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历史问题

（高原基彰《不安定的民族主义时代——中日韩网民一代相互憎恨的原因》，洋泉社，2006年）（刘志明：《中日传播与舆论》EPIC、2001年版）“一个人只有通过记忆才能完全的意识到自己，一个民族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原联邦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有一句名言：“看不到过去的人也就看不到现在。”魏茨泽克总统这一名言，不是就一般历史观而言的，而是向着对纳粹的犯罪及德国过去的历史渐渐漠不关心或者熟视无睹的德国青年所说的一句话。那是面对在德国日益扩大的赞美纳粹之声，以及对土耳其移民等抱有敌意的德国国民，谏诤排外民族主义、促进自我反省的警言。为什么日本人支持了侵略战争？根据日本教科书对中日战争的解释，以日本军部为代表的主战派强制动员国民参战，日本国民对战争的意义并不理解。但是，各种史料表明，尽管当时日本国民对战争持消极态度，但日本国民中有支持战争的倾向。将侵华战争的罪责全部推给军部及一小撮军国主义头目，试图免除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是根本行不通的。从当时日本国内形势来看，财政陷入困境，日本媒体协助宣传，把战争说成是为了民族生存之战，煽动国民参战。日本政府和国民在对战争充满期待以及踌躇不安中做出了选择。近代日本所孕育的国家体制以及国民的对外认识，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与歧视，实际上成为国民支持侵略战争的潜在原因。可以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和失败都可归结于这样的对外认识。在深感与欧美对抗力不从心时日本表现出对“强者”（欧美列强）的依存和从属，对“弱者”（亚洲诸国）的侵略和统治。把握这样的对称性虽然十分艰难，但日本仍努力试图保持“国民”精神上的平衡。为了消除对西方列强的自卑感，日本需要对外侵略扩张，这决定了侵略思想的基本构造。“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是一个幻想的巨大共同体构想，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它试图将日本从欧美的“威胁”中解放出来，却以自己变身为亚洲诸国的“威胁”而告终。对待欧美列强和亚洲国家截然不同的姿态，体现了日本民族根性中崇拜强者与蔑视弱者的政治文化。针对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事件，中国青年表现出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中国各地掀起的反日示威游行的真实背景值得深思。现在中国、韩国城市青年中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网络社会，青年通过互联网就广泛多样的话题进行大胆的交流，官方媒体单方面的报道以不能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近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居住环境的道理极大的改善，中国人的自尊和国家意识观念也不断增强。许多现代青年开始有了大国意识，同时他们又承受着诸多矛盾和生活的压力，通过发达的电子网络相互连结，形成了以青年为中心的网络舆论或者网络社会。着重强调的是，自卢沟桥事件开始的中日全面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宣传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了新中国，主要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借助地利人和，用全民战争、持久战、消耗战等方式击败了侵略者，其中中国人民迸发出来的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永远继承和发扬财富。无论是什么样的历史，正确的记忆历史事实是最根本的前提。我们总是不断地去重复记忆，又不断地忘却，有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了。但是，历史的记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自觉的去记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在未来的国家建设中才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淡忘和歪曲历史，就等同于自我放弃意识自己的机会，就是忘却“民族精神”。近年，中国人的思想认识也呈现多样化，对于政府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历史成就，宣传抗日战争的成果，也并非百分百地赞同和接受。但是，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历尽千辛万苦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绝不希望苦难的历史重演。南京市内13个场所建立有南京大屠杀纪念碑，河海大学校园内建造的“清凉山遇难同胞纪念碑”上镌刻着“居安思危”，旅顺203高地景区标牌语上写有“勿忘国耻，牢记历史”，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战争遗址和战争纪念馆时听到过“Forgive,butnotForget”(可以原谅，但不可以忘却)。尽管言语表述不同，但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尊重历史，铭记历史。日本以受到外部威胁为由设定危机，再通过武力的手段消除危机，进而转移和缓解国内矛盾。设定危机的一方，即日本政府或日本人总是以自我为本位，单方面地制造借口或危机来发动侵略战争，日本自对外侵略扩张思想形成之初开始，就一直重复不断地沿用这种手法。在出兵台湾以及占领台湾中所采用的手法，后来成为日本帝国获得殖民地和强行实施扩张政策所采取的惯用伎俩，也成为战后日本人在对台湾认识方面梳理不清、有悖历史事实的一个原因。战前许多日本人认同了这种在台湾推行“文明化”的政策，自发地支持殖民政策和侵略战争。战后，日本人依然没有从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重新探讨明治政府形成过程中“文明化”的意义。“文明化”在促进日本国内现代化意识方面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为了对外扩张，将殖民地的人民视为“野蛮人”或是启蒙的对象，将推进“文明化”视为大和民族的高尚使命。所谓“文明化”，就是“文明者”根据自己的意识对“非文明者”或“非文明地域”的传统习惯和制度进行破坏和改造。这种“扩张文明”的本身是践踏、破坏对方固有的历史和文化的行为。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对异质文明的践踏和破坏，大多情况下是靠强制手段，通过实施暴力达成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的文明化关系到对异质文化的肆意践踏和破坏。这与现在打着国际化的旗号，排除异质文明和民族习俗，推进同质化、标准化的状况极其相似。明治政府将甲午战争宣传为“文明的战争”，即“文明国”日本与“野蛮国”清帝国的战争，成功地赢得了国民对战争的支持。福泽谕吉和内村鉴三等当时名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也把对中国开战视为行驶“文明”国家的正当权利。积极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根据近代法律规定，在确认无物主的前提下，首先占有、统治的一方将拥有所有权。但是根据中国的史料记载，钓鱼岛的名称最早出现在明朝的《顺风相送》（1403年）中，册封使编著的《使琉球录》中也有关于钓鱼岛的记载。此外，琉球国最初的正史《中山世鉴》（1650年）中，明确地记载着钓鱼岛隶属于中国。基于这些历史资料，长期以来中国对钓鱼岛进行管理，特别是明朝初年，作为防御倭寇的一环，将钓鱼岛列为防御地区。有关钓鱼岛的历史经纬是清楚的，有诸多的历史资料可以查证，例如《海图编》（1561年）、《乾坤一统海防全图》（1605年）也都有明确记载。对于钓鱼岛主权问题，现在的日本政府不愿意追溯历史，或拿出近代法律做诠释。也就是说，旧金山和约规定了战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新秩序，钓鱼岛主权问题，实际上触及到旧金山和约规定的战后东亚秩序等问题。对此日本政府不愿意进一步触及或深究。因为旧金山和约规定的东亚秩序，确保了日本战后复兴和经济发展。使日美同盟关系得以建立和维持。日本政府很清楚，如果对此深究或引发争议的话，弄不好将会适得其反，陷入作茧自缚的境地。华夷秩序所倡导的是以中华帝国君临天下的垂直型国际关系体系。按照万国公法所建立的是一个高度分权的横向型的国际关系体系作为新兴国家的日本自然是极力推崇这种横向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另一方面，万国公法不否认采取武力方式吞并其他国家或者兼并领土，具有较强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这显然也是为迎合帝国主义列强准备的。如上所述，在出兵台湾20年后，日本政府借国际法中关于领土取得的“先占”规则，将钓鱼岛纳入日本版图，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际法进行领土扩张的事例。国家权力向外膨胀（=膨胀主义)、通过武力扩大版图（=侵略主义）、以民族优越感自恃（民族主义），这些是日本推进近代化的主要特征，而各种论说为推进近代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同时，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国民的“帝国意识”不断地滋长和强化。日本的近代化，就是以侵略思想为理论基础，不断深化“帝国意识”的历史发展过程。日本虽然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战败，帝国扩张之梦破灭了，但是。很难说根植于日本国民中的“帝国意识”就随之消除、不复存在了。相反，从日本国内来看，如今“帝国意识”又在复苏，并日益膨胀。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为入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试图通过国内舆论来影响国际舆论，希望在国际上表现出强国架势；在从军慰安妇等问题上表现出逃避战争责任、抹煞历史事实的行为等。下面，通过探讨日本侵略思想和帝国意识的源流，考察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