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顾长卫电影里的边缘人

顾长卫电影“边缘人”的生存时间Ⅷ-第1页（共16页）顾长卫电影里的“边缘人”在如今商业片横行的电影市场，票房神话被一次次刷新，高科技、高特效也不断刺激着观众的眼球。这类电影无疑已是当今电影市场的主流，然而叫座不叫好大片时代，却迎来了媒体和观众的不买账：这些导演不会讲故事、不走心。影片是如何叙事的，电影角色塑造是否合理，与受众的心理是否挂钩，这些都是电影成功与否的关键。一部优秀电影作品除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外，更需要的是一个好的故事、讲好一个故事还有好的形象塑造。在商业片充斥市场的现在，仍有一些新生代导演开始走进普通人的世界，关注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和生存境遇。顾长卫就是这些新生代导演当中的代表人物。他将镜头对准日常生活当中的普通人、边缘人，用他的镜头去诠释“个体生命的存在性”，这与当代审美文化是不谋而合的，其“边缘人”视角更是独具特色，边缘人就是与生活环境不搭调，生活在主流社会以外的人，这群人的塑造往往会焕发异样的光彩，这也是国内外导演热衷此类电影的原因之一[1]。而不同文化背景和人文因素，边缘人形象的塑造也的是各样。因为人物是离不开环境的，因为只有在环境中才能体现主人公的特殊。顾长卫就是把这些人放在大的社会环境下来表现人物挣扎和蜕变，让人很自然地将他们的命运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特殊的情景设计，断裂的叙事结构加上特定的年代色彩以及方言运用不仅强化了人物的真实性，而且揭示了普通人内心深处的“灰色地带”[2]。一、顾长卫电影“边缘人”的生存时间1977年——1998年，改革大背景下的中国。顾长卫特意选取了1977年——1998年这一时间段作为叙事时间,这段时间内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如火如茶的进行,当一个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作为社会价值观、道德与伦理的载体的人,以及复杂多变的人性,最能体现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激烈的时代变迁。顾长卫的边缘人们,生活在这个发展迅猛、思想观念急速转变的时代,不得不面对一次次的追求与幻灭、欲望与挣扎、希望与失望。所以就有了《立春》里的那一群为艺术生活，为艺术困惑的边缘人[3]。顾长卫电影里的“边缘人”Ⅷ-第2页（共16页）1977年——1998年，改革大背景下的中国。火热的革命正在萧条之中，开放的新时代尚未正式拉开帷幕。更感动人的是，他展示了那个有些空落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普通青年顽强的乌托邦追寻，以及黯淡的结局。（一）趋同文化大背景下的改革初期前面说边缘人就是与生活环境不搭调，生活在主流社会以外的人，这群人的塑造往往会焕发异样的光彩，这也是国内外导演热衷此类电影的原因之一。而不同文化背景和人文因素，边缘人形象的塑造也的是各样。因为人物是离不开环境的，因为只有在环境中才能体现主人公的特殊。而大陆的传统文化就是趋同，这些异类与此背道而驰的命运又会怎么样？顾长卫电影里的边缘人形象，也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电影里的边缘人形象，都与国内的大社会背景分不开。1．物质发展资源不平衡的改革初期《立春》里的那一群为艺术生活，为艺术困惑的边缘人。他们生活在改革开放初期，身边的一切都蒙上一层灰的色彩，周遭的一切在按着固有的秩序运转着，灰色的衣服，灰色的砖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这里人们的正常生活规律。正如电影开头，一群人，穿着统一的灰色布衣，浩浩荡荡的骑着自行车朝着同一个方向机械行驶，这时电线杆上的广播里传来了美丽婉转的歌剧声，这样美丽的、带着异国强调的歌声与所处的环境有些突兀，正如这歌声的来源，我们的主人公，王彩玲一样，是这个环境里不合群的存在。在这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活下去就是最大的追求，而对于一个女人，到了一定年龄找个人一起过生活才是应该的追求，而她偏偏到了30岁还不结婚，并且不安分的想去北京完成自己的歌剧梦想。同她一样追求艺术梦想的还有几次报考美院失利的黄四宝、热衷芭蕾的胡金泉，他们喜欢艺术，只求艺术，在物质匮乏时代追求者精神自由和艺术投人，饱受周围冷嘲热讽。王彩玲、黄四宝、胡金泉，他们是典型的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的理想主义牺牲者，将王彩玲边缘化的是她没有北京户口、30多岁还没结婚以及不尽人意的外貌和特立独行的一味追求理想，将黄四宝边缘化的是开放后的中国却没有更开放的机会和资源，他是典型半途折翼的艺术青年，最后又以下海的结局将他普通化，胡金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他和王彩玲一样有理想、有才华，可他们两个人的性格确实迥然不同，王彩玲面对周遭的冷眼是用自己的白眼还回去，顾长卫电影“边缘人”的生存时间Ⅷ-第3页（共16页）胡金泉却选择妥协，妥协不成就逃避，把自己禁锢在了监狱，终于再也不用听到别人的嘲讽了，终于可以清静的自己跳舞了。这三个人都是艺术追求者和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是满腹才华，只是机会和机遇对她们来说是一种奢侈，最后的结局都让人惊叹。2.文化后遗症阴沉的后文革时期这一点在电影《孔雀》中表现得最为真切，《孔雀》里的主角，就是姐姐高卫红。三个孩子里，活得最明白的就是这个姐姐，可她就是要倒霉，凡是她的梦想，就一定要被摧毁。她碍着谁了？她没碍着谁，她就是生不逢时，她赶上的那个时代，不如现如今张静初赶上的这个时代能容人。还有她拖着降落伞，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飞奔的时候，被他老妈当众打断，然后是在家里强行脱了裤子打针。她作为女人的那点天真、梦，还有自尊，完全被打碎了。再是有预谋地找了个文工团拉琴的老头，她甚至还带着弟弟去享受这个“干爹”的爱护。老头很不幸，顶不住单位和家里的压力自杀了，他的子女却找上门来辱骂、殴打姐姐，对方打完人撂下一句“狐狸精！”然后扬长而去之后，姐姐一言未发，继续埋头刷瓶子，这时候她身边的工友默契极了，一齐沉默着刷瓶子，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集体的这个冷漠、冷酷的“心理素质”是怎么锻炼出来的？1977年，往前推十年，就是那十年的经历锻炼出来的，必然。爸爸和妈妈在文革的十年中发生过什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但那一定是可怕的经历。妈妈处理事情的果断、凶狠和不择手段，恍惚还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影子；爸爸呢？终于在沉默中爆发的父亲，原本也是个有着暴力倾向的人吧。这些被扭曲的人格，很可能获得了某种可怕的遗传[4]。最后，那孔雀终于开屏了。父亲和母亲没有来，但孩子们都来了，他们都来了，却也没有一个能等到看见孔雀开屏，这就是顾长卫想说的，那个时代的人，没赶上好时候。可是，谁能赶上好时候呢？孔雀确实开屏了，但大多数时候，面对我们的不是它美丽的羽翼，而是它那不怎么雅观的屁股。3.唯利是图、落后愚昧的穷困时期《最爱》里村民因卖血而染上艾滋病，最后被圈在学校里，像一个被抽离了现实逼真性的荒诞世界。而这些被隔离的艾滋病患者就是一群被边缘化的人物。一群生命极短，瞬间绽放绚烂花火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艾滋病患者，顾长卫电影里的“边缘人”Ⅷ-第4页（共16页）在一个不知名、没有背景的山村里，几乎每个人的奢望都是：多活一天，算一天。顾长卫说：“当瘟疫蔓延，欲望蔓延，爱也在蔓延。”[5]这群人中间，两个各自已婚的男女，因为寂寞、孤独而再度相爱。其他人都像末世另一边的，黑暗、压抑、迟钝，等待着死亡，而商琴琴和赵得意宛如被拯救的一边，他们的性饥渴是一种反抗，而且是那个村里面唯一离经叛道的，整个色彩也是鲜红的和纯白的，他们独立了出去，成了整个没有希望的故事里的乌托邦。跟《孔雀》、《立春》一样，《最爱》起初布局的野心非常大，这是一群不甘于生活平庸、被生活摆布的人。《最爱》甚至做得更加极端，把人物的命运已经逼到了绝境，但是因为涉及的社会化问题过于复杂，爱情之外的东西都被淡化了。他们染病的原因让人有些意外，大部分人是卖血的时候染上的，卖血的原因有的就仅仅想要钱买一瓶城里人用的洗发水。这里面的“边缘人”生活处境让人惊叹又惋惜，但同时又以绝望的处境来表现身处其中边缘人的生命张力，在不知生命合适就会结束时的生活态度。（二）文化开放与文化保守的冲突时期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处在上坡路，逐渐开放化的环境迎来了开放思潮，外来文化因素在青年思想和行为上烙上了鲜明的印记。家庭对个人的束缚也逐渐放松，而青少年群体为主的“边缘人”心理上，对这些印记的概念更深更浓烈。他们不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他们沉醉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自己的世界往往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世道的羞耻感和世俗强加的道德责任，不分国界，外来的新事物往往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如《孔雀》里的姐姐在田野里独自骑自行车时偶然看见从天而降的伞兵，就立志也要当一名伞兵，而且是一种强烈的愿望。对新鲜的事物表现出一种非常的兴趣，在失望之后表现出一种抽尽生命力的绝望。而《立春》里的那一群人，都是与艺术相接相连的个体，他们内心没有牵绊，只有艺术，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歌剧、绘画、芭蕾，都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道风景线，而《立春》里的“边缘人”主人公们，就是小镇里这道风景线的创造者。他们能歌善舞，精神世界里，艺术占了绝大部分，王彩玲爱歌剧，30多岁了还在追求着自己的歌剧梦想，拥有北京户口，进入中央歌剧院是她每日每夜的梦，同类的还有，有着画家梦想的黄四宝，渴望一生跳芭蕾的舞蹈家胡金泉，他们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都是十足的理想主义者。而他们的理想追求与身边的人有着千差万别，这也是他们边缘身份的起源。顾长卫电影“边缘人”的生存空间Ⅷ-第5页（共16页）改革的大背景下，尽管有政策的推动，政策的延伸执行都随着地区的开放程度有所不同，而顾长卫的电影故事地点恰恰发生在闭塞的小城镇。对于顾长卫电影中渴望跨越藩篱，追求自我的“边缘人”们，生活着这样的环境当中，冲突不可避免，每冲突一次，“边缘人”们的形象也就增强一次。《孔雀》中时不时流露出“鄙视”大众的精英主义[6]，姐姐高卫红她孤傲，从不与世俗的人交往，她自己主动交往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那个说着满口标准普通话的伞兵，一个是她自己认的“干爸”,他们两个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和她身边的人不一样，那个伞兵说着代表文明的普通话，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干爸”会拉优雅的风琴，从这些可以看出，姐姐高卫红的确是个孤傲的鄙弃世俗的典型。而现实是，梦中情人伞兵最后沦为一个庸俗的为生活操劳的男人，“干爸”的家人对她一顿痛打，原来之前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幻想，因为她本身就生活在凡俗的小镇上。而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冲击，在《立春》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从扔儿子画的黄四宝他妈，到歌厅里高唱《粉红色的回忆》的大老粗，再到嘲笑胡金泉跳芭蕾舞的围观群众，顾长卫都用对比等各种手法对他们进行了“无情揭露”，在胡金泉跳芭蕾那场戏中，甚至用十几个特写来表现人们看芭蕾舞时的打哈欠和嘲笑。就电影本身来说，交代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必须的，王彩玲和胡金泉们的外在痛苦几乎全部来源于此[7]。二、顾长卫电影“边缘人”的生存空间《孔雀》、《立春》、《最爱》被顾长卫自己称作“时代三部曲”。很明显《孔雀》和《立春》无论在主题还是叙事上都存在着更为明显的亲缘关系，他们整体的空间是一致的——小城镇鹤阳。这是一个虚构的，却有着代表性的中国小城镇缩影，它连缀着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从而具有了农村和城市的双重天热电，他虽然不像农村那样地域划分明显，却也封闭自足发展滞后，同时它也明显接受着西方文明的冲击，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隐含着历史的潮动和文化的变迁[8]。《最爱》的空间选择较为极致，她的空间形式与电影主题表达和题材选择是密不可分。顾长卫并不是第一个关注边缘空间的导演，然而他也算是第一个关注边缘空间本真形态的导演。他的空间凝聚着小城镇和乡村空间的本真共性，并且在这种顾长卫电影里的“边缘人”Ⅷ-第6页（共16页）特殊的空间维度中去聚焦生活在其中的平凡人，表现他们的精神需求和生存状态。（一）生存空间的封闭性和落后性小城镇,因其存在的普遍性,承载着众多中国人在经历社会转变时的喜忧哀乐,折射出急剧的时代变迁与深刻的人性内涵,当之无愧的成为连接工业城市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的交汇点。而《孔雀》《立春》故事发生的地点——“鹤洋市”，也是边缘人们生活、追求、失败、幻灭以至或妥协、或反抗、或堕落的生命轨迹的见证者。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封闭空间的隐喻性特征。《立春》里，胡金泉是个热爱芭蕾舞艺术的舞者，而在别人眼中，他却是个多余有遭人嫌弃的“六指儿”。正如胡金泉说：“我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