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报社遭遇的罕见血腥报复

一家报社遭遇的罕见血腥报复2015-12-26导读在民国历史上，像王金发这样明目张胆地血腥报复一家报社，也是极其罕见的。1912年7月31日，绍兴军政分府宣布取消，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从嵊县老家招募的卫队士兵，面临着或整编调防或遣散回乡的命运。8月1日，这些士兵以《越铎日报》记载失实为借口，突然闯入报社实施血腥报复。《越铎日报》创刊于1912年1月3日，是时任绍兴府中学堂教员的前大通学堂学生、光复会和南社的双料会员宋紫佩，联络绍兴学界的孙德卿（又写作德清）、鲁迅、陈子英、范爱农、李宗裕等人创办的一份地方报刊，其发刊辞《〈越社〉出世辞》，出自鲁迅的手笔。鲁迅当时的身份，是王金发任命的山会师范学堂的监督即校长。《越铎日报》的骨干成员，大多是王金发追随徐锡麟、陶成章、秋瑾等人参加光复会活动期间的亲密会友；但是，他们并没有像王金发那样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脱离光复会而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同盟会与光复会处于势不两立的敌对状态。固守光复会方面的党派立场的《越铎日报》，与王金发的军政分府之间，很快陷入不可调和的尖锐敌对之中。1912年1月14日凌晨，与鲁迅、周作人、范爱农、陈子英、孙德卿等人关系密切的绍兴籍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陈其美、蒋介石、王金发、王竹卿、陈锡奎、刘永顺一派人持枪暗杀，光复会方面很快便锁定了涉案的犯罪嫌疑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周作人于1月22日在《越铎日报》发表署名“独应”的文章《望华国篇》，其中公开谴责陶成章是“不死于异族，而死于同种之手”的又一例证。据上海《申报》一系列的追踪报道，《越铎日报》以“能言”著称，王金发军政分府在绍兴的“种种失当”和“一切不法”，该报都予以公开揭露，不留余地。1912年8月1日下午1时许，操着绍兴嵊县口音的30多名卫兵突然冲进《越铎日报》社，“持利器逢人即殴，逢物即毁”，报社中人有的从屋顶逃到邻家，有的从后门落水游到对岸，主要出资人孙德卿的腹部被刀砍伤，经神州医院谢佩铭医生及时抢救，才得以保住生命。新婚不久的报社员工葛星驰，被卫兵用最粗的绳索勒住喉部，并用椅腿用力殴打至体无完肤、满地鲜血。等到被王金发任命的绍兴知事俞芝祥和驻军管带何悲夫闻讯赶到时，肇事卫兵已经离开，二人简单查看一番便离开现场，留下巡警局警员保护现场并驱逐闲杂人员。没有想到肇事卫兵再次折返，巡警见事不妙而四散逃走。这些卫兵在进一步损毁《越铎日报》剩余财物的同时，又挥刀砍伤报社员工车湘舟的后背；另一名员工倪雪恨的头部，也被砍了三刀。事件发生后，侥幸逃脱的《越铎日报》同人打算通过电报向外界寻求支持和声援，王金发的卫队士兵把守电报局不许通电，导致省城杭州在8月2号还没有得到确切信息。“尤奇者，王（金发）分府俞知事自亲行后，并不加以保护，唯付之一笑而已。”8月2日，绍兴印刷厂因“心怀疑惧，恐受池鱼之殃”而“相约停工，不肯排印”，导致绍兴各报被迫停版。《绍兴公报》发放的传单声称，等到与当局交涉妥洽，便立即出版。8月7日，远在北京担任教育部职员的鲁迅，在日记中写道：“见北京报载五日电云，绍兴分府卫兵毁越铎报馆。”遭受血腥报复的《越铎日报》，直到8月21日才恢复出版。9月21日至23日，《越铎日报》连载署名支航的长篇文章《八月一日本报之浩劫》，其中完整叙述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并且特别指出，卫队士兵第二次折返报社行凶施暴的过程中，王金发本人“临社监视，然顾盼少顷，即飘然而去”。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王金发关于此事的解释是：“分府业于昨日取消，卫兵滋事，余可不负责任。且若辈不着军服，尤不当视为卫兵。”王金发卫队血洗《越铎日报》的恶性暴力事件，共造成该报员工17人重伤，其中的葛星驰因伤势过重而离开人世。葛星驰的父亲多次向该报经理赵汉卿要求抚恤，赵汉卿一面垫款万余元安葬抚恤，一面向浙江都督朱瑞请求严缉凶犯。慑于陈其美、王金发等人炙手可热的恐怖势力，这桩专门针对新闻媒体的野蛮报复事件，最终不了了之。由于王金发（季高）时常往返于绍兴与上海之间，绍兴军政分府的日常事务，主要由王金发的嵊县同乡和亲信谋士谢飞麟以秘书长身份负责主持。谢飞麟在写作于1917年的《侠佛自序》中，所提供的是只报喜不报忧的片面叙述：“季高由是常往返沪越间。新兵初练不易管束，外人推测，辄以绍兴糜烂为虑，杯蛇市虎，谣言滋多，予因定每星期赴各营演说一次，于军人道德三致意焉，颇感动。以后如减饷，如裁兵，用南北统一取消分府，将所有军队俾俞丹屏带至宁波，皆于事前为之反复讲明理由，故临时不生龃龉，措施裕如。盖自辛亥九、十月间，绍兴分府成立，至于壬子秋七月取消，虽无何种善政，犹私心窃喜，未酿兵变，差堪告慰。”谢飞麟的门人陈成在《先烈谢飞麟先生年谱》中，更是把绍兴练兵的全部成绩算在了谢飞麟一个人的头上：“先生任分府总参议兼秘书长，先练陆军一标，又令何旦编练绍河水师，并饬魏峰和尚组织北伐僧兵一团。……在分府结束期间，每日抽暇一小时至军队演讲三民主义，并晓以大义，服从省令，故陆军一标交省委俞公丹屏带至宁波，纪律甚佳。”到了1923年2月9日，在上海创办《真报》公开批评浙江督军卢永祥的谢飞麟，被卢永祥的侦探徐鸿飞引诱至上海四马路的言茂源酒馆实施抓捕，于2月15日被杀害于杭州陆军监狱。这一天恰好是中国传统的除夕即腊月三十日。另据陈去病在传记体纪实小说《莽男儿》中提供的说法，王金发在出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的八个多月时间里，经常去上海协助陈其美从事各种军政活动，并且沉溺于“灯红酒绿之地，佐以浅斟低唱”的温柔之乡，“动辄经旬不返”，渐渐“色授魂销，大有乐不思蜀之慨”。王金发打着筹集革命经费的旗号大肆敛财，以至于“括民财及百万，以巨金购宅海上，额曰逸庐，要名妓花小宝贮其中，平日呼幺喝六，做牧猪奴戏，折资无算”。绍兴军政分府解散后，王金发拒绝就任袁世凯任命的总统府顾问一职，而是携带巨额公款赴上海享受寓公生活。已经拥有原配妻子徐氏和小妾沈氏的王金发，先是纳妾杨月娟，接着又在上海迎娶名妓花宝宝为妾。鲁迅在《这个与那个》一文中，指责王金发“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指的就是这些事情。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抄录了三弟周建人的回忆文章《略谈关于鲁迅的事情》，其中把王金发卫队血腥报复《越铎日报》的恶性事件，轻描淡写地演绎成了一场滑稽闹剧：“后来那报馆被兵士毁坏了一部分，孙德卿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但并非要害，伤亦不重。这也许是三王指使的，也许是王金发自己的主意，即使是他的主意，比之于后来军阀的随便杀人，实在是客气得多了。孙德卿被刺伤后，想要去告诉各位朋友，并且预备把伤痕照了相给老朋友去看。但是很为难，因为身体大而伤痕小，……鲁迅接到照片，拆开来看时只见赤条条的一个孙德卿，不看见伤痕，不觉吓了一跳，还以为他发痴了，等到看了他的说明，才知道原来是这样一件事情。”查勘鲁迅日记，只在1913年1月13日项下提到了孙德卿的名字：“收五日《越铎报》，有孙德卿写真，与徐伯荪、陶焕卿等遗像杂厕，可笑，然近人之妄亦可怖也。”这里的徐伯荪，就是绍兴籍光复会先烈徐锡麟。陶焕卿即陶成章。徐锡麟、陶焕卿、秋瑾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时，孙德卿是主要出资人之一。孙德卿把自己的照片与徐锡麟、陶焕卿等人的遗像一起刊登在《越铎日报》上，虽然不太吉利，也谈不上有多么狂妄和恐怖。鲁迅在日记中如此表述，反倒证明他并内心深处并没有把孙德卿当作自己的朋友。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周建人回忆文章中所谈到的鲁迅收到孙德卿寄来的“赤条条”的照片，分明是一种小说化的虚构捏造。远在绍兴充当小学教员的周建人，是不可能知道教育部佥事鲁迅看到孙德卿照片时的心理活动和精神面貌的。在民国历史上，像王金发这样明目张胆地血腥报复一家报社，也是极其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