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打铁还需自身硬”--解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学时)

17“打铁还需自身硬”--解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学时）前言围绕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从严治党的一系列论述，和大家交流一下学习体会和认识。“全面从严治党”与其他的三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构成了当前“四个全面”的总体战略布局。从领导、组织、政治上讲，全面从严治党起到的是保证作用。所以，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四个全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四个全面”总体战略部署中，又具备一个比较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为什么现在要提全面从严治党。第二，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全面从严治党，主要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第三，全面从严治党的途径是什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把工作做得更好。一、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提倡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阐述。第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总体战略部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和基本保证条件；第二，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党目前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必然要求；第三，全面从严治党，是总结党自身发展历史经验的一个必然结论；第四，全面从严治党，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个紧迫任务。（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总体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保证就“四个全面”的内容来讲，无论是建成小康社会，还是改革、依法治国、治党，都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但是把“四个全面”作为一个总体部署的确是今天提出来的，是一个全新的东西，那么它新在哪？为什么今天要提“四个全面”？四者之间是怎样的逻辑关系和历史既定关系呢？小康社会的概念是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当时实际上指的是一个经济指标，或者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翻一番；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即200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实现小康；第三步是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时讲的人均800美元的小康，实际上我们已经在上世纪末如期实现了。但是正如党的十六大所讲，回过头来看，我们实现的小康不是一个合格的小康，一是不够全面。所谓不全面，即虽然人均达到了800美元，但它是人均值，有些人远远超过了这个指标，但是大部分人还处在贫困线上。地区间、行业间、城乡间，以及社会各群体之间存在不均衡、不平衡。二是不平衡。我们在经济上虽然达到了人均800美元，但是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各方面，并没有跟经济发展同步提升。比如生态；社会保障问题、社会就业问题、社会分配公正的问题等，大量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实现小康。所谓全面，一方面是能够覆盖十几亿人口，让大家共同富裕的小康；第二个方面是能够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同步发展、相互协调的小康。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放在了2020年，即本世纪前20年要达到全面小康的目标。为了实现这样的小康，首先，我们要转变发展理念，不能仅仅把发展放在经济指标上，或者仅仅满足于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十六大以后，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人为本，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在提出来10年后我们明显地看到了它起到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很多地方讲的是科学发展观，但事实上并不是按科学发展观去发展。问题出在哪里？其实，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的问题。比如，要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这中间就会涉及到分配制度的问题；要解决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就涉及到文化体制的问题；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涉及到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只从发展的角度着手，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它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因为发展到一定时候往往容易受到体制框架的约束，所以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通过改革为发展铺平道路、扫除障碍，才能有进一步更好地发展。有人说中国30多年一直在讲改革，为什么没有解决发展中的这些问题？原因就在于随着改革的深化，改革本身所面临的问题也在变化。中国最早的改革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改，农村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实现大包干，是一块一块地来。但是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抓住一块就能推进了，因为今天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到了攻坚阶段，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它涉及到大量的深层次问题。再一个，现在改革之间的关联度越来越强。比如我们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势必意味着政府要放权，而政府放权势必意味着要转变政府职能，转变职能意味着机构要改革，那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如要发展文化产业，就要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局，在此情况下，改革就必须是全面的改革。三中全会将改革的总目标定位在“实现国家治理水平、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实际上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向现代化迈进；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各方面的现代化，改革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就会涉及国家治理的问题。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以及管理人员、管理部门、管理水平能否适应现代化发展，归结到一起，就形成了改革的总体目标。改革的总体目标要求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单方面突进改革措施已经不能在总体上提高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了。伴随着改革的推进，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即要按照怎样的规则改革？如今的改革跟改革初期不同。比如改革初期农村施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人提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当时的宪法是在文革时期修改的。邓小平同志有一句话让大家印象很深刻，他说“违反宪法，把宪法修改一下不就行了嘛”。那时候它是破冰的那么一个阶段，所以改革的很多东西跟法本身是不相融的，因为法是过去形成的，这种情况下就要先改革，然后再修改法。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处在先改革再修改法的状态，那样会造成混乱，特别是在今天，一边提倡法治，一边改革、违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么改革要拿什么作保证？按什么规则改革？改革中涉及的很多问题，按照什么规则来处理？比如，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果没有法治为民主作保障，是会搞乱的。无论南美也好、非洲也好，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搞民主，搞到现在还没缓过来，搞乱了。所以邓小平很早就提出民主必须跟法治统一起来，必须以法治作保障。其他方面的改革也是如此。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伊始就谈民主法制，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依法治国作为一个基本治国方略。但是为何施行了多年的法治，到现在我们的法治并没能如我们所愿真正为改革、为发展起到完全的保证作用？为什么现实中“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权大于法、言大于法”等现象屡屡发生？在人大会议上，吴邦国曾经宣布说，“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当时理论界还有一些争议，因为邓小平同志当时讲，在下个世纪的前十年，我们一定要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到十年了，人大宣布，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以宪法为核心的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有了这样的法律体系，为什么法律依然不能很好地得到贯彻？为什么在现实中还会出现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情况？现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法治问题，绝不仅仅是有几个法律条文或是有几个明确的法规就叫法治。这涉及到如何保证法的贯彻，保证法在执行中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以及执法的政府机构、官员、干部等的素质问题，法律意识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法能否得到执行的非常重要的条件。由此可见为保障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就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四中全会，中央提出要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全面加强法治的目标。由此，改革和法治成为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两个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曾经用“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来形容。这讲的一是动力，因为改革要为建成小康社会开辟道路，要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障碍；二是法治，为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制度层面的保障。但是随着现实的推进，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法治，还是改革，都需要人去执行，所以人的状况如何直接决定着工作的效率。作为执政党，党的领导能力，党的干部的整体状况，队伍建设状况，党的作风等，都直接关乎前面这些任务的完成。如何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这两个条件落到实处？首先，就要从治党入手，即要全面治党。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治国必先治党，强调治党必须从严。那么今天为什么提出要全面治党呢？因为如今在党的自身治理、自身建设中，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党建的各个方面的关联性、关联度越来越强，因此解决党的建设问题也必须坚持全面入手，单纯从某一个方面，难以解决。历史上，我们解决党的自身问题是比较单纯的。比如遵义会议是解决党内问题，延安整风也是解决党内问题，确切地说延安整风解决的是党内的思想问题，主要是教条主义。当时解决教条主义的问题比较单纯，因为当时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有很多人，他们都是思想认识问题，或者说是思想方式问题。现在有些问题跟那时候不一样，仅仅通过一个方面是很难解决的。比如，反腐败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首先要加强思想教育，提高道德水平，要有道德底线。其次，党的整体上讲，要有一个良好的党风作为基础，如果作风出了问题，反腐败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再次，要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边，要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另外，在选拔干部方面，要有好的制度、方式、程序。选拔任用干部管理，教育干部是组织建设的问题，要从综合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党的建设问题，必须从顶层设计，光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出一个抓一个”，是抓不完的，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党的建设问题，在各方面的关联度也越来越大，今天，我们提出治党已经不像过去简单的治党理念了，而是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是其他三个全面的保证。无论改革，还是治国，建成小康，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去干，都要靠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党员率领群众去干。党能否治理好，直接关乎这几个方面能否实现。所以，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另外三个全面的保证，同时又是四个全面的组成部分，全面从严治党有自己特殊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二）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党目前面临的问题的必然要求多年来，通过不断探索、推进党的建设，我们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也要非常清醒地看到，党在今天的确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央把这些问题做了各种各样的概括，其中“四个考验、四个危险”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做得最集中的一个概况。“四个考验”包括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变化的考验。所有这些考验，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取决于我们党。“四个危险”，包括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十八大以后，中央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清理出大批的腐败官员，男女老少，各种各样。有一点是一样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因为我们是执政党，是掌权的。1957年，邓小平说：“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今天看来，哪个组织的干部最有资格犯错误，恐怕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最有资格犯大错误，因为手里掌握着权。所以解决考验的问题、危险的问题，归结起来只能从我们党内解决，只能从我们治党的角度来讲，所以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我们党内目前面临的问题的必然要求。（三）全面从严治党是总结我们党历史经验的一个必然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建党至今已经有90多年历史，在这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个经验包括了各方面的经验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从严治党。我们之所以能坚持到今天，能走到今天，这应该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是以纪律严明著称于世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按照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党，而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因为苏共夺权要面对的是当时的执政者，一个远比自己强大很多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党没有一个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