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第十三章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繁荣兴盛

第十三章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繁荣兴盛第一节唐前期的经济与政治一、唐统一与均田制的继续推行1、唐朝的建立建立唐朝的李渊，出身关陇贵族，自称七世祖为（十六国时期的）西凉武昭王李暠（陇西狄道，今临洮世族）。渊祖父虎，助宇文泰建国，为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唐国公。父昺，隋柱国大将军、安州总管。渊七岁袭爵，隋末任太原留守。在各地农民军已严重动摇隋王朝统治之际，李渊集团为救亡图存，不失时机地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六月起兵，十一月攻占长安，奉隋代王侑为傀儡皇帝，自任大丞相。次年三月，炀帝于江都被杀；五月，李渊即废侑建唐。李渊世代官僚贵族，有丰富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经验。他针对隋末农民军主要反抗炀帝暴政之情状，一入长安就效法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与民“约法十二条”，废除了惨刻的《大业律》，并且注意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唐军所过之处减免租赋一至三年，深得农民群众拥护。他还注意笼络地方豪强，“豪俊随才授任：口询功能，手注官职，一日千余人”。[1]李渊集团迅速壮大，李渊自称：“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凑，赴者如归。”[2]李渊建唐后，全国各地还在进行激烈的兼并战争，隋末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残暴的旧王朝，还需建立一个相对开明的新王朝，以调整封建生产关系，使起义农民在斗争中获得的土地和人身权益得到确认和保障。李渊顺应这一历史发展趋势，积极开展统一全国的兼并战争。2、唐朝的统一李渊采取先巩固后方，再图进取的稳健方针：在镇压与瓦解关中各路农民军后，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由世民率军击灭割据金城的薛仁杲，奄有陇西全境；次年，又利用河西内部矛盾颠覆了凉州李轨政权；三年，世民率军反击并消灭了攻占太原的刘武周（驻马邑，曾被突厥封为定杨可汗；败逃突厥被杀。）。至此，李渊集团基本解除了后顾之忧，开始全力进取中原。武德三年秋，李世民率军东向，攻击割据洛阳的王世充（李密已于武德元年降唐），次年击溃了前来援郑的窦建德河北农民军，进而逼降世充。其后建德余部刘黑闼再度起兵，被李建成率军击灭。至此，唐又奄有中原大地。武德四年，唐将李孝恭、李靖率军自夔州（今四川奉节）顺江东下，攻占江陵，消灭了割据两湖的萧铣；次年又击灭了江西林士弘楚政权；七年，镇压了辅公祏江淮农民军（杜伏威已至长安封吴王、尚书令，因辅公祏借其名起兵而“暴崩”）。至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又派兵击灭了割据朔方的梁师都（隋改夏州为朔方郡，治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突厥封“解事天子”）。至此，除周边少数族政权外，基本统一了全国。2、均田制的继续推行在隋末农民起义进一步冲击了高门世族，导致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继续减轻的历史前提下，唐政府不失时机地继续颁行了均田、租庸调制。隋末农民起义导致偶然的众多的世族庄园“通庄并溃”[3]，加之大量私家与国家佃农摆脱了束缚，占地自种，均田已成为客观历史事实。唐统一后，实际控制的人口较前代锐减，贞观年间，户不满三百万，仅及盛隋三分之一；而大量荒闲田地普遍存在。杨玄感与樊子盖书：“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这又为政府推行均田制提供了有利条件。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调法”[4]。其后又屡经修订补充，成为一相当严密的土地制度。国家每年一造计帐（户籍底稿），三年一造户籍。在编制计帐以前，须由户主写出“手实”，说明家庭成员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健康状况、土地数量及四至位置、户等。手实写成后，由里正清查核实，上报乡、县，据以填写来年应负担的课役，即成计帐。然后由县汇总至州，最后总集于户部。授田的基本原则是：“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居狭乡者听其从宽（“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居远者听其从近，居轻役之地者听其从重”。[5]唐均田制关于土地授受及所有权的具体规定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A、对百姓授田的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天宝三年以前，十六至二十为中男），授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笃疾、废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这些人如为户主，则受口分田三十亩、永业田二十亩。杂户同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减半。道士、和尚受田三十亩，尼姑、女冠二十亩。一般妇女、部曲、奴婢均不受田。B、对贵族官僚授田的规定：亲王下及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下及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下及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至六十亩。各级官僚和官府，还有职分田和公廨田。C、对土地所有权和买卖的规定：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买卖，实际上为私有土地。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可以买卖永业田；迁往宽乡和充作园宅、邸店、碾碨的，并可买卖口分田。买入的田地不能超过应受田限额。职分田和公廨田一律不准买卖。以土地授受的规定为依据，唐政府颁行租庸调法：丁男年纳租二石；纳调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丁年服役二十天，不役者日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3、唐均田制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唐均田制和前代相比，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受田对象有所不同：增加了杂户、官户、工商业者和僧道，而取消了一般妇女、一般奴婢和耕牛。这主要因为随着世族地主的没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原来作为奴婢的杂户、官户和受歧视的工商业者社会地位上升，而世族地主的奴婢、耕牛不断减少，大批私家佃农经过斗争实际上已获得了自由；同时李唐政权也有意顺应历史趋势，承认小生产者的实际地位和削弱世族的经济势力。僧道寺观的土地自隋代以来不断扩张发展，唐政权顺水推舟，承认其合法地位。至于妇女，随着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减轻、劳动生产率提高，已逐渐从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隋代妇女赋役已不断减少；唐初妇女无役，也就不再受田。其次，土地买卖的限制明显松弛。北魏均田令规定仅桑田麻田可以买卖；北齐露田虽有买卖，但为法律所不容；唐代则口分田也允许有条件地买卖。这是因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庶族地主的兴起，如同世族地主的没落一样，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唐政权不得不顺应这一趋势。第三，输庸代役成为定制。缴纳实物以减免徭役，自隋代已实行，唐代则成为普遍的制度。这是因为随着人身依附关系的减轻，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进化已成为必然趋势。唐代均田制的历史意义，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探讨：首先，顺应了世族所有制向庶族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趋势，促进了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减轻，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使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次，扩大了作为国家编户的均田农民的数量，使唐政权有可能以较轻的赋税征发获得大量的人力物力，从而使中央集权获得雄厚的经济支持，导致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繁荣昌盛。第三，扩大了耕地面积。一方面，允许丁男占地百亩的规定使农民得以合法开垦荒地；另一方面，唐均田令中听狭从宽的规定鼓励了生产者从地狭人稠的地区大批涌向荒闲、边远区域，从而为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天地。贞观至天宝间新置了不少边远县，即为明显反映。思考题：试分析唐均田制的内容、特点及历史意义。二、政治制度的继续改革1、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唐初尤其是太宗时期，继续加强并逐步完善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在中央，唐继承了隋代的三省六部制度。中书省掌拟军国政令，为决策机构。设中书令二人，侍郎二人。隋称内史省，避坚父忠讳。门下省掌审核中书所拟诏敕，为审议机构。设侍中二人，侍郎二人。隋称侍中为纳言。尚书省掌奉行诏敕，总理全国行政事务，为执行机构。长官为尚书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因太宗曾任尚书令，故后不实授，而以左、右仆射为最高长官。尚书省下设吏、户（隋称度支，又改民）、礼、兵、刑（隋都官后改刑）、工六部。（各部尚书一人，侍郎一至二人）鉴于隋炀帝暴政导致国祚中绝，唐初统治集团皇帝的专制特权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不但诏敕须经中书草拟、门下封驳，还创立了宰相共同议事的政事堂制。唐初除三省长官即中书令、侍中、左·右仆射皆为宰相外，皇帝还指定一些品位较低的官员参与决策，例加“同中书门下”等名号，亦为宰相。地方上，改隋炀帝郡县两级制为州县两级制（玄宗一度改州为郡），州、县设刺史、县令。边州初期曾设总管兼理军民，武德后期改都督。贞观初年，并省了一些州县，十年（636）分天下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但主要依据山河地势划分，并非行政区域。至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改为十五道：山南、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均分东西二道。每道常设采访使，并不时派遣巡察、按察等使。道成为州上的行政机构。县下设乡，乡下设里。里是最基层的政权单位，设里正一人，辖户一百，负责对人民进行直接具体的统治管理。2、府兵制度的完善唐府兵制沿自隋代，但组织更为严密，与均田制的关系也更适应，成为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兵农合一、定期番卫的征兵制度。武德中，设十二军，军下有坊，置坊主一人，“检查户口，劝课农桑”[6]。贞观中，改设军府（又名兵府、折冲府），府置折冲都尉与左、右果毅都尉（别将）各一人。府兵由军府从所在地“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7]中挑选。征兵原则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8]三年一选，二十一岁入军，六十岁老免（先天时二十五入军，五十老免）。服役期免本身租调，但大部分戎具、军粮要自备。府兵平常轮流到京师宿卫，称“番上”；遇有战事也到别处征防。唐府兵制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则。全国最多曾置六百三十四府；而关中二百六十一，且将帅最优，训练最精，装备最良，故有“举天下不敌关中”之喻。3、科举制度的改进唐继承了隋科举制并作了补充与改进。《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但唐制更详于隋。唐科举制分常举和制举两大类：常举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多科，其中明经、进士二科最为重要。明经以帖经为主，兼及经义、时务；进士以诗赋为主，兼及帖经、时务。由于进士远较明经难考，故时人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9]进士考中即仕途宽广，且社会名望极高，“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10]以故学子趋之若鹜，至有老死考场，亦无所恨。赵嘏诗：“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11]无庸讳言，进士科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端：由于过于丰厚的酬报引发全社会大批士子参考，白白地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而随着中晚唐官场贿赂公行，有才之士往往被排斥于登科之门。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科目多临时设置，时间亦无定准，往往于急于求贤时开设。所收人数虽少，影响却很大。就比重而言，在科举中不占主要地位。唐科举制对庶族地主和一般均田农民均开放，在法律上并无高下之分，从而彻底打破了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士的陈腐观念。宋元以后的历代科举，主要继承唐代进士科，连状元、探花（唐代非第三名）等名称也沿袭下来。4、唐律的修订唐朝法律和隋朝一样，分律、令、格、式四大部类。律为一般的刑法条文，令是对各项制度的规定，格是有关禁违事宜的零散规定（原为敕文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唐六典》卷6《刑部》：“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律令格式构成当时一套完整的法制系统。目前唐律尚存，其他三类久佚，敦煌遗书中有《职官令》、《刑部格》、《水部式》等残卷。日本学者仁井田陞曾从上百种中日古籍中辑出《唐令拾遗》共715条。唐高祖时，曾屡次修律。“其篇目一准开皇之律，刑名之制，又亦略同”。贞观时，房玄龄、长孙无忌等又加修订，并于十一年（637）颁行全国。高宗永徽年间，再命长孙无忌加以疏释，成《唐律疏议》三十卷，是至今保存完整的一部我国古代法典。唐律共五百○二条，分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十二篇。刑名有笞刑五等、杖刑五等、徒刑五等、流刑三等、死刑二等，共计二十等。唐律首先体现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精神。它一方面规定对“谋反”、“大逆”者处以极刑，另一方面又规定贵族官僚除“十恶”外均可议请减免。为了强化国家权力，催驱赋役，还规定了对不按期缴纳租庸调、脱漏户口、谎报年龄的，乃至私自出家的，均要处以不同程度的刑罚。其次，唐律也有顺应历史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