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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移植之风大树移植似乎是城市绿化美化的一个速成法和“为民办实事”的有效之举,可谓“忽如一夜春风来,老树大树进城来”。殊不知其中祸患之多,胜于益处。祸患之一:拆东补西,只为脸上贴金。这些大树往往来自农村的宅前屋后,或农田林网,或山区森林,或城区“非重要地段”。所以,实际上是一种以牺牲异地环境为代价的,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祸患之二:摧残生命,劳民伤财。生长几十年、上百年的大树可谓根深叶茂,与生长地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适应关系,而要将其移栽成活,必须伤筋动骨,以保证其上下水分平衡,去其根系,删其枝叶,所剩十不足一,加之长途运输,能成活者可谓大幸。祸患之三:生态恶化,助邪遏正。每一棵大树都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它与生长地的土壤、土中的生物、树下地被、树上的鸟兽昆虫,形成了良好的共生关系,生态关系趋于和谐。而将大树移开其生长地后,整个群落的生态关系必将受到严重破坏,地被遭毁,鸟兽无居,更直接的恶果是水土流失,殃及区域环境,与其改善城市局部生态环境相比,可谓得不偿失。简言之,病态的城市化妆心理,导致了病态的大树移植之风盛行。除此之外,“城市美化”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包括灯光工程,“雕塑”一条街、“雕塑”公园等等。作为城市艺术,它们在许多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如果是为追求美化而去“美化”的话,结果会适得其反。20世纪末中国“城市化妆运动”产生的背景剖析(1)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环境恶化。目前,中国人追求的理想城市景观纽约、巴黎和香港。以深圳河为界,赶超和镜像香港,成为中国大规模城市景观建设的一个重要模范。(2)经济实力有所增强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城市经济实力大大提高,有了一定财力来进行城市建设。(3)招商引资的需要城市形象的塑造和城市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招商引资,这已为广大的城市管理者所认识。(5)重新发现西方世界:随着国门的逐渐开放,一批批领导和专业人员出国考察、参观。半月~一月的国内参观团已在欧美的旅行社,尽管是走马观花,却看到欧美一百年来城市建设的成就,印象最深的莫过欧美各大城市的中心广场,市政及公共建筑,尤其是巴洛克城市的广场、景观走廊、纪念性建筑以及其他城市美化的遗物。(6)追求政绩的:决策者,急于通过城市形象的改变来显示自己的政绩,树立新的权威。(7)专业人员的软弱无力:大部分城市的专业设计队伍在强劲的城市美化运动中显得软弱无力,甚至推波助澜。中国”城市化妆运动”的本质根源文化的积垢:封建专制意识时代的局限:暴发户意识时代的局限:小农意识“城市美化运动”,阴魂不散重蹈历史覆辙,也许是人类的最大悲哀。纵观界城市“美化运动”之历史,不难看出,中国时下的城市“美化运动”正在走一条发达国家已经走过,并证明有许多弊病的老路。而正当发达国家在吸取惨痛的教训之后,走上更健康的城市改造和美化之路的时候,我们却在犯同样的历史性错误。目前,最为急需的是改善生态环境,首先是治理污染、绿化环境。有了生机盎然的绿色和浓阴,有了清新的水和空气,也就有了美。这样的城市是一个真正生态的城市。而更令人忧虑的是,大量的所谓城市建设和美化工程并不是基于城市可持续的经济实力.而是靠出卖城市最稀缺的、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来换取的,可谓寅吃卯粮,为求一时政绩,置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于不顾,直至最终使城市陷入困境。中国城市化与城市扩张呈燎原之势,传统城市扩张模式和规划编制方法已显诸多弊端,城市扩展前景和生态安全忧患期待具有战略眼光的城市决策者。如同市政基础设施,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是城市及其居民持续获得自然生态服务的保障。面对中国未来巨大的城市化前景,前瞻性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提出了“反规划”概念,即城市规划和设计首先应该从规划和设计不建设用地入手,而非传统的建设用地规划。“反规划”就是优先规划和设计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并提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景观战略,包括:(1)维护和强化整体山水格局的连续性;(2)保护和建立多样化的乡土生境系统;(3)维护和恢复河流和海岸的自然形态;(4)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5)将城郊防护林体系与城市绿地系统相结合;(6)建立非机动车绿色通道;(7)建立绿色文化遗产廊道;(8)开放专用绿地;(9)溶解公园,使其成为城市的生命基质;(10)溶解城市,保护和利用高产农田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11)建立乡土植物苗圃基地。通过这些景观战略,建立大地绿脉,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设施。信息化和城市化双重背景下的挑战和机遇;城市生态安全及生态基础设施。中国城市化与城市扩张呈燎原之势,而网络技术与信息化又使这一过程火上烧油,传统城市扩张模式和规划编制方法已显诸多弊端;网络技术的时代特征及中国人口和资源的地域性特征,使西方城市化及.空间规划理论不尽适用城市扩展前景和生态安全忧患亟待切实的战略研究,中国城市及区域规划呼唤本土理论和方法。中国城市化速度之惊人及其对全球的影响已经或即将成为21世纪最大的世界性事件之一。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18.9%上升到2001年的37.7%,在未来十多年时间内,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很快达到65%左右而信息化和网络技术的应用又将使中国的城市扩张和城市形态不同于西方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和城市扩张模式。已经可以预见到,网络技术的应用将推动产业结构、就业模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改变,也必然会影响到未来中国城市的空间格局。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也已经开始,并日益严重。“后城市”,现象在中国已经出现,这意味着与城市建设有关的城市地域扩张,包括原有城市建成区的扩大,新的城市地域、城市景观的涌现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地景观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土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的健康与安全、城市居民的生态服务质量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将面临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山水城市”“生态城市”(费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关于地方文化保护的论述)。流于表面形式,成为城市化妆或包装工程,成为某些人追求政绩的工具。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具有前瞻性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这些城市的市政基础不完善或前瞻性不够,在随后的城市开发过程中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样,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从本质上讲是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的基础,这些生态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是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系统及自然保护地系统。早在一百多年前(1879~1895年),奥姆斯特德和埃利奥特就将公园、林阴道与查尔斯河为波士顿骄傲的“蓝宝石项链”美国波士顿的“蓝宝石项链”:早在一百多年前,奥姆斯特德和埃利奥特(Eliot)就将公园、林阴道与查尔斯河谷以及沼泽、荒地连接起来,规划了至今成为波士顿骄傲的“蓝宝石项链”。这样一个绿地系统的形成,不光是要有一个好的概念,同时需要城市决策者提前50~100年进行投资。、所以,如同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一样,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需要有前瞻性规划,更需要突破城市规划区的既定边界。大都市圈城市扩张机遇与生态安全忧患:以北京为例(1)北京城市基本上采取沿环路向外扩展的方式,从二环向三环、四环和五环乃至六环逐渐向外扩展,随着区域合作经济的加强,尤其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推动之下,城市的发展方向会越来越受到市场和人们对于更高的环境质量的追求的调节。(2)城市郊区化危机北京在1982—1990年间已经进入了郊区化过程,北京的人口外迁与城市中心区的繁荣兴旺形影相随。特别在当前,北京城区、近郊区、远郊区县三个圈层都在蓬勃发展之中。在我国较低的经济水平和交通现代化水平的制约下,城市郊区化必然使建成区继续呈外延式发展。若不采取特别的措施,北京这张“大饼”还要继续摊“下去”(3)现有绿化带布局的不科学性北京耗巨资沿四环和五环之间修建城市绿化隔离带,这一举措对于改善北京城市环境质量具有战略意义,第一,绿化隔离带形式:特大城市周围建设绿化隔离带是国际上很多城市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和防止城市蔓延的一种重要举措。第二,绿化方式:目前绿化隔离带多采用园林化的方式,大面积的农田(包括水田、旱地)变为需要人工养护的绿地,花坛绿篱横行,花哨之极不亚于街道广场和游园,不仅提高了建设和养护成本,而且降低了城乡结合部的景观多样性,局部地区对于保持历史景观的持续性也十分不利。(4)北京城市水资源危机水资源是基础自然资源,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因素之一,同时又是战略性经济资源,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北京市水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人均水资源不多;2.可供水资源量少;3.地表水可供水量日趋衰减;4.地下水超采严重;5.水质恶化,污染严重;6.水需求量增长较快;7.水资源的紧缺和污染问题困扰着首都。同时,北京的年降水从20世纪中叶开始持续下降,平均每10年下降12.2%,而年气温平均每10年增温0.2度,与年降水基本呈反相关关系。如何在城市发展的同时改善地表和地下水存在状况,使城市得以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战略性问题。而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只能是使情况更加恶化:城市铺装面在不断扩大,河床硬化,自然栖息地日趋园艺化,山水连续性越来越差,所有这些都使自然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日趋弱化。(5)城市灾害危机用现代减灾的眼光看:北京所处的地理、气候、地质等环境较差,属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城市,北京作为古城,既有历史遗留灾情又有新生的人为灾害。由于人口集中,经济密集程度高,改变了原有的自然形态,形成脆弱的城市生态。因此,城市一旦发生灾害损坏某个生命线系统,很容易出现连锁反应和次生灾害,形成灾害的放大效应,甚至导致城市系统的崩溃。北京的上述问题也普遍存在于全国其他各大城市。面对未来城市化趋势和城市问题,我们有必要从观念、规划的方法论及城市发展的战略上进行思考,建设生态安全、可持续的城市。“反规划”途径传统方法背景传统的城市规划总是先预测近中远期的城市人口规模,然后根据国家人均用地指标确定用地规模,再依此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和不同功能区的空间布局。这一传统途径有许多弊端。第一,城市与区域的整体有机性:法定的“红线”明确划定了城市建设边界和各个功能区及地块的边界,它从根本上忽视了大地景观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缺乏区域、城市及单元地块之间应有的连续性和整体性。我们的城市规划在图上严格标明规划区,而将区外看成“空白”区,这种在图上对区域环境的视而不见,导致了城乡结合部的严重无序和混乱。第二,城市化的动态与快速特点: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城市用地规模和功能布局往往难以预测,从而规划总趋于滞后和被动。特别是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进程,速度之疾,是史无前例的,任何一个现成的数学模型和推理方法都会在此显得无能为力。这实际上导致了城市扩张的无法和无序以及土地资源的浪费,第三,城市与环境的图底关系:从本质上讲,传统的城市规划是一个城市建设用地规划,城市的绿地系统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事实上是被动的点缀,是后续的和次生的。从而使自然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得不到保障,城市与环境的图底关系颠倒。这实际上违背了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城市永远是土地生命肌体的一部分。第四,城市开发与建设主体的转变、土地使用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之后,国家为主体的城市开发模式已迅速被企业开发模式所取代。如果把城市规划作为一个法规的话,那么这个法规更应该告诉土地使用者不准做什么,而不是告诉他做什么。而现行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法规恰恰在告诉人们去开发去建设什么,而不是告诉人们首先不做什么。这是一个思维方式的症结。规划的要意不仅在规划建造的部分,更要千方百计傈护好留空的非建设用地”。城市的规模和建设用地的功能可以是不断变化的,而由景观中的河流水系、绿地走廊、林地、湿地所构成的景观生态基础设施则永远为城市所必须,是需要恒常不变的。因此,在区域尺度上首先规划和完善非建设用地,设计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形成高效地维护城市居民生态服务质量、维护土地生态过程的安全的景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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