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与治国方略论文

本科生课程论文课程名称：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与治国方略课程代码：917.022.1.01姓名：唐一文学号：11300120060学院：外文专业：德语试论专制集权的困境与挣扎——皇权与文官集团、宦官集团的权力角逐中国古代的历史可以由多种角度来审视，有人读出的是一部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绵延传承的文明史，有人读出的是汉族人民不断与不同民族相互冲突碰撞、交融交流并最终汇聚成五十六个民族的泱泱大国的文化交流史，也有人读出的是中国人“想做奴隶而不得与做稳了奴隶”①的阶级剥削史……当我审视中华民族的历史时，我看到的是一部皇权，或者说专制集权在困境中挣扎的权力斗争史。概论专制集权加强的历史脉络在尧舜禹的时代，由于中国生产力水平的局限等等原因，中国最高统治权力实行的是选择贤能的禅让制度，然而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拥有私有财产，私有化的概念开始产生，统治者也渐渐试图将权力保持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专制集权加强的第一步便是从“家天下”开始的。权力不再是公有的了，他成为了某个特定家族的合法的私有财产。然而权力世传的程序并不能保证统治者对权力的绝对掌握，于是，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固化加强专制权力。春秋战国时期，国内权力被几大家族掌控，国君则被掣肘。因此，当时的统治者着力推行废除世卿世禄，以削弱大族的权力，招揽平民士族发展自己的实力，加强国君的统治权力。最高权力与世卿权力的斗争，可谓最早的皇权与官僚权力角逐的雏形。中央集权制度的正式形成是在秦帝国。秦始皇采用郡县制、三公九卿制，将地方官员任免权收归中央，从制度上大大消减了地方的离心因素，使得皇权能够更为有效地渗透到地方。然而，秦始皇或许没有想到，当他设立三公九卿时，为皇权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对手：相权。从他之后的历代帝王无不试图将权力从丞相，或者说以丞相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中夺回手中，虽然丞相作为一个官位名称是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手里得到了终结，但是丞相制度的实质并没有消亡，他以多变的形式，不断冲击着皇权，成为皇权专制极大的障碍。到了汉朝，刘邦分封功臣为诸王。但是“狡兔死，走狗烹”，刘邦显然不相信这些昔日的战友，不久就借机铲除功臣。这里也显示了皇权对于臣僚——尤其是功高、德高的臣僚——夺权的威胁的警惕，事实上，帝王的这类警惕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这也可以解释许多政策取向与历史现象。隋唐建立后，对政治体制做出一定改革，以保证皇权独断。例如：中央设立三省。另外，隋朝设立、唐朝完善了科举制度，抑制了地方的封建势力，扩大了政权的政治基础。北宋时期，统治者进一步分权，例如将相权分为分“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两职。这些举措加强了皇权，结束了唐以来的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国家“积贫”，出现了“冗官”、“冗兵”的弊端。元代为加强集权，施行行省制度，中央设中书省，地方设行中书省。明朝时，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权分六部，并设立锦衣卫等特务机构，刺探民情官望，君主专制空前加强。清朝时，雍正皇帝则设立了完全听命于皇帝一人的军机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发展到了顶峰。①原文：“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出自《灯下漫笔》鲁迅试分析统治者加强皇权的手段在权力斗争中，历代统治者会采用各种不同手段，不消一一胜数。我认为，统治者加强皇权的手段可以大致分为暴力的，与和平的两种。暴力的夺权手段包括诛杀功臣，平定叛乱，惩戒反对者。例如，刘邦诛杀功臣，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明朝对于反对皇帝旨意的大臣实行廷杖等等。暴力手段在短时期内可以解除危机，确立皇权的稳固，但是往往不能根除问题，也容易引起矛盾的激化，扩大事态或者给统治者留下恶名。因此，作为一个有远见的统治者，他势必会将措施制度化来确保权力角逐中皇权的永远胜利。所以，在皇权与文官集团、宦官集团的权力角逐过程中，比较常用、始终发展的手段是和平手段。一般来说，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在大部分情况下处于对立状态。统治者常常会与两个集团中势力较弱的一方结成联盟，以抗衡第三方。例如汉末和唐末，皇权与文官集团联合对抗宦权，明朝时，皇权常常与宦官集团结为一体。皇权与宦官集团的斗争手段宦官集团身份特殊，皇权对于宦官权力的制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手段：首先是借助自己亲信宦官的力量铲除或削弱当权宦官的势力，例如唐肃宗借助李辅国对于高力士的斗争加强自己的皇权，压制唐玄宗的权威；第二种则是皇权对于宦权享有绝对权威。明朝皇权与宦权之间的关系可谓例证。尽管宦官可以在外朝气焰熏天，无人敢与之争锋，达到最高权力的绝对掌握，但只要皇帝一纸诏书，宦官立刻从云端跌入谷底。君不见，昔日享受着众人山呼“九千岁”的魏忠贤，在崇祯皇帝的手谕下，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京城，最后被迫自缢。第三种则是皇帝采取各种手段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严防宦权的势力增大。例如，明初，朱元璋为了防止太监干政，不准许他们识字，甚至在宫门口立了一块铁牌：“内臣不得预外事。预者斩。”不过这种手段常常会被继任者推翻，不容易起到有效的作用。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斗争手段一般说来，统治者对于文官集团会采取的手段为——分化集团内部，简而言之：分权。例如：隋唐中央设立三省：内史省（唐朝改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把相权“一分为三”，互相牵制，从而加强皇权。再以宋朝为例，宋朝的官僚体制常常会被批评为：人浮于事、机构庞大。殊不知，这也是统治者加强皇权的手段。宋太祖既沿袭了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又新创“三寺九监”与之补充和制衡。为了防止宰相大权在握，造成五代之弊，宋代既设“政事堂”以分其行政权，又设“枢密院”以分其兵权，还设“三司使”以分其财权。宋代统治者还将相权分为分“同平章事”(正)，“参知政事”(负)两职，以便有效分化相权，使得文官集团难以对抗皇权。有宋一代，常常出现正负丞相意见不和，最终都只能争取皇权的支持与依靠。分权这一手段在加强皇权时，既不会引起文官集团的激烈反抗，可以顾全君主在历史上的名声，又能够发挥文官对于国家机器的治理作用，可谓最优手段。但是，这一手段也有其显而易见的弊端。分权把握不当，可能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官员忙于排除异己，维护利益，无暇再治国忧民，甚至引起文官集团内部的党派斗争，造成亡国。明朝就是很好的例子。明朝末年，文官集团党派斗争愈演愈烈。孟森先生说：“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①因此，“明非亡于强敌,而亡于党争”。②另外，当拥有同等权力和地位的官僚就重大问题意见不合时，容易造成该问题悬而难决，最后仍然需要皇权指派一①《明清史讲义》孟森商务印书馆②《明清史讲义》孟森商务印书馆位更加位高权重的官员，前往统筹全局，做出决策，例如明朝的巡抚总督、清朝的钦差，如此一来，权力再次集中，分权达到加强皇权便成为一纸空文。值得注意的是，历代统治者除了在制度上不断发展、完善分权手段，还在思想文化领域不断固化皇权对文官集团的绝对凌驾性及其合法性。历代统治者会不断强化儒家的合法地位，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儒家思想进行删改，来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严格的社会现实。统治者采取的手段比较巧妙，他们会以官位爵禄作为诱饵，让读书人主动研习儒家经典，接受儒家礼教思想。读书人想做官，成为文官集团的一员，则必须通晓儒家经典，接受儒家思想，这就保证了儒家在文官集团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保证了有利于皇权独尊的理论基础在文官集团中得到贯彻。但是统治者忽视了儒家思想也存在对皇权的制约。比如，《慎子》《威德》篇里如是说：“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换而言之，皇帝当为天下之公，天下人并不应该事事供奉皇权。又比如孟子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确地指出了皇权不如民权，那么文官集团拥有凌驾皇权的权力。所以朱元璋在看到孟子的论述时十分恼怒，下令将《孟子》删减。虽然儒家经典在文本上可以被篡改，但是其中很多理念早已深入士人的心中，成为他们修身立命、治国平天下的准则。不过总体说来，到了晚清，儒家思想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压缩、涂抹、删改下，已经失去了原始民主的光泽，成为维护封建皇权、禁锢文官集团思想的工具。从这一点来说，皇权在思想文化上是胜利了，可惜这样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落后的根源，是我们炎黄子孙巨大的悲哀。皇权与文官集团斗争中的困境在中国古代史上，相权，或者说文官集团，始终是制衡皇权的重要力量。尽管人人称诸葛亮为贤臣，但没有哪个君主愿意像刘禅那样“事无大小，咸决于亮”，自己成为手无实权、幽居深宫的傀儡。有学者称：“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但是实际政权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①这样的政治现象是统治者一直力图改变的。这样的改变在明朝洪武年间达到顶峰——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丞相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皇权终于战胜相权，站在空旷的高原俯视王土。其实不然。文官集团的存在有其不可替代的必要性。朱元璋皇权的胜利是短暂的，他废除丞相后，实现了“躬览庶政”的目的，皇权极度膨胀。但庶务丛集，使他忙得不可开交，遇到重大问题又无人商量，深感“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②于是不得不设立辅臣制度，也就是明代内阁的前身。由此可见，文官集团，或者说相权，在帝国运作中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中国泱泱大国，事务繁杂，缺少文官集团治国辅君，光靠皇帝一己之力，自然不可能全部处理妥当。这里便体现了专制皇权的困境与挣扎。一方面，皇帝不得不依靠文官治国，他必须将手中权力下放给文官集团来维持庞大的帝国机器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一旦文官集团形成一定规模势力，又势必和皇权抗衡，使得皇帝无法随心所欲，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比比皆是，唐朝以褚遂良、长孙无忌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力阻高宗废后，明朝以申时行为代表的内阁反对明神宗废长立幼……按说立谁为皇后，立谁为太子是皇帝家事，但没有文官集团的支持，皇帝可谓步履维艰。①《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②《明太祖实录》宦官集团压制皇权的显性与隐性方式如果说，历代统治者常常警惕文官集团对于绝对权力的染指，那么宦官集团则常常是皇权隐性的敌人。在我看来，宦官集团对于皇权的压制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显性的压制往往形成皇权与宦权的激烈冲突，皇权与宦权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比如，唐朝时，宦官拥有废立皇帝的权力，与皇权构成了直接的正面的冲突。著名的甘露之变就是一个例证。公元835（大和九年）11月21日，唐文宗不甘久受宦官胁迫，便在大明官紫宸殿和李训等人，试图诛灭宦官，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随以观露为名，将大宦官仇士良骗至禁卫军的后院欲行刺，后与以仇士良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发生了激烈冲突，结果李训、王涯、等朝廷重要官员被宦官杀死，其家人也受到牵连而灭门，株连甚众。①甘露之变后，宦官一直牢固地掌握军政大权，气焰更加嚣张，君主的废立、生杀也是掌握在宦官手中。仇士良视文宗如同傀儡，朝廷大权全归北司。在这个事例中，宦官集团的势力已经压倒了皇权与文官集团的势力联合，成为专制集权的巨大威胁。在明代，许多太监事实上把握了朝纲，一手遮天，表面上他们仍然是皇帝的家奴，宦权仍然与皇权处于统一战线，实际上宦官集团已经成为压倒皇权的势力，这样的宦权在隐性方式上达到了对皇权的压制，比如著名的魏忠贤，他独揽朝政，同朝内文武大臣结成阉党，党羽遍置朝廷要位，爪牙遍布全国各地。大臣群起附之，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托、李龙、倪文焕，号五虎。武臣则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五彪。又有尚书周应秋、卿寺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史书称“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②。此时，宦官之祸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危害之大，都是一般的官僚集团所无法比拟的。宦官集团已经事实上独揽朝政、一手遮天，实际上压制了皇权。皇权与宦官集团斗争中的困境尽管宦官集团一旦掌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帝国、对人民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害，所谓“自古宦官贤良者少，奸邪者多。”③但是皇权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脱离对宦官的信任与任用，这有许多原因。首先，皇帝与宦官的关系常常十分密切。比起朝堂上板着脸的文官来说，宦官给他的感觉便要亲切多了。那或许是他从小斗蛐蛐的玩伴，或许是每天为他穿衣洗脸、嘘寒问暖暖的人，比起素不相识的文官，宦官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