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研究从资源配置视角的分析

“大跃进”研究——从资源配置视角的分析内容提要本文以大跃进为研究对象。试图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大跃进时期所涉及到的各种经济因素、经济活动、经济现象进行梳理，形成国民经济大跃进演变过程的一种经济分析，以便更好地总结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一何谓大跃进，从历史文献来看，起初它的含义就是指我国的生产建设应该比正常的生产建设速度要快、规模要大。当“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英赶美”的目标提出以后，从某种角度来看，“大跃进”=“超英赶美”。实现国民经济大跃进，就是实施一种走向极端的经济“赶超”战略。所谓“赶超”战略，是指一国不顾资源的约束而推行超越发展阶段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推行该战略要求把有限的资源倾斜配置到重工业中去，于是引起资源配置发生较大的变化。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大跃进理解为：大跃进是一种不顾资源约束，以资源配置的较大变动为前提，以资源严重向重工业倾斜配置为手段，以重工业为中心推动整个工业体系去赶超发达国家为目的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大跃进。根据从经济学角度对大跃进所下的定义，本文把资源配置的较大变动作为确定大跃进上、下的标志。经分析发现大跃进战略形成以后，资源配置较大的、全局性的变化是从1958年5月开始，而在1960年末，资源配置事实上已经被迫发生较大变动。因此，本文将大跃进的上限定为1958年5月，下限定为1960年末。到目前为止，中外学者关于大跃进已作过多学科、多侧面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此仅就与本文研究有关的几个问题加以简单述评。一是关于大跃进的成因。具有代表性的解释或是暗含的、或是明确的把“走自己的路”作为一个最关键的原因。从“走自己的路”这一角度说明大跃进的形成原因无可非议。问题是所谓“走自己的路”，从经济的范畴来看，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这条路与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又有何不同，这条路的逻辑构造如何等在已有的文献中并不清晰。二是对大跃进在经济方面得失的评估。已有评估涉及到定量的与定性的、短期的与长期的、现象的与本质的、局部的与全局的，等等。而从定量的、尤其是将生产要素的高投入与生产率的低增长率结合起来的分析不够；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困境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不够，这种动态考察需要将产业结构日益畸形化、资源日益恶化和人民生活日益陷入困境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地评估。三是关于大跃进失败的原因。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实质上都是指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掌握和遵循某些客观经济规律，如“没有搞平衡”等。对此还有待于探索更深层次的原因。二1953年，中国国民经济由恢复走向发展，开始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本国当时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和国力贫弱现实，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历史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最早出现在苏联，中国不排除有苏联经验的影响）。该战略有着内在的理论逻辑和相应的政策体系上的要求。对此W.布鲁斯做了三点归纳：一是通过大量投资建设新工业生产能力实现很快的工业增长（“高速工业化运动”）。二是有选择的、不平衡的增长，把资源集中于所谓“增长的引擎”部门和活动中去。三是最大限度地使用现有资本和劳动资源，摒弃比较优势的原则。纵观中国“一五”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践，由于农业基础薄弱和经济发展战略与资源结构扭曲，显示出难以为继的症状。事实上，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东欧的实践，情况也是如此。1956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提出“以苏为鉴”，反思正在实践的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然而反思的结果是：认识到了要处理好农、轻、重三者间的发展关系，而在指导思想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没有变；对农、轻、重三者间的关系作了质的深入分析，而没有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农、轻、重的数量比例作出分析；对处理好农、轻、重三者间关系的手段仅局限于计划经济体制。正因为如此，1957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判“反冒进”。从经济层面上看，毛泽东批判“反冒进”的逻辑就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低潮”是由“反冒进”所引起，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用来“反冒进”的理论依据是“综合平衡”，那么批判“反冒进”就是要批判“综合平衡”的理论，从而毛泽东提出了“积极平衡”的理论。在“积极平衡”的经济计划中，存在的资金、物资缺口的弥补是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发动群众。因此，毛泽东批判“反冒进”的经济实质就是：批判那些“反冒进”的人在经济建设和生产中忽视了发动群众。在毛泽东看来，要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就必须发动群众。他提出这一主张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有着久远的思想渊源——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从毛泽东已有的论述来看，他有着关于发动群众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直觉和感性认识，即发动群众就是要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从而在毛泽东“积极平衡”的思想中，资金和物资的缺口依赖于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去平衡。由于当时我国主要的劳动力资源在农村，客观上就要求农、轻、重并举，大、中、小并举和中央与地方并举。批判“反冒进”使关于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最终确立，初步展现出有别于苏联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形成了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工业发展的路径。——“走自己的路”的路径。该路径的逻辑构造是：通过大规模地发动和利用群众——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避免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受抑制，避免把农民挖得更苦），既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又在较少资金投入下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资金和物资的缺口依赖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来实现“积极平衡”。工业的发展，一靠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扩张中央所属大中型企业和发展城市工业，二靠通过利用农村劳动力、利用当地的资源发展地方工业。即工业的发展依靠“两条腿走路”。因此，1958年以后，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路径的转轨。在苏联，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路径是：资本主要来自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中央所属大中型企业的扩张和城市工业的发展；在中国，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路径是：资本的短缺主要依靠“发动群众”，即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来解决，工业的发展依靠“两条腿走路”。但是，毛泽东对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缺乏科学的认识，陷入了“人定胜天”的错误境地。到1958年上半年，一方面，形成了毛泽东主义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另一方面，批判“反冒进”导致了浮夸风盛行。于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在沿着毛泽东所提出的路径前提下，当“人定胜天”的理念与浮夸风二者相互作用，终于使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走向极端——大跃进战略形成。在毛泽东主义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下，国民经济中作为“长线”的劳动力资源就成为资源配置的重中之重。其核心问题是劳动力资源的动员潜力（也称之为可动员的劳动力资源）与分布。劳动力资源的动员潜力，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也称之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城镇失业人员，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富余人员（或称隐蔽失业人员）。经作者估算：1958年、1959年、1960年，我国可动员的劳动力资源是7515万人、5422万人、5341万人，可动员的劳动力资源近90%是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了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两种动员方式：一是政治动员的方式。该方式是以“不断革命”论为理论依据，旨在打破经济落后与思想落后的相互作用、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把群众的潜力和热情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二是经济动员的方式。经济动员以我国的资源，尤其是劳动力资源的分布状况为依据，采取了农、轻、重并举，大、中、小并举，中央与地方并举的措施，以及对农村的基层组织进行结构调整。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大规模动员，“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继续修改和提高生产计划指标。资源配置制度在此次会议前后相继完成调整。调整的核心是中央下放了计划决策权、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招工计划审批权、物资与商业管理权、财权等。于是，资源配置发生较大变动，大跃进全面兴起。三工业大跃进开始于1958年5月，以全民大炼钢铁，即大搞群众运动和土法上马为特征。在“超英赶美”目标和“以钢为纲”的方针鼓励下，党中央制定出了1958～1960年间违背实际可能性的钢铁产量的高指标：1070万吨、1300万吨（后来又要求超额50万吨）、2040万吨（第二本账的指标），按照我国当时钢铁生产能力的正常发展趋势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于是逼出了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大搞群众运动、土洋并举。大搞群众运动，就是将劳动力资源向钢铁工业严重倾斜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倾斜配置，当然要引起资金、物资的投入，但群众运动更强调的是劳动力资源的投入。大跃进期间，为大炼钢铁发动群众的范围之广，动员的人数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不过，除钢铁企业的职工外，大部分新增的其他劳动力几乎不具有炼铁、炼钢的最起码的知识和技能（也就是炼铁、炼钢的“门外汉”）。那么，他们的劳动成果很难与主观愿望相一致。与大搞群众运动紧密相联系的是土洋并举，把土法炼铁、炼钢作为完成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一条重要措施。到1958年的10月底，全国各地的土小高炉达几百万座。土高炉经过几个月的实践表明，根本不可能炼出铁水，更别说炼出钢来。从1959年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土高炉和土钢炉就被废弃，开始了“小土群”向“小洋群”的过渡。事实上，“小洋群”本身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在1960年6月随着“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的指导思想确立后，也不得不被放弃。然而，土法炼铁、炼钢的广泛兴起，使我国钢铁工业的正常发展受到了极大冲击。许多正在兴建的大型钢铁企业由于抢建小高炉、小转炉，即所谓的“小洋群”耗费了大量的资金、设备、材料，也分散了领导精力，从整体上造成大、中型钢铁厂的建设速度减缓。另一个办法就是其他工业部门、农业、商业、人民生活都让路，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于钢铁工业。总的来看，全民大炼钢铁是国民经济中的资源向钢铁工业严重倾斜配置的过程，尤其是劳动力资源向钢铁工业严重倾斜配置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小土群”、“小洋群”是遍地开花，引起钢铁企业规模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1958年钢产量名义上为1070多万吨，而其中用途不大或根本上不能使用的土钢杂钢达300万吨，这一年生产的1369万吨生铁中，土铁达416万吨；1959年，钢产量达到1387万吨，生铁达到2191万吨；1960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全民大炼钢铁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尤其是其他重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的急剧扩张。大跃进期间，机械、能源、电力、建材、交通运输等部门，续建与新开工了许多大的项目。基本建设投资额都大大超过“一五”时期，这些部门扩张的速度很快。在这些部门的急剧扩张中，大力提倡土洋并举，土法上马。例如，大搞土简机械设备，打破科学的建设程序，推行所谓的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交叉作业，制造简易的电力土设备，“小水泥”迅速发展，大建土铁路、简易公路等。与此同时，从1958年9月开始，各地政府大办地方工业，农村人民公社办的（社办）工业更是遍地开花。工业大跃进导致资源大量浪费。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大跃进的特征和采取的措施引起工业资源配置严重恶化，尤其是重工业资源配置严重恶化，使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低效，甚至无效，从而形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具体地讲：第一，大搞群众运动，土法上马使重工业企业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度严重下降，重工业企业，尤其是钢铁企业的生产要素组合不符合生产技术的客观要求，大量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到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即资源配置与企业生产要素组合的客观规定相扭曲，因而注定无产出、或产出不符合要求，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下降和大量资源浪费；第二，工业大跃进采取中央与地方并举、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措施，使大量稀缺资源流向“小土群”、“小洋群”，重工业的资本集中度严重下降，企业规模下降。而有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制造部门的资源利用效率随企业规模的增加而提高。因此，重工业的资本集中度严重下降，必然造成资源利用效率的严重下降和大量资源浪费。以上是对工业大跃进的分析。接下来分析农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