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翻译史论文-浅谈佛经翻译

《中外翻译史》课程论文---浅谈佛经翻译摘要：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事业的起点。佛经翻译的发展共经历了三个时期，历时将近一千年，同时也出现了我国佛经翻译的四大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关键字：佛经翻译、玄奘、影响、佛经一、佛经翻译各个发展时期的成果及其特点：佛经翻译前期：东汉至西晋。东汉至西晋是中国佛经翻译的草创期，西汉的哀帝时期伊存至中国口传佛经。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译有《道品行经》等。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84年），安息（即波斯）人安世高翻译《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月支人支娄迦谶（娄迦谶）翻译十多部佛经。特点：第一、翻译佛经的主要力量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而以汉族知识分子信徒为辅助力量；第二、翻译往往全屏口授，即油外僧背诵某经，一人口译成汉语，叫做“传言”或“渡语”，另一人或数人“笔受”，即笔录成汉文，再进行修饰；第三、从翻译方法来说，由于当时处于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译经僧侣对佛教经典抱有虔敬态度，唯恐违背经旨；另一方面是经验不足，语言学知识贫乏，因此一般都采用直译法；第四、佛教是外来唯心主义神学，大搞唯心主义哲学的中国统治阶层与之一拍即合，是乐于加以利用的，但在接受的同时，又必须加以改造，以适应当时统治阶层的需要。佛经翻译中期：东晋至南北朝。此一时期以鸠摩罗什为主。鸠摩罗什对东亚佛教经典的贡献巨大。罗什于西明阁和逍遥园开始译经，据《出三藏记集》载，罗什一生翻译三藏经论74部，凡384卷，有《坐禅三昧经》3巻、《阿弥陀经》1巻、《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4巻、《法华经》7巻、《维摩经》3巻、《大智度论》100巻、《中论》4巻等。特点：第一、苻（坚）姚（兴）开始组织译场，选拔大批人参加翻译活动，这样就由前一阶段的私译转入了官译，由个人翻译转入了集体翻译；第二、此阶段的翻译原本往往不止一种，这就便于相互校勘，使译文更为正确；第三、在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研究上，这阶段也有所发现，有所进步。第四、这一阶段的南北两方统治者都把佛教作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因此佛教在南北两方都得到发展。佛经翻译后期：隋至唐中叶。此一时期为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玄奘是主要的翻译大师，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在长安设立了国立翻译院，参与的学生与人员来自亚洲东部各地。他花了十多年时间在今西安北部约150公里的铜川市玉华宫内将约1330卷经文译成汉语。其后则有义净、不空等。特点：第一、主译者以本国僧人为多，他们都精通梵汉，深晓佛理；第二、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译选择者极少，往往翻译全集；第三、苻姚时期的译场制度，到此时期发展更为完备；第四、所译佛经，在忠实原著方面，大大超越了前代；第五、我国翻译史上的四大译家，有两位出自唐朝工。二、佛经翻译的四大译师简介--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鸠摩罗什---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幼年出家，初学小乘，后遍习大乘，尤善般若，并精通汉语文，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究妙义。他年少精进，又博闻强记，于是备受瞩目和赞叹。公元383年前秦大将吕光攻破龟兹时被俘，次年被押往后凉。在东晋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姚兴派人迎至长安（今陕西西安石井阿姑泉欢乐谷）从事译经，成为我国一大译经家。率弟子僧肇等八百余人。成果：译出《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佛说阿弥陀经》、《金刚经》等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和《大智度论》等论，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翻译理论：他主张意译，纠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以示负责。影响：由于其译文非常简洁晓畅，妙义自然诠显无碍，所以深受众人的喜爱，而广为流传，对于佛教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中国之佛教由鸠摩罗什而面目一新。有鸠摩罗什而有良好之译本，系统之教义，佛典汉译之泰斗，对中国和世界佛教都产生过巨大而深远影响。真谛---原籍西天竺优禅尼国，出身婆罗门族。少时博访众师，学通内外，尤精于大乘之说。少时博览群书，精通佛理，立志周游诸国，弘阐佛法，不畏艰险，到达扶南国(约当今柬埔寨)。成果：他所译经论及讲述疏记，据《历代三宝记》所载共四十八部、二百三十二卷（内有重出和他家混入的），《开元录》刊定其译籍为三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其中主要有《十七地论》、《金光明经》、《无上依经》、《仁王般若经》、《广义法门经》、《唯识论》、《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律二十二明了论》等。翻译理论：他所弘扬的主要是瑜伽学系无著、世亲之学。他译经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特别注重准确表达经典的原义。他采取随出随书的方法，一章一句都要认真推敲，反复核实，把意义吃透了，才动笔成文。为了保持文义的准确无误，有时不得不牺牲文辞的通畅优美，所以他的译文，具有文质相半的特点，有的地方甚至难免有晦涩难解的缺点。影响：真谛的诸多译作大大促进了佛经翻译事业的发展，对古代和现代中国产生很大的社会化影响。玄奘---（公元600～664），名陈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人。唐代著名三藏法师，佛教学者、旅行家，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唯识宗的创始者之一。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因感各派学说纷歧，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学习佛教。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一作贞观元年），从凉州出玉门关西行，历经艰难抵达天竺。初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并与当地学者论辩，名震五竺。今日一切印度学家之博学的向导。今日学着得以整理七世纪印度之不明了的历史地理，使黑暗中稍放光明，散乱中又秩序者，皆玄奘之功焉。成果：前六年（645-650年）以译《瑜伽师地论》为中心，同时译了与此论有关的著作。中间的十年（651-660年），则以翻译《俱舍论》为中心遍及与它有关的著作。最后四年（660-664年）则以《大般若经》的翻译为中心。玄奘翻译的经、律、论共75部，1335卷。翻译理论：翻译技巧：运用补充法。如：‘大德法救复作是言’，原文没有‘法救’字样。法救是个人名，加上这两个字，可以使读者知道所谓‘大德’指的是谁。运用省略法。运用变位法。如：‘pratyekabuddhasravakah’，他翻成‘声闻独觉’，按原文应该是‘独觉声闻’。④运用分合法。如：“分”，‘satcetanakayahcaksuhsamsparsajcetanasrotraghranaphvayamanahsamsparjacetana’，玄奘译成‘耳触所生思，鼻触所生思’，把原来‘耳鼻舌身’每个字地下都加上‘触所生思’四个字。“合”，‘yascapurvantaklpikadrstayahyascaaparartakalpikadrstayah’，直译应该是‘计前际见，计后际见’。但是玄奘翻成‘计前后际见’。⑤运用译名假借法。如：‘心’字一般用来译‘citta’，但他间或用‘心’来译‘dharma’（法）。⑥运用代词还原法。“五不翻”原则:秘密故，如‘陀罗尼’；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无此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影响：玄奘法师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大佛学家、大翻译家，其卓绝的历史性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在译介和翻译理论方面，成就之辉煌、贡献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堪称绝无仅有。所以对于玄奘这位“名垂竹帛，功标青史”的大翻译家对我国翻译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非但不能遗忘，相反很值得我们现代翻译学习者去进一步借鉴和学习。不空：梵名阿日佉跋折罗，北印度婆罗门种。原籍北天竺。唐代高僧，幼丧父，随叔父至中国，师事金刚智，奉命至天竺及狮子国求密经，玄宗五载再入唐，加号智能国师。不空为中国密宗创始人之一，与善无畏、金刚智并称“开元三大士”。成果：共译出密教经典一百十部，一百四十三卷，其中《金刚顶经》是密宗的最重要经典。影响：不空的翻译译作为佛经的整个翻译发展做出了巨大影响。三、佛经翻译的影响：首先，佛经翻译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其次：佛经翻译对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a中国语言中汉语词汇量的扩大；b四声（平，上，去，入）的确立；c对我国文言文的文体也产生一些影响；d翻译佛经的基本理论与技巧对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a拓宽了古代文学的创作思想(譬喻颇多，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b丰富了古代文学的创作手法（铺排描写，词藻华丽如汉赋）；c为古代文学提供了不竭的创作题材（古代印度的民间故事和寓言；元人杂剧）d有些佛经本身就是小说。最后，佛经翻译对思想界的影响，印度佛教的唯心主义哲学逐步与中国原有老庄哲学相结合.（佛教是外来唯心主义神学，大搞唯心主义哲学的中国统治阶层与之一拍即合，是乐于加以利用的，但在接受的同时，又必须加以改造，以适应当时统治阶层的需要。）结语：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整体而言，是全方位的。佛经翻译将印度佛教的精神和奥秘，引入儒家和道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本土，给中国传统文人学者和普通百姓，提供了思考人生、探讨宇宙的另外一条新奇的路径。同时，佛经翻译这一历史文化事件在中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也逐渐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参考资料：[1]刘川，《佛经翻译家对中国文化之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会之语言翻译版，2004[2]高华丽，《中外翻译简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3]百度文库网站[4]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