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时间：2004年11月09日一、“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分歧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看法上，中、西学者的观点基本是相反的。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已经“中国化”了。西方学者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倾向于把以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看成是“被儒学思想方法的同化”。这种观点以费正清、列文森、罗兹曼等汉学家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只是儒学传统思想的改头换面的延续。列文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看作只是“井田制的翻版”，“中国共产主义者撰写的历史似乎持的都是非儒学的态度，而实际上，又似乎只能把它理解为对儒学的继承。”[1]而作为研究现代化的“新文化学派”的著名代表罗兹曼则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的政策加强了儒学遗产的种种因素……中国共产主义者攻击许多传统，但最终却依赖于集体主义、家族中心的、公社取向的、裙带关系的和个人化的极端联合。”[2]西方人象这样的评论很多。另一条思路是，一些美籍华裔学者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一致性，比如有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类似[3]，有的强调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唯科学主义”立场上的相似[4]，等等。汉学家与华裔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汉学家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有区别，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是产生于西方的思想，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却是儒学思想的继承或延续；华裔学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本来就与儒学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发展了那些与儒学传统相符合的因素。汉学家与华裔学者的这种对立，实际上意味着他们之间的一种相互否定。但他们却有着重要的一致性，即都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中国化”的了，没有必要再“中国化”了。国内学者的见解与此相反，主流是呼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内相关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宣传性的文章和论著，强调“中国化”是为了强调中共领袖思想的重要，并没有涉及学术争论。另一类则是学术性的。学术性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相互争议的观点。尤其是在90年代初中期，中国学术界经历了“东亚热”的讨论，它是伴随着“中国化”呼吁的，其间的许多学术会议和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条主义的教训，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因此需要进一步“中国化”。怎样“中国化”?有的学者提出“寻找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有的提出“中、西、马大融合”的建议，也有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下进行自己的解释。比如，有的学者论证“中国化”的途径是利用“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包含着对儒学传统思想的怀恋，有的学者甚至进一步提出：如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如干脆“用儒学替代马克思主义作为过渡时期的意识形态”。以上说明，关于“中国化”的观点十分复杂。西方汉学家与华裔学者之间有分歧，国内学者之间的观点也不统一。为什么出现这样多的分歧?有两个原因可能是主要的：其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体系的复杂性。西方学者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儒学，是在强调它的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因素；而在当前的经济转型中，一些中国学者呼吁“中国化”，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简单地等同于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历史发展阶段论，社会主义只是在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后才有可能。这些分歧主要源于对马克思的不同理解，只说明了马克思的思想的复杂性，而“马克思主义”则包括一系列经典思想家，其复杂性就更是不言而喻了。其二，实践的复杂性。任何社会历史的运动都包含着许多侧面，为不同角度的观察者提供不同的图象。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的“反封”政治运动，又包含着许多封建主义因素的发展(比如“忠字舞”等)。一个是理论的复杂性，一个是实践的复杂性，它们有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自然为不同的见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一个新的视野要解决“中国化”研究中的问题与分歧，我们需要有个宏观视野上的转变，就是说要获得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现代化”。现代化视野是一个长程历史的视野。只有把各种理论与实际现象放在这个视野中考察，我们才能够深入认识它们。这一新的视野首先使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思想的一致性。在反对封建主义上，它与启蒙现代思想是密切的战友。“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公正”等，这些都是启蒙的口号，被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继承，包括计划经济时代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继承了这些口号，甚至连作为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按劳分配”口号也是在西欧启蒙运动时提出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往人们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启蒙现代思想的否定，误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很快会从人类历史上消亡，这是历史视野狭隘的错误。这种狭隘的视野由20世纪前半期世界历史发展的各种复杂情势所造成，由二战结束后世界冷战格局所强化。在冷战格局解体后，许多西方学者探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一致性。不管怎样，这种学术趋势说明人们在寻求把不同学说放在广阔历史中理解。人类各种思想体系的对立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们都是对运动着的复杂社会现象的阶段性、局部性把握，因此，社会科学的各种学说，既有分歧又有共见。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思想、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有重要的区别，并且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不能一概而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思想，都是现代社会的理论，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在反对封建主义专制、家长制统治、传统的集权官僚政治、宗教迷信及愚昧、压迫、不劳而食方面，在提倡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理性、普遍主义原则等与现代社会密切相关的价值观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思想是一致的。同时，新的视野还使我们看到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联系，尤其是看到曾经引起争论的两个阶段(即解放后“前30年”与“后20年”)之间的连续性。解放后的前30年，中国在经济体制上引进了计划模式，在思想上走向教条主义，在社会生活上导致运动化和人对人的迫害，这些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至今仍然在社会各个层面留下深刻的痕迹；而“后20年”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这也是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这仅仅是历史现象的一部分，如果只根据这一部分现象来看问题，会导致一系列的认识错误。只有从现代化的长程视野出发，我们才能对“前30年”、“后20年”作出准确的评价。“前30年”，我们的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包括封建主义思想和制度结构。马克思主义在摧毁各种封建主义关系，比如土地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家族血缘团体、小宗派团体、私情关系团体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于“前30年”，不仅要从经济方面评价，还要放在反封建主义的大背景下来评价。这样，我们会认识到，尽管“前30年”在经济上失误太多，但它粉碎了封建主义的一些结构，松散了社会土壤，为“后20年”的发展留下了某些动力。“后20年”，深层的历史任务也是反对封建主义。改革以来形成的多种所有制共存的局面，一方面创造了经济增长动力，另一方面封建主义在许多地方复辟了或者巩固和加强了。比如，官僚主义作风、官本位价值观、官商勾结、家族网络、重人情关系而不讲原则等封建主义的因素，在近年来明显地突出了。这些问题将会影响下一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这就是说，“后20年”与“前30年”一样，都有一个反对封建主义的重要任务。新的视野展示的上述两个一致性是紧密联系的。一是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思想的一致性，一是我国解放后不同历史阶段的反对封建主义任务的一致性。对这两个一致性的认识，是我们获得“中国化”的准确定位的前提。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现代化的长程历史视野使我们认识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化”定位上出现的偏差。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首先，在政治经济的层面上，解放后在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失误，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中的唯物史观的历史阶段论而选择了它里面包含的“超越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在处处是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十分弱小的情况下，中国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因素。然而，中国却错误地引进了计划经济模式，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一起反对，没有搞清楚自己的盟友和敌人。这种教条主义路线在“文革”时期发展到高潮。“文革”的口号是反对“封、资、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马克思主义抛弃了与启蒙现代思想的联盟，孤军奋战，既无进路又无退路，只有死守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情况带来的影响直到今日尚未完全清除。理论界至今对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这样的概念的理解一直模模糊糊，认识不到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现实表现形态。比如：雅可布、布罗代尔把中国古代的官僚控制的经济也看作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不同形态，有东南亚裙带关系的资本主义、拉丁美洲封建土地关系的资本主义、中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旧政治精英垄断的资本主义等。这些形态都既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也不是韦伯所说的“理性的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物。在这个混合中，封建主义因素不断地吸收新的营养，不断地再生产，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种种病态。中国的封建主义与西欧当年的封建主义不同。西欧的封建主义以缺乏中央集权的多元结构为特征，而中国的封建主义却是以集权官僚政治为特征。“前30年”计划经济模式的推行，客观上加强了这种传统。把原来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封建家族式的、官商勾结的等形式等经济结构，转变成国家与集体单一所有制的结构，等于是比中国历史上更进一步地否定了“个人”的作用。不仅导致经济上的失败，也引起政治上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文革”前一直高举“反封”，而西方学者却坚定地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等同与“儒学思想”的原因。同所有落后国家一样，中国封建主义势力非常强大牢固。在这样的条件下，否定资本主义只能是在帮助封建主义。如果说王明的教条主义的特点是硬搬马克思主义的书本教条，而“文化大革命”的教条主义的特点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口号的伪装下复辟封建主义。出现这种情况，是抛弃了启蒙现代思想、忽视充分发展与利用资本主义的重要性的结果。其次，从社会结构变迁的层面上看，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传统社会的结构网络是“共同体”，是血缘的(家族)、地缘的(同乡)、情感的(宗教的、私情的)等原始团体所组成的。只有传统共同体的凝聚力弱化，一个社会才能够转变成法律理性型的现代社会。马克思主义显然是摧毁传统社会的结构网络的巨大力量。前面已经提到，“前30年”的努力，不仅使农村旧的土地关系荡然无存，也摧毁了几千年历史上一直牢不可破的宗法血缘关系网络，传播了普遍主义的价值观。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虽然扫荡了旧的组织结构，却没有提供新的组织结构。在农村，我们组织了“人民公社”，现在看来它实在是一个不伦不类的组织，与马克思说的“联合体”没有什么关系，更象是所谓具有“先天社会主义”特点的俄国原始村社制度与中国旧官僚体制的一个混合物，自然不会有生命力；在城市，“前30年”也没有创造出新的组织结构，红卫兵的组织是短命的，留下的只是派性仇恨；各个机关、单位的“小社会”(“小而全”)的发展，是一种向迪尔凯姆所说的“环节社会”的倒退；国营企业由于大面积扩展，使它失去了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或“火车头”的角色，变成了以平均主义观念为主导的共同体性质的单位。总之，在“前30年”，马克思主义摧毁了许多旧的社会组织结构，却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在改革以前，由于强大的政治控制与意识形态压力，各种旧的组织结构不能生存，但在改革以后，随着强制性力量的放松，各种已经消失的封建主义组织结构和网络重新复活，比如，宗族血缘结构、地源结构(包括老乡、同学)、种族主义、各种迷信团体、官本位的庇护—被庇护的结构、黑社会组织、气功崇拜团体、赌博团伙，等。各种各样原始的、封建主义的、低级愚昧的组织结构和网络的复活，导致普遍主义价值观的衰落，严重阻碍着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建立。从目前社会组织层面看，不同的组织结构共存，许多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