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行政区划变更

历史政区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研究历史时期疆域与行政区划的变迁过程及其原因和规律，其成果直接构成历史地理学其它分支的基础或前提。例如历史人口地理必须有正确的历史政区为依据，才能作出人口分布图，计算人口密度。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经济开发的历史、民族分布等一系列历史学方面的课题。探索历史政区发展演变规律也直接与现实有关，对改革现行政区中包含的不合理因素有借鉴作用。第一节：先秦形成的格局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行政区划都是统治者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对全国进行地域划分和对地方政权采取一定组织形式的一种制度。政区的划分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和阶级，也就没有国家和行政区。人类社会进入以氏族血缘关系为主的时期，是部落和部落联盟。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新石时代遗址已有七千余处，那时并没有地域观念，只有人群的概念，迁移是以人群为主。随着农业发展，人类逐渐由迁徙不常转变为定居，有一定区域被长期控制，才渐渐有了地域观念。这时也正是由部落联盟演变到国家的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公元前21世纪出现的夏代。中国早期文明的开端表现为分散的原始氏族部落经过长期交融，形成三个以地域划分的部落联盟。一是活动于黄河中游的夏人，一是活动于黄河下游的夷人，还有一个是流动于长江流域的苗蛮集团。夏朝，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其中心地区在今河南省西部，以及黄河北岸、山西省南部地区，以河南偃师二里头类型的文化为夏文化的代表。夏都阳城可能是登封王城岗发现的古城址。以后，夏的势力向东扩展，融合了东方的夷人。向南发展到长江、淮河之间，与南方的苗蛮频繁交往，形成了中国的主体民族华夏族。虽然从此以后夏在黄河流域有了较固定的活动区域，但并无统一的管理和区划。商、周时期，出现了“分土封侯”、“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度，商王、周天子将王畿以外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卿大夫，作为他们的采邑，各受封领主在自己的封地内享有绝对的权力，仅仅对商王或周天子以象征性的贡纳和服役，王与诸侯各自为政，因此在商、周王朝的疆域内并没有真正的地方行政区划。商朝，约公元前21-16世纪，商朝的都城曾多次迁徙，盘庚以后稳定在今河南安阳的小屯一带，为商王的王畿。《尚书·酒诰》指出商代有内、外服之分。内服是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外服是分封给邦伯的封地。以后演化成“五服”“甸(日祭)、侯（月祀）、绥（宾，时享，即每季祭祀纳贡）、要（岁贡）、荒（终王死时才来通知）”，此说只是依据远近表示小诸侯应尽的义务和待遇，所以不能算地方行政区。只有当君主对所辖疆域内进行直接的统治，才是地方行政区划开始的标志。西周，公元前11——8世纪建立西周的周人起源于陕西黄土高原，曾经是商朝的封国，受戎、狄人侵扰，迁徙到河谷平原，建都丰镐（今陕西西安西南）。西周有两次大分封：第一次是武王伐纣以后，封功臣谋士。第二次是周公东征胜利后，重新分封。这两次把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的位置大致确定下来，也为以后郡县制时代的行政区奠定了基本格局。周武王灭商以后，把商王直接管辖的地区分为三部分：①卫，以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为中心的地区，调蔡叔主管这个封国。②庸，商都以东至今山东境内之间，将管叔封于此。控制东夷、徐、熊、盈诸侯国。③邶，商都所在之漳河以北，今河北省中、南部至易水、涞水流域，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此。名义上以上三人并称“三监”。为了监管原殷王畿地区的殷民，以达到“以藩屏周”的目的，周初的封国还包括：齐，都营丘（山东昌乐），后迁临淄（今临淄区）。原属薄姑，东临莱人，以佐武王灭商的尚父（吕尚，姜太公子牙）授封于此。燕，易水、涞水以北，初都北京西南房山董家林一带，后迁蓟（北京广安门外），封召公奭于此，以控制东北边防。唐（晋），今山西省南部，都唐（翼城）以成王弟弟叔虞为封侯，控制那地区内的“怀”姓——殷室非同性氏族和夏人、戎人。宋，河南商丘一带，是纣王之兄微子启的封国，周武王利用他来统治殷的部分遗民。这一带曾作过商都（亳州市东南），故，殷人众多。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旦辅政，管、蔡、武庚“三监”联合反叛，周公经过三年努力，将“三监之畔”镇压下去，然后将“三监”封地及其他协从者的封地重新作了调整，即：邶，封给燕召公的子辈立功者，以后由于邶与燕受封者的同宗关系，邶并入燕。庸，封给周公自己的儿子伯禽，首邑为奄（今曲阜），伯禽初封于鲁，迁此后，遂将原封地的名称带到此地而改称鲁，这是山东南部为什简称“鲁”的原由。卫，封给在东征中立大功的康叔，周公把康叔封在殷都，除镇抚当地殷民七族外，主要叫他向殷人学习殷王朝刑法统治。以后，康叔调回京城掌管司寇（刑法），而把卫国全部交给其子伯髦父。卫国成了周初镇抚东方稳定局势的大国，卫都濮阳。西周先后在中原的封国还有许多，但是卫、齐、晋、宋、燕是西周前期最早形成的诸侯国，因此总是这些诸侯之间事件的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诸侯国（公元前770—477）西周时王畿包括豫西、关中；公元770年犬戎杀周幽王灭西周，关中尽失。周平王东迁，在洛邑（今洛阳）立都为东周，也称春秋战国时期。此时，诸侯国坐大，周王室式微，形同虚设，也只能被看作一个诸侯国而已。主要的诸侯国有：东周东周借恃晋、郑等诸侯国御狄、戎诸族，使黄河以北渐入晋室，洛阳以东渐失于郑。春秋时仅有洛阳及南部伊、洛水中下游。都成周。齐齐的疆域在泰山、沂蒙、鲁山山脉以北的濒海平原区，都临淄。因其独自占据泰山山地以北肥沃的洪积冲积平原，兼有鱼、盐之利，故最先富裕。鲁泰山以南至江淮之间的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地区，系征服原徐国、奄国后占有的领土，都曲阜。后世的山东以齐、鲁简称，盖源于泰山南北的两个诸侯国。宋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交汇地带，都商丘。曾灭曹国，向北扩展到济水。卫屡受狄人侵扰，卫懿公时期迁都楚丘（今河南滑县），再迁帝丘（濮阳），实际以黄河为固，但河、济之间甚狭窄。因为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徙主河道东移，卫国失去发展的地域，这一点以往讲历史的人常常忽视。卫国后又屡为晋、齐国所侵，已失去大国之势。晋都绛（山西翼城），后迁新田（曲沃），控制山西中南部。向西、南、北发展，西过黄河，东至太行山东麓，北驱狄人，势力达到河北省西南，及东周王畿黄河以北的部分。所以，春秋时期晋与太行山以东诸国总有矛盾。特别是后来的“晋楚争霸”，目标都是为了控制中原。郑初封陕西华县，后迁新郑（今河南郑州西南）。其国虽小，地势位居冲要。春秋初甚强盛，四面皆强国，不易辟土，齐桓称霸以后，郑为齐、晋、楚之国交争之地。郑国处于东西、南北二交通线交汇之点也决定了郑国之多灾多难。秦初都雍（今陕西凤翔），为了控制陕西关中肥沃的八百里渭河秦川，屡次迁都，最后徙都咸阳，秦人从黄土高原的原上一步步下到谷地，又一步步移向关中平原中心，反映农业比重的加重，这样才能使秦国国力富强，有力量东进统一。燕都蓟（北京西南），后以下都（河北易县）为政治中心。经传记述不详，据考古发现，其影响已及燕山以北；其势力向南可能不过滹沱河，因为燕与中原诸国之间有山戎（鲜虞、中山活动在正定一带）之隔，故交通往来不多。惟齐国曾助燕攻山戎，后来燕乐毅又伐齐，几乎将齐国灭亡，齐燕关系极微妙。楚都郢（湖北荆州），西周其势力仅在丹水（汉水中游）流域；东周时日益发展，多次问鼎中原，地域最广，民族最杂，楚文化值得研究。战国时期受秦的压迫，从江汉平原北上灭陈、蔡，都城迁至寿春（安徽寿县）。吴都吴（江苏苏州），控制今江苏大部及安微淮河以南地区，在嘉兴（欈里）以南过去有一条东西向入海的河流，南与越以此为界。吴国是古代中国开凿运河最多的诸侯国。越都会稽（浙江绍兴），势力广及浙江、江西，总欲向北发展，而吴卡在越与中原诸国之间，故吴、越之争甚烈。勾贱灭吴后，迁都吴（苏州），利用吴王夫差时开通的邗沟运河，北域扩大至泗水，与齐、鲁相邻。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灭亡之后，出现三个强盛的诸侯国。韩初都平阳（山西临汾），后南迁灭郑，徙都新郑。韩侯由晋南一步步移到东周王城附近，实际上取代了春秋时郑国的地位。魏初都安邑（山西夏县），后东迁大梁（开封），开鸿沟发展水运。大梁的繁荣，由于地理适中，农业能发展所造成的。魏惠王是魏国鼎盛时期，同时也带来与韩、赵之争。赵初都晋阳（山西太原西南），后南迁邯郸。赵西北境已达山西内蒙一带，与游牧区接壤，故演出了历史上有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故事。春秋时代应注意“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他们在位时曾是最强盛的诸侯国，主持诸侯盟会。战国时期的历史应注意“七雄”的地域空间。战国时代除前述这些大国之外，还有十几个较重要的小国，这些小国的都城，当秦统一以后就是郡县的治所。除这些小国之外，还有一些少数部族，杂居在中原诸侯国的外围，惟中山国是唯一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少数部族为主的国家，而春秋时期这些少数族中许多曾杂居在中原的丘陵半山区。所以，春秋时，中原诸侯国多有与狄、山戎战争的记载。实际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争。战国时，各国都努力向外开拓疆域，修筑长城。后世常常爱用的“天下”观念也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是对战国时各国疆域的总称。中国早期的地理著作《禹贡》、《职方》、《尔雅释地》所记载的“天下疆域”：“芒芒禹迹，化为九州”，亦以春秋战国之际为兰图。“天下”就是“九州”，“九州”的涵义实际是代表整个天下的九大地理单元。先秦诸侯国一般都建有一个城池作为国家的象征，城丢了，国也就不存在了，所谓“城破国亡”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都城的名字与封国往往同名（尤其是小国），这些都城到了以后的统一王朝实行郡县制时则往往成了郡、县治所所在，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先秦创下的格局。第二节秦、汉、晋至隋从郡县制到州、郡、县制一郡县制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整套具有较完备规模的行政区划制度，是从秦代开始的，但虽说郡县行政区划制始于秦，而郡、县的产生和名称早在秦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一）、郡县制的产生“县”县的名称在《周礼·地官》和《礼记·王制》都是指王畿附近的地方，本意为“悬”，即“县”所代表的这块地区直接由周天子（王）掌握，以作赏赐。例：公元前635年周天子把王畿附近的原（河南济源县附近）、阳樊（孟县西北）、温（温县）之田赐于勤王有功的晋文公。春秋后期，各诸侯国也仿效周天子的办法，不再分封，而是将新兼并的领土、被灭亡的小国或大邑转化为县，由诸侯王直接掌管。从现存《春秋左传》、《国语》等文献分析，最早设县的是南楚和西秦。各诸侯国内设县的分布有两种情况：（1）一种是设在各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2）另一种则是因吞灭小国国都而设县，由于该地区原本是诸侯国都经济已经发达，亦因为这里实际上成了战胜国的新边防要地，直接管辖便于调兵。如：楚国，楚灵王灭陈（河南淮阳县）、灭蔡（河南上蔡县）为县。申叔责备楚王曰：“贪其富也。”楚王曰：“以御北方，招讨诸侯。”如果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虽然纷纷置县，但由于各自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其发展亦存在较大差别。秦、楚等国，是通过兼并战争，攻灭小国来推行县制的。这样一来，县政统辖权多掌握在国君手里，用作赏赐的只是少数，可以防止受赏赐之人势大而倾复国家。因此，秦统一后方能继续推行郡县制。齐国，是通过管仲的政治改革来推行县制：“制鄙之制，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属有大夫，故立五大夫。”五属就是50县，相当可观。晋国，最初也是灭小国以为县，但多作赏赐，变成在士大夫封邑发展的基础上推行县制。而作为赏赐的县，都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那么国家社会经济基础不再掌握在国君手里，而是在受赐的大夫手里。所以，推行“县政”反而成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条件之一。“郡”郡的起源较晚，大致在春秋末期，主要是战国时期，郡最初在边远地区设置。“使人守之，为我翟民君长，故名曰郡。”战国时，郡比县的辖区宽广，但是经济开发程度不如县，地位也不如县重要，长官职位也低。所以赵国出兵誓师时，“赵简子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战国后期，列国纷纷置郡，先在边地，后各国之间为相互防御亦相应置郡。如：赵，“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以后为防秦国，又置上党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