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1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当代特点研究摘要：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已深入人心，大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前进方向，小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而作为一名21世纪的大学生来说，不论是对人生理想的实现，还是在实现理想过程中的日常实践。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它是我们构建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的现实基础。其他任何理论都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影响相比，无论是西方自由主义，还是儒学或是什么宗教都不能够充当这一重任。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在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仍不可或缺，仍有其重要的适用性。本文首先综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及其在社会发展、发展方向选择、实践等方面的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然后分别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特点、马克思主义思想时代化特点及大众化特点三个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重要性，以及今后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深入、广泛而持久地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关键词：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重要性；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影响；深入；推进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总结概括其基本经验，并形成规律性认识，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现实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自从产生以来，在世界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它不仅使人类的很大一部分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方向，而且，它对资本主义严重弊端的深刻批判从反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整，使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明显增长，大大提升了整个世界的文明水平。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而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人民富裕幸福的基本条件。假如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分裂，我们国家就会陷入混乱，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无法进行，人民利益就要受到严重损害。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现实政治也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理论，是经过长期的历史选择。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拯救民族的危亡，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曾前赴后继，进行了几次大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与辛亥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实践证明，无论是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不能救中国。中国人同俄国人一样，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各种各样的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人民做出的郑重历史选择。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新。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80多年的奋斗历史，反复证明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理论都带有根本性，理论建设都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理论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就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取得胜利和发展；理论错了，路线、方针、政策也随之而错，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将遭致挫折和失败。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内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懂得马克思3主义创始人反复教导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孟什维克的策略，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就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认为俄国武装攻打大城市，中国也应走这条道路。另一种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始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创性贡献。他紧紧抓住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主题，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并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证明：中国人在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前，革命不免遭致失败；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没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也还是不免遭致失败；而一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则无往而不胜。建国以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比较好地完成了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后来在长达2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之所以先后发生了“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重大失误，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也是出自理论。如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混淆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界限的所谓“大过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等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着手解决的也是理论问题。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探索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条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即主线，与时俱进地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重中之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关系党和4国家的方向、前途命运。实施理论工程，首先要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们党在80多年奋斗历程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最珍贵的理论财富。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源头与活水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丢老祖宗，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了解和熟悉马克思主义，为此要切实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讲出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不断创新理论，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坚持是发展的前提，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发展是坚持的条件，不发展就坚持不住。“工程”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及解决对策，如“三农问题”、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地区差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腐败问题等等。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特点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也就是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上个世纪20年代，苏联给列宁主义下定义，出现过两种意见，一种强调俄国性，一种强调时代性，展开了一场争论。斯大林强调时代性，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比较起来，斯大林的概括眼界更高、更开阔。单提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把列宁主义的意义给限制了。列宁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出现了帝国主义，出现了世界战争，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些都是马克思的时代所没有的。列宁看到了世界的变化，看到了这个变化下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发展，因此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俄国条件下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没有这一条，也没有列宁主义。对列宁主5义的定义，应该既看到时代的变化，又看到马克思主义同俄国情况、俄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应该把这两点都突出出来。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这是一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能不能够、善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当然，那时提中国化，强调了民族性、地域性，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因为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主题还没有变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我们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的时候，情况不同了，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和平，一个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或者说，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单讲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不够的。党的十四大报告评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说：“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讲了当代化和民族化两个方面。“时代特征”这几个字写上去是很重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实际”前面加个“当代”也非常重要。这个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提法，成了规范的提法，已经写进十五大和十六大党章。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次会议，改组了党中央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层，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实际上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从失败转向胜利准备了条件。但是，这个确立只是开始，到完成还要有一个过程。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会议以后才逐步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这条路线又受到从共产国际回国的王明从右的方面的干扰。直到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克服了这个干扰，才完全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和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就是由毛泽东同志来做的。在这个报告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那一节里，毛泽东同志鲜明地提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6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由来已久。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实际上就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个进程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它的许多先驱者，它在政治上、理论上的许多代表人物。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同志，最主要的代表著作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这篇《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但是，这个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正确倾向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和发展着另外一种倾向，就是不了解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不了解必须依靠群众独立自主地找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是脱离中国实际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句当作教条，盲目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决议和从国外来的指示。这后一种倾向一再给中国革命造成损失，危害最长最严重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先是“左”倾后又转为右倾的教条主义。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得到普遍的赞成，启动了全党克服教条主义思想的自觉。1939年《共产党人》杂志创刊，毛泽东同志撰写发刊词，总结建党以来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提出和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原则。1940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中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