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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人与语文生活变革上世纪初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语言文字体制和语文生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跟语言文字的研究固然关系密切,殊不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在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一)陈独秀与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是指源于清末、到民国时期取得成效的汉语书面语的改革。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取得了书面语的政治地位。汉语系统开始了现代汉的阶段。这次运动涉及语言观、文化观、社会观、政治领导等巨大变化,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以他们的实际行动为白话文运动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陈独秀、李大钊的功绩就不同凡响。倡导白话文的重要阵地就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陈自己就在《新青年》第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文学形式上提倡白话文学。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5号开始完全改用白话文,同期刊登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又创办《每周评论》,使它又成为宣传实践白话文的又一重要阵地。在《新青年》和旗帜下,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大力提倡白话文,痛斥主张文言文的保守势力,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二)瞿秋白与大众语讨论、文艺语言大众化运动大众语讨论是五四白话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白话出现了中文半文半白和欧化两种倾向,又脱离了老百姓语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提倡文艺语言大众化,提出“用工人农民所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这些理论推动了今后许多人的语言实践。这些讨论的主要倡导人是翟秋白,不久前曾是中国主要领导人。他提出“俗话文学革命运动,批判半文半白的白话文和直评式的欧化文章”,并带头开展普通话涵义和建设普通话的讨论,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成果。大批语言界、文化界的人士参与了进去。(三)毛泽东与语文生活变革1、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总结出红军教育的十大教学原则,内容是“第一,启发式(废除注入式);第二,由近及远;第三,由浅入深;第四,说话要通俗;第五,说话要明白;第六,说话要有趣味;第七,以姿势助说话;第八,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第九,要提纲;第十,干部要用讨论式。”这些教学原则,体现了全新的教学精神和教学方式,在解放区的语文教学中产生了很大影响。2、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报告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明确提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还提出“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提出“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报告列举了党八股的主要表现和危害,给党八股进行了一次集中的曝光和批判。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和批判党八股形式主义的语言精神,在今天以至将来,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永远是我们的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思想。3、解放初期毛泽东特别关注文字改革工作。1949年8月,亲自同语言文字界的专家学者商讨语文工作问题。还特派秘书胡乔木参加发起组织文字改革机构的工作。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主要工作有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等。这是我国语文工作走在语言生活等前面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多次强调干部学习语言的重要性。1955年10月他在党的第七届六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的讲话《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里说:“现在许多同志的文章,空话连篇的也有,但比较少;主要缺点就是古文多,半文半白味道很大。……许多同志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于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在党的领导人的重视下,解放初期,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时期是语言文字工作的黄金时代。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确立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其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语言文字的热潮。学校、社会、部队,形成了以学习普通话为荣的风气,全国上下积极学习、使用简化字。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也因此逐步得到了提高。参考文献: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书海出版社1996年全国政协办公厅《纵横》各期杂志《纵横》杂志社
本文标题:中共领导人与中国语言文字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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