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研究综述

中日关系研究综述(1990-2005年)徐顕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助教[e-mail]翻译：文豪简介本文引用了1990年以来发表的有关中日关系的研究成果，对如何解决中日问题的各种论调进行了整理，以及对中日关系现状的分析。本文特别注重文章观点看法的可理解性，希望尽量提高文章的可读性。本文涉及的是1990年以来15年间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这期间内研究的共同特征会在如下的四点中提到。第一，以国际政治学分析法着手，将中日两国间的特殊关系作为一般的两国关系进行分析。第二，多样化、复杂化的研究课题。第三，对于中日关系的研究，1990年的研究方向与2000年相比，会感觉到明显的不同。1990年的研究重点在于不论中日两国间如何冲突和发生摩擦，发展两国间友好关系是主流的趋势。而2000年来的研究重点更多的关注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和矛盾。第四，大多数的研究我都进行了陈述。我认为这个领域需要更多的对研究方法进行探索和开拓，需要更多的努力。以下是根据上述的特征进行的阐述，I.中日关系总论、II.根据中日关系的主流论调及其他的论调分别进行研究的整理。参考文献的选择除了书籍以外，还有日语的杂志，包括『国际政治』、『国际问题』、『亚洲研究』、『亚洲经济』、『中国研究月报』、汉语的杂志有『日本学刊』『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选择的便准主要是笔者的决定以及文章篇幅而决定的。有些方面可能缺乏重要的研究成果作为参考，希望大家宽容看待。Ⅰ．日本关系总论----日中关系的构成的分析首先，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战后60年间，中日战争结束后到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地30年以及邦交正常化后的30年间的中日两国关系。1.日语研究著作中的中日关系论研究战后中日关系的著作并不是很多。这里选用了毛里和子[2006]、田中明彦[1991]、添谷芳秀[1995]的三本著作作为参考，对中日关系的描述方法进行比较和研究。以下是研究的问题意识、框架和三本书的共通点的描述。毛里[2006]是对闭塞的中日关系怀着很深的危机感而执笔写作的。作者受到2005年春天中国反日游行的很大的震撼，怀着决心建议的目的对中日关系史进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中日关系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战争结束后是否能以双方都接受的形式建立「新时代」，中日双方都在交流沟通。为了驳倒「健全的中日关系是日本发展方向的镜子」的说法，强烈的使命感促成了著作的形成。但是田中[1991]和添谷[1995]并没有感到使命感。田中[1991]对于中日关系的研究较少，他是以详细的记录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为目的、以解释为主的通史概论为标准来书写的。同时，不局限在中日关系上，作者将普遍的两国关系研究的新兴视角作为了主要的研究方向，并且投入了大量精力。添谷[1995]有条不紊的建立了研究框架并对战后日本的对日外交进行了复合型的研究，作为一个研究案例，在接近日本外交研究上投入了力量。总体上，毛里[2006]主要研究中日关系如何脆弱，田中[1991]主要研究中日关系的相互作用的动因如何在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的影响下展开的，添谷[1995]主要研究在严厉的政治制约下中日贸易如何发展的问题。毛里[2006]在国际环境中定位中日关系的地位，同时关注日本的对中政策和中国的对日政策，并予以总括性的考察。田中[1991]注意关注中日两国周围的国际环境、两国的国内政治以及两国的相互作用的动因三个要素的相互关联作用，并不是单独的抓住两国关系，而是将它作为多个因素组成的复合体并尝试通过「系统论」中的「关系构图」进行说明。添谷[1995]对战后日本外交的对美「协调」路线、对美「自主」路线、对美「独立」路线的交错性结构进行了描述，同时概括了其各自对中政策，并对日本的对中外交构造进行了考察。作为共同点，第一，在第三册做了客观的分析。三个作者对中日关系或者日本对中外交的研究中容易流露出情感的课题是否会与作者背后的兴趣有关系，毛里[2006]强调不特别对待日本对中外交，田中[1991]事先强调不把中日关系作为特殊的东西对待，三个人有意识的排除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强调以一般的两国关系分析中日关系。第二，能列举出方法的类似性。三位作者都对国际环境的影响力很重视。毛里[2006]一方面重视中日双方的国内状况，另一方面将国际环境作为重要的约束条件予以关注。田中[1991]认为中日关系基本的被美中关系所决定。添谷[1995]认为从战后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期间，中日关系受到国际关系强烈的影响，两国关系也作为「向优势的国际政治环境的被动的对应」掌握着日本外交。2.汉语著作中的中日关系论汉语研究著作参考了林代昭[1997]、金熙德[2002]、徐之先[2002]三位作者的书籍。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1980年以前被限定为实际从事中日关系工作的实务家著书。90年代以后，专门从事中日关系研究的学生出现了，研究著作也随之出现。近年来，有关中日关系的博士论文出现了不少。上述三本书全部是专业学者的业绩。这三本书代表着中国在中日关系研究方面的风格特征。林[1997]是北京大学教授，他的著作是沿着北京大学政治学部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外关系史」科目的全部课程执笔的教科书。金[2002]是从事中日关系的专门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同时也是多年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徐[2002]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时候，在专家团的计划（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长计划）指导下由中日关系研究员共同写作的。三本书都把总结中日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现阶段两国关系特征以及未来两国关系的展望作为主旨。林[1997]不仅仅记录了战后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同时还网罗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关系。金[2002]主要在中日关系特征的分析上投入了力量，徐[2002]把研究重点放在了中日关系问题的指摘，以及其原因的探索和解决方案的建议。三位作者通过对中日关系史上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概括，强调了促进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重要性，有较强的政治倾向。林[1997]采用编年体的题材，记述了从1945年开始到1992年天皇访问中国期间的中日关系：①战后两国交流的开始、扩大、挫折、再开、再次冷却②高涨的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呼声以及邦交正常化的实现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④中日关系新的发展⑤面对21世纪中日关系的记述的展开，最后对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就行提示，最后结束。徐[2002]同样采用编年体，书中记录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和平友好四项条约的缔结、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世纪发展的八十年代、冷战后的中日关系的发展，最后指摘出中日关系中的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以及构建信赖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金[2002]为采用编年体的体裁，而是设定了6个课题，并以此展开论述。这6个课题是：①中日关系论理的出发点以及历史的前提②「72年体制」③外交恢复后的30年间政治经济的回顾④世纪交替的时期关系的再定义⑤外交恢复30周年间的思考⑥21世纪中日关系的展望。3.中日关系状况中日关系的研究一般把1972年9月的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作为分水岭。添谷[1994]考察了截止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中日关系，另外五本著作正对邦交正常化后较大的分歧点展开叙述。以下的内容，一方面对六本著作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对邦交正常化后的三十年间中日关系的构造进行描写。（1）邦交正常化前地中日关系第一，邦交正常化实现的原因业界存在着「人民外交决定论」和「国际环境决定论」两种说法。中国的研究者倾向于前者的说法，而日本研究者倾向于后者的立场。「人民外交决定论」对邦交正常化前的中日关系，从「民间贸易」到「半官半民关系」再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民间关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根据林[1997]的说法，中国方面的人民外交团体和日本方面的民间团体・野党各党及自民党党内的友好人士共同组建了正常化邦交促进议员联盟，推进了不可阻挡的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潮流的前进。中国回归联合国，日美摩擦以及美国对中政策调整等国际环境都是邦交正常化的客观历史条件。以促进民间交流为主的「人民外交」最终促成了两国邦交正常化地结果，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壮举。日本方面的研究对邦交正常化以前的民间贸易在中日关系中的曲折发展进行了描述，但日本方面并不将民间贸易与两国邦交正常化前的事务联系在一起。「国际环境决定论」认为邦交正常化地实现被基本的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的亚洲战略所左右。添谷[1995]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受到「美式和平」的影响的结果，田中[1991]基本上认为中日关系被美中关系所决定。毛里[2006]对民间交流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是美中和解的副产物。第二，两国关系中的政经关系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政府就中日关系中的「政经分离」和「政经不可分」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这个问题也成为研究者们议论的焦点。战后的日本政府将中日关系中的政治关系和贸易关系视作不同的事务，为了推动与大陆的贸易关系也产生了认同「政经分离」的想法。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一直主张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方针。田中[1991]认为在两国邦交正常化前的20年间，两国政府一直因为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所影响，在「政经分离」和「政经不可分」间摇摆不定。林[1997]认为「政经分离」在中日关系中不可能实现。所谓「政经分离」，即两国在经济交流时不考虑政治因素的主张，但实际上这是两国的外交关系所不允许的。两国间关系如果处在政治相互敌对的状态，经济层面的发展就很困难，只有重视政治关系的发展才能加速两国间交流和发展。第三，72年体制所谓72年体制，即中日两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双方达成的中日关系基本框架，它是「中日两国对处理台湾问题、历史问题、安全保障、领土问题一致同意的处理原则，是两国领导人总结的相互关系的经验教训，是两国对根本利益综合考虑达成的结合点」。对于「72年体制」，金[2002]强调「无论内外环境如何改变，72年体制的核心内容都不应发生变化」。毛里[2006]对于「72年体制」的定义、内容、意义等方面的看法基本与金[2002]的看法相同。但是，「72年体制」能否长久的持续发挥作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人们在接受「72年体制」精神的同时，新时期需要「再定义」、新的「合意」的呼声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