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释与史料实证素养解读

历史解释与史料实证素养解读王加丰历史著作总是要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作出解释。它涉及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也涉及历史知识的性质问题；但它的本质是说明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所以有人说，历史解释的产生，是出于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的探索。一、同一历史事件为什么出现多种多样的解释？影响我们的历史解释的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各种因素往往互相交织，大体上可归纳成几下几大类：1.用唯物史观或用唯心史观来解释历史，会形成极不相同的历史解释。注意二点：（1）19世纪西方主流的历史观是相信有历史发展规律的。如孔德、孔多塞、涂尔干这些社会学的奠基人，及英国辉格党式的历史观。但二战后，西方主流的历史观大体上放弃了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探索和追求。（2）至少是二战以来，西方主流的历史学家公开主张英雄史观的人已经很少。2、不同的利益考量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立场，或者说不同的阶级、民族、利益集团的立场或价值观，是造成历史解释多样化的基本原因。3、方法论意义上的视角的差异造成不同的历史解释。所谓方法论意义上的“视角”指与利益关系或意识形态无关或关系不大，仅指看问题的角度。必须注意，方法论意义上的“角度”涉及广泛的内容。比如，晁福林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孟子所说的舜的“腐败”问题，即舜帮助犯杀人罪的父亲逃走避祸及封恶行昭著的弟弟“象”为君。晃福林反对孟子的见解，认为舜的时代主要还是原始社会的传统占优势，舜的处置方式是符合原始社会的传统的，而孟子的批评是从国家出现后的标准出发的。4、史料缺失、对史实过程不清楚，造成对历史事件的错误解释。二、历史是可以认识的•近代以来，或者说从17世纪笛卡尔的怀疑论到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西方哲学不断地对历史的科学性提出责难，否定历史的知识地位，把历史与文学等量齐观。•但长期来，否定历史知识可靠性的基本观点实际上没有多大变化，其强调的是记事者可能是片面的，而历史学家在研究和撰写历史著作时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客观，肯定要掺进自己的主观愿望。这种观点在当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特别强烈，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怀特（《元史学》）。肯定历史知识的科学性的人并不否认这种指责，但他们认为这并不妨碍历史知识的可靠性：维柯在18世纪初写成的《新科学》中提出：“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19世纪时，德国的德罗伊森（Droysen,1808-1884）强调指出：历史认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历史材料里面所表现出的前人言行，与我们今日的言行性质上是根本相类似的。”可以从三个方面看这个问题：•作为历史认识对象的客体是过去人类行为的结果，所以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都具有人的本质乃至人的本性，使历史认识主体和客体的相互沟通或理解成为可能。•作为历史认识对象的过去与今天的我们的关系，实际上是社会历史的“生命”或人类过去的生命与今天的生命之间的关系。•我们所说的历史发展规律，其实就是人的行动的规律，它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都是人的各种基本活动的表现。但当我们肯定历史是可以认识的时候，必须明白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面对的是完全独立于人类的客体，而历史认识的对象（客体）是人类的过去，在这里认识主体与被认识的客体是同质的，这是历史认识或历史解释的特点。这种区别，决定了历史知识有较为不确定的性质。三、影响历史知识的可靠性的因素1.历史知识掺合着历史认识者或解释者的主观因素，从提出研究的问题到得出结论都是这样。但要注意：强调客观地看待历史现象，不意味着你不使用自己的人生经验，这是不可能的。真正科学的态度是：必须更多地利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卡西尔说：“毫无疑问，伟大历史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在于他的个人经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深刻性和强烈性。”“如果历史学家成功地忘却了他的个人生活，那他就会由此而达不到更高的客观性。相反，他就会使自己无权作为一切历史思想的工具。如果我熄灭了我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光，就不可能观看也不可能判断其他人的经验。”2、人认识历史的条件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历史进入我们的视野主要是靠某些历史遗存，很多重要的史料可能已经消失了；•即使我们拥有关于某一历史事件的丰富资料，不同的人对其掌握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人的任何认识都要受到时代思潮和时代的认识手段的限制。我们的任何历史著作，都产生于“历史事实的信息进入到我们的观念中，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中；是主体的陈述包含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的信息，而不是主体的陈述就是历史事实本身。”（张耕华）3、人文学科的认识特点决定了历史解释或多或少是“不全面”的，上述立场的、时代的、个人的差异都说明了这一点。恩格斯说：历史认识只能“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四、如何对待多种多样的历史解释？1.先辨别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历史事件的不同：是民族的或国家的、阶级的或意识形态的立场造成的，还是由于掌握的史料不一样、学科切入点不同或使用的研究方法不一样造成的。2.真正的学术研究成果总是包含着某种真知灼见，不要事先认定关于历史事件，世界上只有一种解释，其他的都是错误的。有时，多种解释很可能是互相补充的。3.在充分尊重自己辛勤研究的成果或经过自己充分考虑的结论时，要清楚地了解其合理性的界限。4.教科书，特别是中小学的教科书，既要体现政府的意志，又不便过多地介绍有关历史问题的争论，所以只能采用大家认为最合理的一种解释。五、如何使用史料进行论证1、现代史学的史料概念•从文字的角度看，可分为文字资料和非文字资料。文字资料又可分为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前者指档案（包括文字记录，如甲骨文、金文、简帛文书、纸草文书、泥板文书），也指中国历史上的二十四史之类的著作；后者主要指近现代学者写的有关著作。•从物质和非物质的角度看，大体可分为物质史料与非物质史料。物质史料包括文字资料，但相当一部分是非文字资料（其中也有少数文字，如画像的说明，青铜器上的铭文），包括各种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文物，如印制、描绘的图像、雕塑、壁画、古建筑、古遗迹。非物质资料主要指民间口头传说或民间记忆、民风民俗，手工艺制作技巧、重要产品的生产程序等。用文学作品做史料的例子•中国古代史的教材会引用晚明冯梦龙的小说《醒世恒言》中施复发财的故事，说明一个手工者发展成一个资本家的过程。施复是吴江县盛泽镇的一个丝绸机户，开始时，他只是“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但不上十年，已“开起三四十张绸机”，成为“大户”，[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页。]也就是成为资本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在讨论英国18、19世纪买卖妻子的习俗时，除了引用1878年出版的一本叫《时代读本》的书，也引用文学家托马斯·哈代（1840－1928）的一本小说的情节，然后下结论说：“哈代的书和《时代读本》里的这些自负的言词都突出地表明，买卖妻子是一种直接的动产交易。”2、我们如何使用史料：•当你想证实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结论时，你会设法收集尽可能多的史料，但真正使用时会有所选择，挑选过程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你对该历史事件的倾向性观点。•所选用的史料一般是自己认为最典型、最有说服力且又能激起学生兴趣的，具备这些特点的通常是第一手史料或原始资料。•有些人喜欢使用权威的判断。最好先使用一手史料，再使用权威判断。两者同时使用，效果更好。•对第一手史料，也有一个辨别真假或确定其有多少真实性的问题。3、如果发现某个历史结论不符合一些相关的原始资料，可能存在几种情况：•因价值观或判断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不同的时代或不同国家对同一事件的判断常常不一致，我们只要了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就可理解这种不一致产生的原因。•编史者没有看到某些相关的重要史料，或史料本身具有某种不明确性，导致多种解释的产生。这两种情况都是你可能在历史理解上有所发现的时候，所以这样的机会不要轻易放过。六、使用和解释史料的两个例子1、关于“天再旦”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1944年，刘朝阳先生把“天再旦”解释为当时在郑地发生的一次日食，其后的研究者多从此说，只是在推算日食的时间上有不同意见。夏商周断代工程把这一记载作为“推定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之一，确定这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发生在西周郑地的一次日全食。[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版，第24－25页。]简言之，大家基本认定“天再旦”指的是天亮后因发生日食而天转黑，然后再次天亮。但为什么不称日食呢？那是因为有云层或山脉遮蔽的缘故，史官看不见太阳升起和日食，只感觉到天明后转暗，然后重新明亮起来。目前，对这一点作出“最细密”论证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成员之一的刘次沅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这次“天再旦”的发生提出了至少6个不同的时间。另外五个时间分别是公元前926年或公元前903年、公元前966年、公元前925年、公元前919年。•刘次沅提出：通过“考虑到地球自转参数”的不确定性,上述几次日食的发生时间或可视度均不符合“天再旦”的条件，也就是说他提出的前899年是唯一合理的时间。•为了证实“天再旦”的情况是否存在，刘次沅课题组利用1997年3月9日在新疆清晨发生的一次日食,“布网组织了一次群众性的日食天光观测。”有60余人从18个不同地点写出36份报告,证实有天再旦”现象。•王学军则认为“天再旦”与日食无关。他说：刘次沅先生的主要结论是“当c=28～30时，公元前899年4月21日日食导致郑地的天再旦现象”（这里的c是反映地球自转长期变化的参数），但“刘先生将c的取值范围定为31±3，即28～34之间。而当c取30～34时，公元前899年4月21日郑地的日食则难以出现人们观察可见的天再旦现象。因此由c的取值范围来看，即使刘先生的论证完全无误，日食导致‘天再旦于郑’出现的概率也只有1/3。”他接着指出：刘次沅对古代文献的解读也有问题。因为郑地宫殿应当位于离渭河不远的平原地区（今华县县城附近），处于西周两个统治中心镐[hào]京、洛邑之间，很可能临近镐京到洛邑的交通线上。也就是说,当年史官所处的郑地位于平原地区，东西方向视野开阔，不可能出现像阿勒泰那样的情况，即不可能“实际上看不到日食，只是经历了明显的变亮，变暗，再变亮的过程”，所以不可能用“天再旦”这样的措辞来描述日食。王学军的结论是：“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实际上是姬周时代普遍存在的以天象喻人事的象征表达方式，其原始含义与日食无关，而是懿王继共王之后，西周王位第二次在郑地宫殿交接的象征性说法。”百度“天再旦”条目的插图，你们能看懂吗？2、关于罗伯斯庇尔的评价•米涅说罗伯斯庇尔等人是“怀抱强烈统治野心”的人,“道德、人道、人民福利，世上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他们用作进行屠杀的理由”，目的是为了保护独裁统治。•梯也尔称罗伯斯庇尔是一个“骄傲的、嗜血的教主”。•马德兰说罗伯斯庇尔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泰纳咒骂罗伯斯庇尔是“屠夫”、“暴君”。•路易·勃朗驳斥米涅、梯也尔等人的诽谤，对伯斯庇尔的一切都加以颂扬。•饶勒斯全面为罗伯斯庇尔辩护，自称是罗伯斯庇尔的拥护者。•阿尔贝·马蒂埃“把罗伯斯庇尔描绘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贫苦人民的战士，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这些对立的评价并非产生于史料缺乏，而是评价标准不同，关键是认同或不认同罗伯斯庇尔等人的恐怖政策。•我国的教科书曾极为赞赏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对此出现了某种反思。•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时，法国大革命传统史观最后一个强有力的捍卫者索布尔来北京参加一个座谈会，对我国著名的法国史学者张芝联先生说：“中国的史学家都变成了热月党”。恩格斯的评价：•恐怖的实质“是战争措施”，但到1794年初，法国军队“几乎到处都向前推进”，罗伯斯庇尔在内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从那时起，对他来说，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在这年6月26日法军取得弗勒吕斯大捷后，整个比利时都已“拜倒在共和国脚下，因而恐怖就失去了立足之地”。（《