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5-4-于大勇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汪精卫

于大勇：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汪精卫于大勇2016年05月04日在世事纷乱话题纷呈的今日，笔者想到一位几乎被人遗忘或者不愿被人提及的历史人物。133年前的今天（1883年5月4日），他出生于广东三水（现属佛山市）。笔者想说的这个人就是生活在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汪精卫。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实际历史，也就是发生过的事情的总和，它们真实而客观，然却复盘无望。另一种就是文载历史，这是我们后人活动的空间。在这里，真伪并存，鱼目混珠，云山雾罩，暗流涌动；在这里，政客们可以信手拈来，颠倒乾坤，甚至指鹿为马，并冠冕堂皇地称之为“古为今用”；在这里，御用文人们可以竭尽阿谀献媚之能事，为“古为今用”磨刀捉刀口诛笔伐，杀人不见血，毁誉不掉泪。而无明大众或振臂高呼群情激昂，或拳脚相向啐骂控诉，却不问他们专政和羞辱的对象是否该受到这份待遇，更不问这种专政和羞辱的手段是否文明，是否符合人道精神。尊重历史要从揭示真相开始，而揭示真相需要勇气，因为真相往往是血泪交加阴暗丑陋。我们每个人都扪心自问：在我们发表看法或给人定论的时候是否秉着对人负责的态度去作过调查？我们在真相面前是否有勇气睁开双眼？我们在真相面前是否有勇气否定自己？正是在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之后，笔者才开始直面汪精卫这个历史人物。从人品方面去逻辑分析，我们要问：一、一个具有汪精卫那般才智和人品的人为何要去做“卖国求荣”的苟且之事？二、一个“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勇士汪精卫为何要去对日本人摧眉折腰卑躬屈膝？三、一个看重清名不计名利的“圣人”（党内同志对他的评价）汪精卫，为何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并置自己一生荣誉而不顾，去出卖他流血奋斗的中华故园？历史的真相恐怕没有台海两岸的官方说法那么简单。在对日本的“战与和”问题上，汪先生对当时的国情和国际局势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的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汪精卫也明白，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有多大，岂止勾销其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甚至要落得个千夫所指万人痛骂的下场，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汪精卫在离开重庆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当时的情况下，“主和”的道路看似相对容易，但其实要比“主战”所要承受的压力大许多。从当年的情势来看，我们要问：一、“汪伪政府”成立之后中国百姓是更加生灵涂炭了还是保存了人力物力资源？二、中国国土的沦丧主要是在“汪伪政府”成立之后发生的还是之前？三、外蒙和其他疆土究竟是丢于谁手？四、是谁从日本人手里拿回了当时已经分治的华北和华东大片国土，从而保持了国家的相对完整性？五、当时“百病缠身”“弱不禁风”的中国与日本人谈判时，手中到底有多少筹码可以用来作强势？六、如果没有美国的参战，没有苏联的介入，中国的抗战能有后来的结果吗？当我们回答了以上问题之后会发现，能够蔑视和仇恨汪精卫的理由恐怕只剩一个，那就是他损害了所谓的民族“尊严”，说白了就是面子！可我们是否想过，是民族的面子重要，还是保全族人的生命和物资更重要？生命都没有了，面子何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意气用事，英雄气短，受遭殃的只会是平民百姓。纵观历史，用土地换和平的例子古今有之，中外有之。面对凶暴残忍的入侵者，弱国以尽可能低的代价换取生存权利以图后起的做法不失为权宜之计。一个国家的版图有张有缩，丢土地怎么了？台湾不是丢过吗？香港不是丢过吗？澳门不是丢过吗？现在不还是在中国人手里！反过来看，中国现在相对强盛了，但外蒙不是还独立着吗？日本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曾是一国（美国）之下万国之上，但它的北方四岛不是依然在俄国人手里吗？如果是因弱而失地，那就暂时认了吧！谁让中国人自己不争气？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奋图强奋起直追，说不定哪天外蒙自愿回归。回顾历史，中国有过数次被异族征服的经历，我们现在还会计较汉人丢失给蒙人金人多少土地吗？我们不是都把这些当年的侵略者变成了我们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了吗？他们在中土烧杀掠夺，最后不都成了中华历史的一部分了吗？日本在维新以前也曾被西方列强奴役过殖民过，那又怎么了？受过耻辱而不思进取嘴上称雄，这是阿Q精神，这才是真正的丢脸！受过耻辱而发奋图强，这才是真正的民族自尊！汪先生以自己一生的清名为代价来换取中国人的喘息，不管结果如何，起码他的本意和初衷是无私的。在当时欧美不愿意施以援手和中国政界和武装力量内部三心二意明哲保身的事实面前，汪先生的举措是可以得到谅解的。那些指责他委身于日本人是出于私心的观点，是不负责任的。历史有时是很残酷的，残酷到连给人选择的时间和机会都没有，有许多选择是身不由己的，当事人最后恐怕会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历史更是个立体的进程，不能简单而论。所以，我们对待历史人物就不能苛求，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而是要看他们行为的可能动机究竟是出于私利还是为民为义。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与汪夫人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宋庆龄与何香凝找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为陈璧君说情，请求特赦陈璧君。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说：“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先生、何先生为陈璧君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道特赦令，将她释放。”当晚，宋庆龄与何香凝经过一番斟酌，由前者执笔，给陈璧君写了一封辞情恳切的信。但陈璧君并未领她们两位的情，她回信婉拒：共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先生心中有数，共党心中有数。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最后，陈璧君真就把牢底坐穿了。如今，国民党要人可以来大陆与昔日的死敌中共领导握手言和；中共可以为当年被其钉上“人民公敌”耻辱架的蒋介石修缮祖坟；可汪精卫呢？他真是死无葬身之地啊，落得个被后人世代唾骂的下场。其实，对汪先生的定论之所以如此不可动摇，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恐怕是他在历史中既得罪过共产党，也鄙视过蒋介石！其次就是汪精卫的现实政治价值早已不复存在，因而也就成了最好的替罪羊标本。每每读到孙中山当年的那份政治遗嘱，笔者内心真的五味杂陈。每当大家不经意地从口中说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曾想到，它正是出于被大家鄙视的汪精卫之手呢！笔者在波黑战争期间中国使馆被炸时曾写了以下一段话：“维护民族利益要求公民有坚定和健康的民族意识，何谓‘坚定’？就是不管国富国贫都应保持民族向心力，平时不要盲目追崇西方文化和物质，随意放弃和贬低自己的文明精华。何谓‘健康’？就是一种深沉的不夸张地和不靠突发性事件的刺激就具有的对本民族的认同性。”笔者经常会问：我们中国人做到这点了吗？如果没有，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苛求一个为本民族而不计自己名声的君子呢？让我们都作独立思考的人，让我们不要做人云亦云的人。让我们在考虑所谓“民族大义”“大是大非”和“原则问题”之前，先学会尊重和体谅每一个生命，每一个活着的或者已经死去的生命，尊重他们的人格，体谅他们的弱点。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一个看重清名不计名利的“圣人”（党内同志对其的评价）汪精卫，为何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并置自己一生荣誉而不顾去出卖他为之流血奋斗的中华故园？历史的真相恐怕没有台海两岸的官方说法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