的地位之高。“孝”是指《三字经》中“融四岁，能让梨；香九龄，能温席”，二十四孝之一，侍亲至孝，闻名中华的汉黄孝子黄香。黄香（公元68年—122年），出生于江夏安陆，但食邑于房，卒葬于房，房县有纪念黄香的墓碑、祠、碑、匾等。“忠孝名邦”思想不仅成为房陵为官风范，也成为民众学习的榜样。所以，宫廷帝王皇亲国戚将相特放到“忠孝名邦”之地的房陵，对其思想教育有着特殊的意义。其五，房陵是超出法律之外而施仁慈的特放之地。《唐律疏议》注解“流刑三”一条，称，“《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盖始于唐虞。今之三流，即其义也。”这是对历史上流刑的注解。唐代流刑三等，即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但唐时房县称房州，距京城长安不到一千里（现公路西安距房县380公里）。唐时将房州作为流放地与唐律最近流放距京城长安二千里远之法定来说，其流距不到法定距离的一半，显然是超出法律之外的特放地。唐中宗李显流放房州达十四年之久，尔后又回到京城复当皇帝，更可说明房州是特放之地。其六，房陵是宜居生存之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流放是十分独特的政治现象，被统治者自诩为一种仁慈的刑罚。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从而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仁政和慎刑，尤其是流放房陵者，多是帝王皇亲囯戚，所以流人在流放地的生活环境选择上有别于其它流放地。房陵是物华天宝之地，特放到房陵，的确要受到别离宫廷的艰苦磨练，但生活上也要相应有所保障。千里房陵幅员辽阔，山川富饶而秀丽。据《山海经·中山经》记载：“中次八经荆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睢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其中多丹粟，多文鱼。”《水经注》记载：“高峰霞举，峻竦层云。金玉是出，亦曰沮水之发源。”房陵山场辽阔，特产丰富，梯田遍布，气候宜人。如《齐民要术》记载：“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殖。”唐书《地理志》载：“山南道房州房陵郡土贡有竹。”房县是驰名的黑木耳之乡，还盛产贡米、贡酒等。从古时文人对房陵流放地的四十多首诗词看，多是赞房陵山川秀美的。杜甫在《茅堂检校收稻二首》诗中称赞：“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顷间。种幸房州熟，苗同伊阙春。”宋代诗人张舜民在《别房州》诗中曰：“夜气结成三洞雨，春渠饮尽一州田。临行始觉房陵好，更欲迟留住一年。”与晚唐名相李德裕被贬在海南《贬崖州司户道中》写的“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形成鲜明对比。特放房陵相对有人身自由，与流放到“耕者绝少，弥望无庐舍，长行数日，不见一人”的宁古塔“世代为奴，不准出户为民”更是不可相比。其七，房陵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是天然防渚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