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归类论》第七章

第七章108第七章社会认同与群体极化玛格丽特·韦瑟雷尔第一节引言本章继续讨论自我归类论在社会影响领域中的应用，重新详细考察群体极化的现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群体互动和讨论中，当主要意见走向极端时，人们就会认为群体产生了极化：如同极化分子，群体成员在他们已经趋向的方向上会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准确地说，人们通常把群体极化定义为如下的假设，即“在相同的方向上，加入群体后的平均反应往往要比加入群体前的平均反应更加极端”（Myers和Lamn，1976，第603页）。群体极化为什么会成为社会心理学中群体影响研究的重要议题，这方面有经验上和理论上的原因。极化效应并不是孤立的情况：对于许多讨论项目来说（比如引起争论的态度、赌博和冒险、伦理困境、个人知觉、模拟法庭决策，甚至对于模糊事实的问题），极化效应在实验室中都证明具有强烈的规律性和可靠性（参见以下综述：Lamn和Myers，1978；Myers和Lamn，1976。另外，在实验室之外也，极化效应也存在明显的证据。例如，里切尔（1984a，参见第八章）对于“暴乱”的描述就对这个过程提供了丰富的说明。这样一种普遍现象的存在，需要研究者对此作出解释。意见和行为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强化？它们在直观上不应该这样明显。通过与伙伴讨论问题，人们为什么不会变得更温和一些或更折衷一些？事实上，在早期关于群体影响的经验研究和理论中，人们在不同的任务上都发现了典型的折衷效应（compromiseeffects），也就是说，人们的意见和行为会集中到加入群体前的平均反应上第七章109（Allport，1924；Sherif，1936）。这里假定，社会影响的功能主要是缓或平衡（Festinger，1950）。但是，近来关于极化的更多发现却并推翻了这个假定。尽管极化通常代表了观点的聚合（Singleton，1979），这却是一种极端化的聚合（extremizedconvergence）：有规律地偏离中间位置，或个体最初的、讨论前所持观点的平均值。因此，这种现象同样引起了批评性的理论问题。在当前对于群体影响的重新概念化的过程当中，人们必须既要说明聚合/折衷效应，又要说明聚合/极化效应；并解释这两者分别会出现在什么情境下。人们对于这些观点还会进行争论。这些观念就是，学者们当前所偏好的极化模型在这方面是不充分的；这些难题可以通过应用自我归类论而得到解决；人们会描述一批经验性研究来支持这种另外的思考方向。我们首先讨论实验室研究当中的某些方法论细节，然后再就极化研究的历史进行论述。极化研究的历史相当奇怪，值得作为主流理论中遮蔽效应（blinkereffect）的案例来加以研究。1961年，斯托纳（Stoner）发现，如果给出选择困境（例如，为了一份令人兴奋的但不稳定的职位，A先生是否应该放弃自己稳定但枯燥的工作）让被试来讨论的话，群体要比个人做出更加极端、更为冒险的决策。这个效应开始作为“风险转移”（riskyshift）而为人所知，并迅速发展成为群体动力学当中最受欢迎的研究领域之一。在研究的第一阶段，人们往往把这些风险转移看成是群体互动效应——一般被概念化为缓和和折衷，——的一般规则的例外，研究集中在冒险的特殊性质上。尽管存在处于群体当中的被试在面对某些困境时同样会变得更加谨慎的证据（Brown，1965），但是这种倾向却还在继续。因而，对于某种特定范式的过分强调导致对于这个问题形成了误导的视角（Cartwright，1973）。1969年，莫斯科维奇和扎瓦诺尼（Zavalloni）表明，群体引起的更加极端倾向的转变也会发生在更为一般化的态度项目中。“群体极化”这个术语获得了广泛的接受，因为显而易见地是，群体讨论在很多情况下会增强先前存在的趋势，并且不会受到选择困境和风险转移的限制。典型的研究使用的是简单的“被试内”程序。在三个不同的阶段，研究者获得了同一个被试的反应，并把它们进行比较：（1）前测（pretest），被试私下表达他们在这个（些）问题上的个人观点；（2）在讨论（或某种相关的操作）发生之后，群体达成了共识（consensus）（如果不要求达成一致而且成员只是进行自由讨论，或者被试了解对方的观点但不进行讨论的话，极化也会发生，但通常是在更低的程度上，Cartwright，1971）；3）后测（posttest），群体成员私下表达他们讨论后的个人观点。在所有三个实验阶段中，研究者使用了同样的反应量表。例如，一份测量对于某些说法的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7点量表；或是在推荐某些行动之前，要求被试从10当中的1（风险很大）到10当中的9（小心谨慎）选择成功的概率。第七章110当前测的均值与后测的均值（或群体一致意见）在与前测趋势一致的方向上（也就是说，朝向量表更近的一极）存在显著的差异时，研究者就会认为极化发生了。如果转变是发生在与前测趋势相反的方向上的话，这也是一种没有极化的极端情况，研究者把它定义为去极化（depolarization）。尽管人们对于极化的解释曾经非常多样化，近年来，这些解释往往明确划分为两种：说服性论据（persuasivearguments）或信息影响模型（informationalinfluencemodel）；以及社会比较角度的解释。这些吸收了两种直观上似乎合理的观点，也就是，群体成员可能变得更加极端是因为（1）如果他们共有某种态度倾向，那么讨论中提出的任何新的和有说服力的材料往往都会反映出那种倾向；（2）他们的自尊很可能与迎合看上去最具有社会称许性的观点有密切关系。与以上所回顾的这些解释一样明显的是，它们反映了第二章和第四章中所描述过的信息影响和规范影响的区别。尽管从经验性上看还算成功，但部分是由于这种知识传统，它们还是留下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第二节说服性论据与社会比较一、理论与经验资料说服性论据分析主要是由伯恩斯坦（Burnstein）和维诺库尔（Vinokur）发展出来的（1973，1975，1977；Burnstein，1982；Vinokur，1971；Vinokur和Burnstein，1974，1978a）。他们提出，在前测阶段，被试回顾了所有他们所熟悉的，或他们可以回忆起的与话题有关的论据，并以此为基础做出决策。实际上，他们是从可能材料的“文化库”（culturalpool）中找到他们所熟悉的论据。他们所找到的论据的平衡（“正面”“反面”材料的比例）及说服力（有效性、相关、细节不足）会决定被试意见的方向和极端程度。因为被试一般来自于相同的背景，并因此共同拥有同样的论据文化库，因此通常前测的结果会倾向于某一选项。伯恩斯坦和维诺库尔主张，群体讨论会把这种倾向极化到这种程度，而且只到这种程度，即在论据的交换过程当中产生了新的说服性材料。他们提出，论据在群体成员当中经常是部分扩散。也就是说，一个人会记住两或三个正面论据；而另一个人会记住两或三个与刚才不同的正面论据，诸如此类。当成员考虑到这些新的、先前不熟悉的正面论据——这些论据会说服他们，如果接受那种观点的第七章111话，那就会是一种更加聪明的做法——的时候，那么经过讨论，这些说服性的、部分扩散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就会引起极化。论据实际上并不需要以这种方式扩散。伯恩斯坦和维诺库尔明确预测到，如果所有群体成员都找到完全相同的论据，那么就不会产生极化；同样地，如果讨论中提出来的大多数初始论据都持反对意见，那么这会使得之前持赞同意见的群体转向相反的观点。这些预测符合他们的一般主张，即极化确实取决于所接触到的信息标准。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极化比起去极化来说要更加普遍，他们的解释只在一种情况下起作用，就是他们假定讨论中所提出的新的说服性论据更加可能偏向主要的而不是非主要的趋势。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伯恩斯坦和维诺库尔会提出，极化的材料而不是非去极化效应更有可能，因为前测倾向存在的绝对事实表明，人们会认为那些论据更方便或更容易从记忆当中提取出来。但是，这似乎并不足以完全说明新材料可能出现的那些情境。因为人们提取或提出以支持这种观点的许多论据不太可能为大家所共享（根据定义，这代表了少数派的观点），所以偏向非主流一极的新材料更可能出现；然而偏向主流一极的那些论据可能会为所有人所知。这样一些说法似乎也同样有道理。我们可以理解到，说服性论据模型是非常强调认知的。意见转变看来相当理性，因为个人和群体就像信息处理机器运行，他们会计算资料的情形和原创性。在被内化或私下接受的意义上，人们会把态度改变看成是真实的，而不只是在公共场所对于群体的顺从。与此相反，社会比较论者发展出了一套动机性的、基于情感的分析。他们认为，各种各样的自我表现策略是产生极化的原因。他们提出了几个模型，所有这些模型都包含了这个基本假定，即选择困境的一方（例如，有风险的或谨慎的选择）或态度的一极更具有社会称许性、有价值、受到赞扬，或与积极的特质联系在一起，例如比别人更有能力——因此出现了样本中的前测倾向以及对于风险转移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个体在群体当中会变得更加极化，因为他们不仅重视更加极端的反应，而且他们“错误估计了”他们同伴可能的极端程度，并且发现其他人要比他们自己更加极端，因此他们需要通过意见转变来恢复失去的自尊（Levinger和Schneider，1969）。人们提出的另一种解释是，极端性会受到群体的奖赏，因为人们会认为这与能力有关（Jellison和Arkin，1977）；转变来自于这种情况，即彼此竞争的成员接受了最具有称许性的、最为极端的观点，因而他们可以在重要的方向上拉大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Myers，Bruggink，Kersting和Schlosser，1980；Lamm和Myers，1978）。尽管存在这些较少的差别，社会比较论还是可以被第七章112看成一种一致的方法。这些次级理论具有一些共同的假定——即不管是自己看来还是他人看来，人们都要比他们的同伴对极端化和转变给予了更加积极的评价——并且或多或少共荣共辱。在过去的10多年里，学者们已进行了很多研究来检验说服性论据和社会比较模型的这些核心假设。一般来说，根据证据的份量，持说服性论据的理论家似乎进展得更好。我们现在总结一下以上内容。第一，他们模型的主要观点是：人们已经证明，在讨论中所提出的论据的正面/反面的平衡与意见转变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Ebbesen和Bowers，1974）；而且似乎无须怀疑的是，被试花时间交换了大量信息（Vinokur，Trope和Burnstein，1975）。论据的说服性等级也与转变高度相关；而且在这两者——一是在前测中考虑某个项目时（大概是从“文化库”当中提取的），被试可以记下的论据的平衡程度；一是前测的观点，对于那条项目，它通常会在所有样本当中获得——之间也存在某种关系（Vinokur和Burnstein，1974）。对于论据说明的局部扩散所导致的这些极化转变，维诺库尔和伯恩斯坦（1974）也一直试图建立起数学模型，而且确实与实际的转变相符合。在改变意见上，给被试读的新的说服性论据同样要比不新的说服性论据更加有效（Vinokur和Burnstein，1978a）。但是，在这里，一个明显的弱点在于，人们并不能直接表明，这是论据在讨论当中独自引起了极化，而不是与材料一贯相联的某些因素引起了极化（参见Pruitt，1971）。对于社会比较论者来说，他们需要能够证明以下三点：（1）群体是朝向社会称许的/文化重视的方向上移动；（2）被试通常低估了其他人观点的极端程度；（3）仅仅显示他人的观点（社会比较的机会）就会产生转变。在第一点上的证据是混合的。现有证据表明，随着风险转移的出现，越极端、越带有风险性质的反应就越会受到人们的称许，或越被看作理想的反应（Levinger和Schneider，1969）。但是，对于一般会产生谨慎的极化转变的项目来说，更为谨慎的反应并非如同极化取决于社会称许性时一样，受到人们一致的和有规律的称许（Fraser，1971）。拉姆（Lamm）、绍德（Schaude）以及特罗姆斯多夫（Trommsdorff）（1971）已经证明，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