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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作业考核《中国文化概论》满分100分一、名词解释(每题10分,共40分)1.九品中正制答:是曹魏时期建立的一套较察举制度严格的选官制度。中央在各州郡设“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人士,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九品中正制从其本质上看,同样维护的是土族的利益。2.中秋节答: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中秋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四大传统节日。“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3.文化答:广义文化:它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狭义文化:又称人文文化。它是某一社会集体(民族或阶层)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经传承属积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总体体系。4.郡县制答: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系列变动,土地兼并战争到处发生。在大国吞并小国之后,征服者大都将小国变成县郡,以隶属于自己的行政系统之下。这种郡县制在战国时代,已成为各国国内一般行政区划。秦汉时期以郡县制全面取代分封制,建立起天下一统的王权体制,君主集权达到空前的高度。二、简答题(每题10分,共40分)1、简述“五谷”。答:1、五谷包括火谷,悬谷,金谷,水谷,土谷!火谷,就是我们俗称的五谷,包括玉米、小麦、大米、小米、高粱等粮食作物。悬谷,包括苹果、梨、柿子、李子、板栗等众多的悬挂结在树上的水果。金谷,包括西瓜、南瓜、豆角、葡萄、猕猴桃等藤蔓植物上的果实。水谷,包括莲藕、海带、菱角、海菜,还有水本身及这些水生植物。土谷,包括白菜、萝卜、土豆等等众多的蔬菜。2、平常俗称的“五谷”所指的五种谷物。答:“五谷”,古代有多种不同说法,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指稻、黍、稷、麦、菽;另一种指麻、黍、稷、麦、菽。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有稻无麻,后者有麻无稻。古代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稻的主要产地在南方,而北方种稻有限,所以“五谷”中最初无稻。3.唐代诗歌文学创作与科举考试有什么关系?答: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唐诗的繁荣与科举考试进士科重视考诗赋有密切关系。唐承隋制,推行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的科举制度。在科目的设置、类别的划分、科试的内容、科场规章等方面更加详备,更加完善,并逐渐制度化。常设的考试科目很多,以进士、明经两科最重要。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完善科举的关键人物.唐太宗在位期间,提倡用人以德、学识为本.唐朝的科举每年定期举行,常设的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土、明法、明书、明算等.明法、明书、明算是关于律令、文字、数学的专门科目,选择专门人才。4.简述“十三经”。答:十三部儒家经典。汉代开始,把《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2)唐代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羊传》《毂梁传》《左传》),连同《易》《书》《诗》称为“九经”。至唐文宗刻石经,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则为“十二经”。宋代又将《孟子》提升为经,故有“十三经”之称。5.述“冠礼”。答:是华夏民族嘉礼的一种,是古代中国汉族男性的成年礼。冠礼表示男青年至一定年龄,性已经成熟,可以婚嫁,并从此作为氏族的一个成年人,参加各项活动。成年礼(也称成丁礼)由氏族长辈依据传统为青年人举行一定的仪式,才能获得承认。三、论述题(共20分)1.试论述中国文化的当代重构。答:中国传统文化,是基于五千年文明史积淀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在物质、社会、精神等层面的共同认知,是作为群体普遍接受的文化公认。由于文化具有多层级、多结构和多元化的特点,我们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如何形成、如何塑造、如何启发当代文化,将其中有益的文化资源整合为现代文化观念,将有效的传统更新为当代文化理念。唯其如此,我们才找到合适的尺度,去评判哪些传统文化是优秀的,去分析文化传统如何保持,讨论文化如何重构。一、传统文化的自我突破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存在超稳定结构,形成了积习难返的文化惯性。但自其变而观之,中国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在寻求自身的突破。一种文化唯有能够实现自我的不断突破,从一种“稳定结构”中蜕变为另一种“稳定结构”,才能够实现文化的延续。作为社会的概念,一种文化的公认程度,取决于其能否与时俱进,在不变更其义而调整其形式中寻求到与时代要求、社会需求契合的方式。这种文化先成为公众认知的主流,进而成为一个时代文明的主导。这就需要强化文化自我更新能力,使之成为文化自新的内在动力,调动其自身资源,去实现自我突破。中国思想的重大突破,恰恰与文化的变动同步,思想主导了文化的方向,文化则巩固了思想的成果。二、文化传统的内在调适中国传统文化每次寻求自我突破,都是在历史语境下的重新阐释。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寻求到适合于此时、此地、此事的文化要素,对传统进行修订、改造和调整,使得部分被遮蔽的文化观念得以强化,某些局部的文化形态重新放大,梳理出文化传统中契合时代要求和社会需要的因素,通过文化的内在调适,实现文化传统的自我更新。文化的自我调适,是指作为一个系统类型的文化结构、文化传统或者文化观念在历史进程中,对其内部的理论观点、逻辑方法、认知手段、价值指向等进行自我调节,既实现理论框架的自足和实践行为的自主,又能契合外部变化了的时代要求。三、中国文化的现实超越文化的超越,是要求文化摆脱对外部的依附、对现实的妥协,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支撑政治理念、主导经济伦理、引领社会思潮、弥补族群隔阂,发挥其在民族精神塑造、社会舆论引导、价值观念取向上的基础性作用,唯其如此,才是实现文化的自立与自信。没有文化上的自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缺少必要的精神支撑;没有文化上的自信,未来中国缺少影响世界的软实力。由此我们反思中国文化,其不乏自主的要求,但在秦汉之后,却没有形成独立的品格;对外曾保持着持续的影响力,但多数是建立在朝贡体制之中,缺少世界性的认同。我们知道,在国与国的交往中,文化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自足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共识、作为一种全球化的影响力,文化不是依靠武力可以推行,也不能完全依赖经济实力得以施加影响。文化影响力的大小,并不取决于国力的强弱,而取决于其文化内核的合理性和认同度。其在其他文化区域获得尊重,正在于文化独特性对异质文明的弥合与补充、文化价值观对人类的尊重和认同、文化形态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程度等。我们要实现中华文化的自立,就必须要意识到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超越性。而这,恰恰是制约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为世界所公认的症结所在,那就是无论是乱世时所追求的统一还是治世所推崇的一统,我们习惯将文化作为政策的手段加以运用,而不是将文化作为社会的共识进行尊重,因而不由自主地以实用主义态度来审视文化。文化实用主义,是要求文化必须为现实服务,而不是用文化引导现实,这就消解了文化作为社会力量和共同价值的基础性作用,而是将之压制在依附于皇权、帝制的狭窄空间中。先秦推崇人文理性的诸子争鸣,随着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的礼乐、法家的法制被放在一统的帝制体系、国家要求中进行系统改造,依附于政治文化。儒学的“仁义”、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无为”,在国家的建构中,演化为“忠孝”、“清静”等策略,作为服务国家体制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手段。强调“个性觉醒”的魏晋风流,也是在西晋王朝的高压下和分化中转而走向名教与自然的调和,外在的自由演化为内在的超越。追求“众生平等”的禅宗,在五代十国的分割中,最终依靠禅林经济超然世外,在宋儒的儒学重构中被边缘化,成为遁世的精神寄托。晚明追求“个性解放”的自由思潮,在清廷以科举尊荣、以编撰拉拢、以文字狱打压之下,没有成为文化自新的力量,反倒成了政权防范的对象。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潮的不绝如缕,一方面证明了中国文化本身并不缺少发展为现代文明的文化因子和逻辑结构,而且诸多理念如仁慈、孝道、中庸、和睦、节俭等比西方的政治学说、社会思潮、文化理念更契合当代的民众心理和社会要求。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源如仁爱、兼爱、平等、自由、自在等学说不绝如缕,却最终没有促成人文启蒙的思潮,恰恰是因为历代王朝实用主义的文化态度,约束了文化的超越性,将之纳入到策略的层面进行管理。古代王朝习惯站在政统的角度来审视文化建构,将文化视为国家制度组成,颁律历、定郊祀、改舆服、修经书,形成一代又一代之文化的历史循环。由于帝制习惯性强化君权至上、先国后家,强调群体、忽略个体,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服从于国家建构的历史惯性。作为国家秩序,是自上而下的统治集权,要求文化必须服务于官方理念;而作为群体要求,则是自下而上的共识,是遵循无数个体的自我认知,是立足于个体生活需求的。文化在“国家主义”要求下被强化,正是借助群体的价值共识来压制个体的人文需求,文化自立的历史契机总被中断,文化便失去了自立的可能。中国历史对文化的误读,正是没有意识到文化的超越性,而将文化作为视为政治策略和现实手段,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化态度,淹熄了中国文化的超越性,使之逐渐丧失理想精神和独立人格,不断躬身作为制度附庸,自然也失去了独特气质和导引作用,在权力面前俯首称臣。但更为可悲的是,当近代中国因技术落后而挨打时,我们却将这种历史被动归咎于文化落后,文化成为近代中国推卸历史责任的借口和推行政治主张的手段。帝制强大时,要求文化服从于政权,是文化的实用主义;国家衰落时,却又利用文化推动革新,是文化的激进主义。百余年来中国文化运动、文化革命,没有能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在于忽略了文化自身的延续性、传承性、自觉性,没有意识到文化需要现实超越,更没有尊重文化的自立、自足、自主。近代中国产生于赶超状态中的文化判断依据,有样板可以遵循,有目标可以追求,使得我们能够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走完其他国家漫长的探索之路。但当我们实现民族独立、经济发展之后,当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环顾四周,再没有可资参照的发展标准,也没有可资遵循的现成道路,我们必须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这就要求我们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不再将文化建设作为手段,而是将文化建设作为目标,推动中国文化的自立。按照文化的规律建设文化,既要能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不拘格套,鼓励创新,容纳不同,不抱残守缺;又要能百花齐放,姹紫嫣红,鼓励个性,提倡差异,不排斥异己,以文化传统为积淀,以价值导向为要求,以引领思潮为方向,以雅俗共赏为旨趣,推动中国文化的历史超越,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成为中国赢得世界尊重的道德推力。2.论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答:从晚明开始,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已经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但毕竟仍没有突破君主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的笼罩。所以,当鸦片战争的结局带给中国丧权与屈辱的同时,在中国人民面前展示了完全不熟悉的近代文化。尽管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的观念,但这种外来文化的先进性,终究还是会逐渐为一些人所见识。由此便产生了一些长期不易化解的矛盾与困惑。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其基本含义是指中国文化由古代转化到近代。具体来说,是由基本封闭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联系的,定孔子与儒学为一尊的,压抑个性的古代文化,转变为开放式的,与近代民主制度相联系的,自由与兼容的,鼓励个性发展的近代文化。对于像中国这样有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这个转化过程是相当长期和复杂的。我认为,在中国,这个由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我将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作为考察范围。因为,我觉得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民族觉醒经历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这一点,在学术界已有很高程度的共识。再则,新文化运动在一些最基本的方面,为中国的现代发展开辟了道路。例如,倡导开放的文化观念;传播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强调自由和民主的落实,并将其与个性解放紧密结合起来,等等。可以说,中国文化基本上是沿着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方向继续前进的。所以,尽管中国的文化转型仍在继续,但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一个相对完整的阶段。新文化运动在个性主义的问题上,有三点重要的贡献:第一,提出了对个性主义的清晰的界定:一是必须有个人意志自由;二是必须个人承担责任。前者同一切奴隶主义划清界限;后者则同任何自我放纵、为所欲为的
本文标题:20153月东北师大中国文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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